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女性要呼唤自我，在过去小说中，女性身体被看成男性欣赏的“客体”，女性没有主观色彩，女性是男性肉体满足的猎取对象，而从《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开始，女性的身体不再是被任意摆布的对象，而是日常生活、社会生活表现的一个方面，现在两性关系进入一种自由状态。“两性关系，特别是两性的肉体关系，当它进入一种完全自律的自由游戏状态时，两性的自然区分及其不断自我区分化，将随着两性的为社会文化区分的削弱和消失而自然地再现出来，以致可以达到两性自然区分的非确定化和混沌的自由状态，使两性的自然区分，通过两性身体关系的游戏活动而达到非确定化和非固定化，实际上就是两性自然区分的自律游戏的最高境界，也是两性身体得到彻底解放而自由活动的最高境界。”
福柯辨认了话语在其中被认为尤其危险的四个领域：政治(或权力)，性意识(或欲望)，疯癫，以及最常见的、被视为真理或谬误的领域。“福柯追随尼采，把最后一个领域指称为“求真意志”或“权力意志”。在将这些领域联结起来时，福柯也就是在(像尼采那样)联结知识和权力，为知识而知识、非为权力而获取知识的观念被福柯所拒绝。科学就是一个积极参与到努力将真理从谬误当中区分出来这样一项工作中去的领域例。在进行这样一种区分时，一个科学领域就是在含蓄地把一些知识体作为“谬误”排除在外。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就是以这种方式而联系在一起了；一个科学领域试图获得对其他领域的支配。总的来看，存在着一种将权力意志与求真意志联结起来作为在社会中面对话语时之核心问题的历史趋势，它“在力量、深度和无情性方面日渐增长”。关于政治、性意识和疯癫的话语被视为是以获取权力为取向，并被那些拥有权力或者处于权力之中的人所反对。”
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必须摒弃现代工业社会中性压抑的时代，我们要在后现代工业社会中，强化自我的表现，用快感张扬自我，用权力展示自己。后现代的写作精神就是铲除深度模式，表现平面欲望。福柯用有关术语描绘了权力拥有者处理性问题的方式：“这样，掌管性意识的权力有责任接触身体，用眼睛爱抚它们，强化敏感区域，刺激它们的表情至兴奋，使烦恼的时刻戏剧化。它把性的肉体拥入自己的怀抱。”在权力与快感之间出现了一种辩证法：“快感蔓延到折磨它的权力上；权力则把握住它所揭示的快感。”医学检查、精神分析调查、教育报告以及家庭控制均可以被视为权力的运用，这种运用与这样一种快感辩证地相互关联：“通过运用提问、监听、看管、窥察、搜寻、触摸、揭露的权力而获得的快感；而另一方面，燃起的快感不得不躲避这个权力，逃离它、欺骗它或歪曲它。”
20世纪80~90年代的城市小说就是从对性不正常的压抑发轫的，性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某个时期被压抑，被扭曲，这是窒息人的正常生活状态，有碍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在“解放的日子”里，人们被压抑的生命活力自然地敏感到了性爱的需要，意识到了人的主体的张扬与人的生命活力的勃发是并行不悖的；在人的生命活动表现的性爱中，含藉着自由健康的人性的意韵。在新时期小说初期，小说与整个文学都面临着对于意识形态最敏感的部分——政治的反拨，这里受制于历史惯性的必然作用，一切的觉醒和表现，都毫无例外地带上了这一时代的色彩。因此，新时期小说对于性爱的表现，经历了一个从社会政治的反拨到人自身的开掘的发展过程。”
当然对情欲的理解，应既存在于“情”之中，又合乎“理”的表达。“柏拉图式恋”，终究是一种软弱的方式。处于自然中的人，自有其自然的本性，“纯粹的情爱”，只有在某种直接的、强烈的和相互占有与奉献的基础上才可能具有真正的人性力度。这就涉及生理的、难以自我控制的性冲动的问题。性的冲动和性的欲望奉属“人之常情”，而作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人”，冲动和欲望必当具有某种“情理”。这“情理”可由情爱的深入而导源，也可以说是对“柏拉图式恋”的一种深入或是补充。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一定深度的始作俑者，可推张弦。”
客观地说，“性爱的觉醒，总是与人的觉醒和自我的确立结伴而行的。被禁锢得太久的人们，难以在短时间内确立起意识的理论程序的支撑，于是寻求或“借用”某种理论系统，构筑人的觉醒的自觉的大厦”
因此，20世纪80~90年代小说作品是以性爱的觉醒来揭示人的觉醒，以此来表现在性爱的过程中人的各种价值的实现。这不仅是在20世纪社会启蒙与救亡主题下城市话语的转移和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型，还是从逝去的时代的城市政治与经济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的自由生存状态。
三、物欲的狂欢与异化的紧张
