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年轻的一代作家，卫慧、棉棉、金仁顺、周洁茹等完全背离了传统的写作规范，极大改变了经典文本叙事的审美意味，追求“酷(Cool)味写作”。她们无所顾忌地暴露欲望、吸毒、同性恋、自恋等在20世纪80年代经典文本中绝对禁忌的话题，而这些对于她们却是时尚。床、马桶、浴缸、厕所是她们不可或缺的意象：“坐在马桶上，我抱住头，每天的清晨我总是被类似忧郁症的东西传染——我爬进浴缸，用热水放松身体。”(《水中的处女》)由于通宵达旦地放纵，她们成了药物依赖者，但她们只能在床和夜总会、咖啡馆之间移动，因为“酒吧里的气氛兴奋而血腥”，那里面有女人的尖叫，有男人故意碰撞她们的胸部，也可以向外国人调情，这一切使她们亢奋。赤裸裸的性冲动的形象在文本里却成了千百人崇拜的对象。《像卫慧那样疯狂》《神采飞扬》中的卫慧作为迪厅的领舞者欲仙欲死、玩世不恭。“对于女性自己写的有关性的经验的文本，我们注重的不是它是否有妇女的性欲体验，而在于这些作品是否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性，它们是否是对历史、社会、性的关注的融合。也就是说，它们之所以是女权的，是性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历史内容和性政治观点。女性的性经验只有成为政治观念的载体的时候，才具有女权主义的意义。”
铁凝的《棉花垛》和《麦秸垛》把性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而卫慧、棉棉的性则是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她们的性只是床上的性。21世纪突飞猛进的商业化浪潮以乌托邦式打碎了20世纪80年代的意识形态神话。经济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等消费时代新神的即位，分割着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权力。在这样一个文化、经济、价值观念的转型期，多元化的语境为城市欲望的审美化写作提供了叙事空间和狂欢的舞台。黄发有说，“在叙事主题上，作家们多对能够给读者带来感官刺激和心理刺激的主题感兴趣，强调都市在变动不居中的文化动态，忽视都市在表面的混乱下隐藏的不变与静态，缺乏对普通个体的生存状况和心理欲求的关切，追求作品在短期内大红大紫的速效，漠视对城市深层超越时限的文化秩序与精神法则的开掘，无法与读者建立心灵的共鸣”。卫慧、棉棉等小说写作是完全感性化的写作，使她们的文本世界是滋乱的生活碎片，是欲望、时尚、想象等的拼盘。她们的文本平面化、琐碎化，有非道德非理性主义倾向。卫慧说：“最近我越来越喜欢用一种“COOL”味写作，你可以说我在扮酷，没关系，因为我努力要成为真正通晓城市现代浪漫和冷酷的作家。”周洁茹说：“我的小说就是我的生活。我关注我身边的男女，他们都是深深陷于时尚中间的年轻人，当然，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众多的新鲜事物就开始频繁地出现。我们崇尚潮流，自我感觉良好，我以为我看见了很多东西，我想叙述它们。”
面对城市欲望的主导状况，很多作家尝试用乡村写作来呼唤新的精神，寻找城市的另一方净土。“张承志呼唤清洁的精神，激越地宣称“以笔为旗”；张炜作为“大地守夜人”，迈开坚定的步伐融入野地；北村，这位受洗的基督徒，不断追问活着的意义。欲望，分为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在他们眼中，两个层面独立相分，互不勾连。造成种种弊端的，就是物质欲望。那么，他们是否就把物质欲望抹杀了呢？这种做法不但简单而且粗暴，他们并没有落在这个浅层上。事实上，他们用了非常巧妙的策略来解决物欲问题。这就是：对欲望进行话语转移。即，通过话语的叙述，用一套价值与意义引导人们，使其欲望关注的重心发生转移，从而转移欲望发展的方向。为了对抗物欲横流，张承志找到了人生的彼岸：回教的哲合忍耶。张炜依托终极理想——大地母亲来反拨现代物质文明的侵犯。1992年受洗的北村，把上帝作为信靠的对象、存在的依据。他们对超验的追求，在1990年代的欲望叙事中，构成了奇特的文化建构模式。”
