(第一节)乡村审美经验围困城市欲望
一、城乡分离的现实背景
中国在传统上是个农业社会，所以“乡土中国”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人的存在意识和存在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告别了过去的社会，逐渐接受西方当代文明，对于现代化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指出，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也将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非执政党转变为执政党，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共产党由战争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转移到“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城市工作重心上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中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
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①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共产党的大批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引起城市社会生活明显的变化。“在这些人当中，一部分原来生活在城市，参加革命后到了农村，随着革命胜利再回到城市；另一部分原本就是贫苦的农民，如今进入了他们既十分陌生、又感觉新奇的城市，他们以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城市，而城市更以特有的文化氛围改造着他们。”
②城市，对大多数管理者来说，存在着城乡不同的生活习俗与社会理念的冲突，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文化习俗的碰撞。城乡对立是一个客观存在。城市是作为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象征。“高楼大厦、商贸中心、巨幅广告、摩登女郎、股票交易等城市符号，表达了人类社会对现代化的理解。或者也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城市化、商业化的过程。但是喧嚣热闹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它的各种符号——包括城市地图、街区分布、各种标牌明示的场所如商店、饭馆、剧场、咖啡店、酒店以及处理公共事物的政府部门，这些不同的城市符号仿佛都在向你发出邀请和暗示；一方面，城市的这些符号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它以“陌生化”的环境——建筑环境、语言环境、交往环境等拒绝了所有的“城市的他者”。因此，城市以自己的“规则”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暧昧的、所指不明的场所。对于有着强烈的农民文化记忆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对城市的看法一开始就是十分复杂的。城市既是商业文化中心、是行政管理中心、是现代化的表意符号，同时又是引诱享乐、声色犬马、腐败堕落、香风毒雾的所在。”
③对此，城市自身也成了一个矛盾集合体，城市既是高度的现代文明与文化的场所，又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地方。同时，城市与乡村本身也存在矛盾与对立。马克思说：“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它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
①也就是说城乡之间的对立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同时城乡之间有户籍壁垒，1951年公安部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1957年实行了控制户口转移的政策，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其中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出了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出入手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壁垒，不仅在人们的心理、文化与习惯习俗上存在，而且在政策上也有限制。
在此背景之下，城市时代悄然来临。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但是城乡的对立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如何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呢？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曾从政治上做了深入的阐释，“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
②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而且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恩格斯说：“李比希在他论农业化学的着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要求这样做，他在这些着作中的第一个要求总要人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并证明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存在阻碍了这一点的实现。当你看到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更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须有多么巨大的建筑物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致弄臭伦敦全城，--那么你就知道消灭城乡对立的这个空想是具有极实际的基础了。甚至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秽气中喘息至少也有三十年了。另一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只有当有人企图“从现存关系出发”，预先规定一种应该借以来解决现存社会中所特有的某种对立的形式，那才是空想。”
①由此可见，城乡对立以及城乡形成的差别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暂且不讨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我们主要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的经验对城市的渗透，使得城市季风在乡村中心中穿越。
二、城市作为当代小说审美对象的滥觞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一些中小城市的解放，一些作家的目光开始转向城市，他们开始书写城市，把“城市”作为审美的对象。他们书写城市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军事历史、社会交往等城市特征，同时书写城市的非农性、娱乐性、商业性、复杂性等。譬如张家口解放后，艾青激情澎湃地写道：“我们向解放了的城市欢呼/向那些闪光的港口欢呼/向张家口、安东、哈尔滨欢呼/向威海、烟台、大连欢呼/在我们美丽的版图上/一个城市接连着一个城市/像一个花环接连着一个花环/个个花环光焰夺目”