对金钱的崇尚，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它成了城市市民的价值取向，也是城市小说的文化写作态度。“尚金，就是注重金钱，以金钱、利润等等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尺度，最基本的前提，最基本的出发点。尚金，是市民文化价值观的主脑。尚金，并不就坏，从商不盈利就像种地不增产一样，是绝对不随人意的事情，也是不合理的事情，也是不值得称道的事情。但尚金不能变成“拜金”，不能变成唯利是图。崇拜金钱，甚至将其作为人生目标、精神图腾，而导致情爱、道德、正义、文学、教育、新闻等等的商品化，则将人导向异化之途，将社会导向堕落之途，拜金主义的洪浪一旦漫淹过道德的堤防，社会就有灭顶灾难之虞。所以，在20世纪的市民文学中，金钱是主脑，它有时是上帝，有时是魔鬼，有时是动力，有时是惰力，有时是健身之宝，有时是销蚀之病毒，这是一把两面都锋利无比的双刃剑。”
①在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家在城市的金钱欲望展现中对城市作出了认识与反省，“对于那些在农业社会成长的人来说，城市欲望是万恶之源，它摧毁着人类的道德和人性，破坏着人与人之间纯粹而质朴的关系，真情让位于赤裸裸的利益和金钱，城市人更多地遵从于理性和效率，而不是乡村人的阶级情感、血缘和德行，所以，把城市欲望叙述成罪恶成为这些作家的共同倾向”
②。在城市里，人成了金钱的奴隶，人被异化了。那么人到底是什么？《曲礼·礼运》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孔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距。”
③而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浊普诺﹙Dvid.popenoe﹚认为社会化是个人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的各种习惯的过程。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
④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社会化是“指个人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发展自己社会性的过程”。
⑤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则认为，人是符号动物。符号化是文化世界的特征。20世纪80~90年代是人的物化的年代，这是一个被物所奴化的时代。无须回避，物成了很多人看问题的一个出发点，人被异化了。人的异化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人的对象化和物化的一个结果，是人的行为与目的相互割裂的产物。弗洛姆认为，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人不再感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感情以及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以外的力量，他向这些力量投射出他生存的实质”
①。“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见中国大百科电子版）。城市对人的异化主要体现的是消费，城市生活方式的一大特征就是消费。城市市民却浑然不觉地沦为消费的奴隶。在城市消费中，消费对象和消费者本人都被物化了。城市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成为消费和交换。“思辨哲学家在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
②“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③“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④对于此，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
⑤异化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的早期阶段，弗洛姆说：“即渊源于旧约预言家们的思想之中，特别是他们的偶像崇拜这个概念之中。人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艺术才能用来塑造一具偶像，然后供自己崇拜。他的生命力渗透到“某物”中去，但是，一旦这个某物成为一个偶像时，人就不再认为这是自身创造力的产物了，相反，他所崇拜和服从的这个偶像却成了脱离人的、凌驾于人之上并且反对人的某物。”①在20世纪80~90年代，每一个人在物的感受和选择上都有条件反射和本性的真实流露。在这一点上，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这种物化现实满足了人的需求，实现了人的欲望，但是造成了人的自我的分裂，人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即在现代工业化文明中被物质欲望所支配的、异化的人。
②弗洛姆不无悲哀地说：“人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人开设了工厂，建造了高楼大厦，发明了汽车，缝制了衣服，生产出粮食和水果。但是……这一人创造的世界却成了人的主宰者。”
③“个人就像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样，其重要性决定于他的资本的多寡。”