新世纪城市小说的欲望叙述，无论是现实主义对欲望的政治化或人性化话语转换，还是现代主义对欲望的生理化或感性化叙述，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乌托邦追求。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这些欲望叙述策略都具有各自的相对合理性。保罗·利科曾经对此作过一些论述，他认为，在积极的意义上，乌托邦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及其挑战性，使它或隐或显地构成一股颠覆性的社会离心力量，为现存的模式和体制提供了一种对抗性或替代性的维度。这种反抗性在现代主义欲望叙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利科显然夸大了乌托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纠正功能。他强调二者的互补性，认为只有诉诸意识形态的“健康”功能，才能治愈乌托邦的疯狂性；只有通过乌托邦的视角有意识地反观自身，才能实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新世纪的城市小说以零散化与破碎性的断裂的欲望主体，构建基于“意识/潜意识”深度模式的理性与非理性(感性化)的欲望主体。“通过把历史主体从破碎的不完整的历史故事中驱逐出去，通过把人物改变成符号或某个多面的角色，通过毫无节制的幻觉描写把个人改变为纯粹欲望分裂的主体，先锋派的写作确实把“自我意识”压制到最低限度，也确实创造了张承志的文字无疑代表了许多作家尝试用回归的角度写作来呼唤新的精神的群体非同凡响的个人化的语言经验和心理经验——这也是“后个人主义”的要义所在。”
金仁顺说：“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命名的白天和黑夜之间。”朱文颖说：“我欣赏天籁般的飞翔能力。”
卫慧、棉棉等城市小说家把欲望审美化，有力地呈现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心灵图景和精神线条。在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美女作家”的小说中，我们目睹着当代城市市民的生存状态。当今小说的欲望的表现，有三种意向值得注意：“首先，逃避意向。这是一种对于性爱的不负责的态度，通过各种“转换方式”或“合理理由”，将性欲的宣泄隔绝于某一隅，至少是从某一视角或评价主体摆脱生存于社会中的人的思想意念的冲击，把性爱压缩于没有人间烟火或是某种既定的意识空间里。”“其次，炫示意向。这是一种将性爱作为抬高“自己形象”的手段的态度。性爱一旦被当做了手段，其原本意义上的对于人类的健康的动力学意义便丧失殆尽了，剩下的，是作品叙述人“讲述的得意”、“我是“能干”的”，性爱对象是“我的掌中之物”等等。”“再次，疲软意向。这里包含的，是一种不知所措感和自我约制倾向，性的冲动和激越只剩得一片无力的感受或自作尖锐状的观念。”
这种赤裸裸地一味追求欲望的满足而无视情感的方式，成为新生代作家小说欲望描述的一种特征。刁斗认为：“在我看来，人是一种欲望的集合体，其中情欲是根本。”他指出：“我不讳言，情欲在我的小说里是一块基石，就像它在我的生命里也是一块基石一样。”
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写道：“……痛意陡然间转为沉欲望的赤裸表现，成为有力的挑战传统道德的方式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我想象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象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一个人的性态度表明了他的“世界观”。“在《上海宝贝》引起的道德主义的愤怒中，一个未被言明却未必不真的原因是，西方男人的性能力竟然被描写成了一种巨无霸，且和中国男性的性无能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对照。显然，“宝贝”倪可挑战的不是一般的性爱道德，她的惊世骇俗在于，以她“不拘一格”的性经验看来，唯有西方男人才是真正地具有性能力的，而中国的男人，虽然温文尔雅，有一种“沉郁的美”，如她的同居者天天，却是羸弱而无能的。她所向往和沉溺的是“法西斯”般强大的男人，这在她自虐式的感受中充分地表现出来。”