①一些作家不但开始写作城市诗歌，他们也开始写作城市小说。丁克辛的小说《春夜》是较早描写城市市民的小说。这篇小说主要描写城市市民在解放后的正常的爱情生活。小说中，在新婚之夜，女主人公秀兰子回忆了自己在十九岁那年，乞讨到煤矿竟委身于八个矿工，解放后，在妇联的帮助下，嫁给了矿上的劳模，小说在描写秀兰子的感受时写道：“今夜感到那样幸福，感到爱情是那样有力量，感到生命是藏有火花的，感到这春天的夜晚竟是这样迷人。”小说《春夜》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欧阳一、亚君、仑泰等人批评。欧阳一说，“八路军来了，人民得到解放，妇女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空前提高，妇女们和男人们一样有独立的人格，许多妇女都组织起来搞生产，学文化，积极参加选举运动，参加到各级政权里去。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没有被作者重视，倒是像《春夜》秀兰子那样一回事，却被作者有声有色地描写出来，使人感到这是一篇近乎色情文学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是一种不良倾向的萌芽”。
②亚君认为，“这篇作品的表现方法未免过于大胆，过于猎奇了”，是“作者的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在借此发泄”。
③仑泰指出，“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一个女人由十八层地狱的生活翻身过来，骇人听闻的由做八个人的妻，变成过自由富裕的生活，这是值得反映的，作者的确选中了一个好的题材”。仑泰同时又认为作品的主题“想象多于实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浪漫幻想”，运用的是“一种比较陈旧轻浮的表现手法”。
④从欧阳一、亚君、仑泰等人对《春夜》的批判可以看出，人们反而认为小说中描写城市市民正常的爱情生活是“小资产阶级”的不正常的生活，是不健康的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欧阳一、亚君、仑泰等人对于描写城市人正常爱情生活的小说的批判，表现了一些作家虽然已经进入城市，但心里接受的仍然是乡村的经验，他们对城市小资产阶级情绪、情感和生活批判，表现了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小说家对城市现代生活的拒绝，城市仍被认为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在城市文明的背后隐藏着城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一篇文章就表达了自己对城市生活的忧虑与警惕，对乡村生活的赞美，并对当时正热衷于移居都市的青年发出呼吁：“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全是鬼的生活，乡村的生活，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生活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
①苏雪林也曾经指出：“未来主义赞美机械，歌颂现代物质文明，喜于表现骚动、喧嚣、疾驰、冲突、激乱、狂热……未来派文学崇拜“力”与“速度”，好取大工厂、汽车、飞机、暴动、战争、革命，以及一切大流血、大破坏为题材，而都市文学则注意现代都市里繁华、富丽、妖鬼、淫荡、沉湎、享乐、变化、复杂的生活。”
②从苏雪林等作家对城市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他们虽然成为了城市市民，但他们的内心对城市的现代生活是持否定态度的，对城市小说也存在某些偏见。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话最具有代表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1942年5月2日）中说：“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新中国成立后，城市虽然开始成为一些作家的描写对象，但是由于这些作家从乡村寓居城市后，仍然保留乡村的经验，对城市的描写都是在乡村的生活观念、审美经验的烛照下进行的，他们在城市面前，表现出矛盾、困惑和不信任。这些审美观念都会制约着城市小说的正常发展。
三、城市小说审美的政治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进入城市，昔日的被压迫者“乡巴佬”如今成为城市的管理者。作为城市的管理者，当然要用主人翁意识、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来改造城市。他们“不仅改造旧的所有制、旧机关、旧职员。更重要的是要改造旧城市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这样，这两种不同物质基础、不同阶层所属的意识开始了当代城市史上的第一次冲突。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的交锋。因为当时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主要体现者是乡村无产阶级——农民(中国革命主力军是农民，城市无产阶级——工人的比重是很少的)。所以进城干部(尤其是中下层干部)大多是烙有乡村文化印记的工农干部。一方面他们在革命队伍中接受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新思想，具有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但同时也挟带着小农意识的平均主义、朴素狭隘的阶级对立情感等。这就容易把城市及城市的不平等绝对化。”
①《我们夫妇之间》正写出了农村人进入城市后，用乡村思想对城市进行改造的典型事例，这是乡村与城市两种文明的一次正面交锋。《我们夫妇之间》这篇短篇小说的作者是萧也牧，小说原载于1950年《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当全国大片土地解放、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时，一大批长期活跃在农村的革命干部进城工作，他们面临着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这篇小说写李克在战争年代的一次采访中结识了“劳动英雄”张同志，李克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张同志是贫农出身，十五岁就参加革命，在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成为晋察冀边区的劳动英雄。三年前两人结了婚。同志们常开玩笑说：“看这两口子，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某年二月间，他们进了北京市。对于城市生活，“我”是比较熟悉，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可是妻子却完全看不惯。有一次，夫妇俩进饭铺吃饭，妻子张口就问炒饼、面条、馒头的价钱。妻子一听报价，拉着“我”就走，还说：“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妻子还不看场合，当着新同志的面批评起“我”来，搞得“我”非常难堪。“我”也曾进行过规劝和解释，妻子却反问：“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的？”而且还很严肃地说：“你需要好好反省一下！”掩卷而思，这篇小说里提出的“改造说”显然源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证实了1942年延安发生的事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