④假如一个人一生拥有物，但是除了物便一无所有，这不是生活的本质，因为身体在物的享受的同时，精神空虚。因为精神是不能用货币和财富加以补偿的。而且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将越来越功利化，人的情感也变得单一，物化世界里，人与人更多的是无情和冷漠。所以，物化时代的人更祈求爱。“在思维王国，这种能动性表现为用理性恰当地把握世界。在行动王国，这种能动性表现为创造性工作，最典型的是艺术和工艺。在感情王国，这种能动性表现为爱——在保持自身的完整与独立的条件下，与他人、与自然相结合。”
⑤“在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只有创造性的联系——爱——构成了使人既保持自由与完整，同时又与同胞相结合的条件。”即使是消费的世界也是要讲人性的。“消费过程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性的、有创造性的体验。”
⑥弗洛姆指出，随着技术文明时代的到来，一个新的幽灵正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这个幽灵就是：“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于物质生产和消费的，成为整个机器或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社会。”
⑦那么，钱是什么？从远古的石块到近现代的金属币、纸币，人造它时只是为物的交流方便而已，但它却俨然成了一些人眼里比父母子女还亲的怪物。古往今来，无论黑头发还是棕头发，无论白皮肤还是黄皮肤，不知有多少人为它痴迷，为它失魂。中国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语之流传，也难怪外国有雅典的泰门因它而癫狂、高老头视它比女儿还亲的情节之描写。还是萨翁借剧本主人公之口说的好，“这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错的变成对的，鄙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它真是一尊了不得的神，即使住在比猪窝还肮脏的庙宇，也会受人膜拜。”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我们知道在“五四”文学流行的启蒙主题，可那是政治启蒙和思想启蒙，而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却是“经济启蒙”。
人们开始崇拜物。“典型的19世纪城市文学的金钱批判主题不再流行，商品化经济制度所带来两极分化、道德堕落、剥削、高犯罪率等社会现象不再是文学关注的重点，作家对物化力量及其形式的理解，越过了直接的经济关系表现，深入到人的存在意识、心理、感觉等隐秘世界，由此开始了一个被称之为现代主义的文学阶段。”
①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传统的农业文明，浸染的是传统的道德训诫，这种文明抑制了城市金钱的膨胀。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解体，城市市民已经开始追求物化的人的价值，这也使得人们对于金钱的追求合法化，人们崇拜金钱，用金钱堆积世俗的城市生活。人们以金钱为语码构建价值体系。在这金钱的价值体系中，金钱是衡量个人价值的重要标杆。此外，人的性、幸福都必须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在金钱的体系下，忽视了对人的精神的关注，却认同于物，人也成了物的奴隶。譬如，何顿的小说勾勒了“一切向钱看”的价值世界。邱华栋《生活之恶》中的眉宇，原本是纯真少女，但在城市中，与心爱的男友却没有能力买一套房子构筑温暖的小家。但眉宇以处女之身与罗东交换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从此自甘沦落为追逐物欲的高级妓女。这些小说都展现了人们执迷于物欲，对钱顶礼膜拜。
在建国初期，如果城市的关系体现为阶级关系或者政治关系的话，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则更多的体现为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核心是金钱关系的统摄。这正如《爱又如何》中说，“一切的一切，只要有钱，就可以改变一切。“赚钱，最过瘾”，空手套白狼最难，到了钱生钱的阶段就简单多了”。
金钱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在金钱的时代，朱文《我爱美元》、张欣《爱又如何》、徐坤《鸟粪》等小说中的主人公都认为金钱有合理性。何顿、邱华栋等新生代作家从金钱的角度切入城市的市场社会，他们剖析市场制度下人们的以金钱和性欲望为核心的心理和行为，这是体现城市人们的经济和价值观念的最佳角度。在这个城市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赤裸裸的物与物的利害关系，并导致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商品化和金钱本位化。张欣的《爱又如何》表现出在出版局上班的中年妇女朱可馨，因为“小布尔齐亚情调”而与上级、周围的人难以相处。丈夫沈伟虽然是哲学硕士，在市委宣传部供职，却是个“典型的市民阶层”，与妻子貌合神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