朱文的小说《弟弟的演奏》中，朱文塑造了某所大学里同一宿舍一群学生的众生相。
性饥渴是他们生存的重要问题，生活因此而混乱不堪。对此，何顿说，“这个世界充斥着欲望，可以说每条街上，每个窗口都充斥着欲望。欲望是不会逃离人的大脑的，除非你没有大脑，你不是人。在我看来，欲望能产生向上的力量，产生奋斗的动力，当然同时也能产生邪恶。欲望并不可怕，关键是你怎样使用自己的欲望。它是一种能量，一种存在于你身上的资源。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欲望就是一种很好的动力，它促使你追求；你天生淫邪，欲望就是魔鬼，它让你变得更坏”。洪治纲在2002年第2期的《南方文坛》上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尽管在何顿的某些小说中，也透射着创作主体对以往形而上的精神品质难以割舍的缱绻，但是，与他告别理想关怀的决绝姿态相比，已显得暗淡而孱弱。这不仅导致了何顿小说在欲望化叙事中日显困顿，话语操作完全纠缠在现场化的真相临摹中，无法获取小说作为虚构艺术所应有的想象与隐喻空间，也使何顿自己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之间必要的审视距离，由此产生了作家主体在审美价值上的某种倾斜与迷误。”中国城市小说的欲望叙述从游戏化和狂欢化两个方向展开意义的解构。这些城市小说不追求表达思想与表现深度，呈现的只是一个平面、一次游戏；它们用颠覆文本来颠覆人文主义的乌托邦化的社会理想和意义体系。我们看到，个体欲望的承认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个人的自由意识，体现了关注人性的立场。世纪之交的城市小说的城市生活的场景被简约为迪厅、咖啡屋、酒吧和狂乱的派对，对物质和官能的欲望成为人这种动物的唯一驱动力。卡布季诺是她们喜欢的事物。卡布季诺对于小资女性而言，“它似乎下意识地指向关于婚纱的幻想。婚纱永远是年轻女性甜蜜的梦。它梦幻般地飘荡于枯燥无聊的婚姻生活的表面，永远暗暗承诺着纯洁、坚贞，承诺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使婚姻显得不像是一个爱的谎言，以勉强支撑着年轻女性对婚姻生活的信念”。卡布季诺，在小资密集的咖啡馆里，是常常说的一个词。这种着名的咖啡品牌，是从意大利来到中国的。“卡布季诺(Cappuccino)，单是音节上就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且不说这个外文单词本身的异域情调，即使从汉语的发音去听，它也不同一般——Kabujinuo，短短的四个音节，却包含着丰富的口型变化和多个发音层次。但它又保持着总体上的和谐婉转，一种热烈而不失优雅的旋律。这一点，与小资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特质恰相吻合：变化而不失平和。因此，卡布季诺咖啡受到当下中国都市小资(尤其是小资女性)的青睐，那是理所当然的。”
卫慧《上海宝贝》的城市生活场景就是在咖啡馆。这篇小说写的是在咖啡馆当女招待的复旦大学毕业的倪可，与小她一岁的男孩天天相识相恋，同居后才发现天天居然性无能。但倪可并没有离开天天，因为天天在西班牙开餐馆的母亲源源不断地把钱寄倪可辞去了女招待，在天天的住处写小说。
在一个“重返霞飞路”的怀旧派对上，倪可结识了德国跨国公司的马克，于是红杏出墙，经常在各种场合做爱，在与马克的性爱中补偿了在天天那儿的欠缺。天天开始吸毒，经过一段时间的戒毒之后，又重染毒瘾，最后死去。马克也回到德国。《上海宝贝》中写道：“我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写一写世纪末的上海，这座寻欢作乐的城市，它泛起的快乐泡沫，它滋长出来的新人类，还有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凡俗伤感而神秘的情调。”这段文字中有几个关键词特别重要：世纪末、新人类、凡俗伤感而神秘的情调。这部小说就是写的一些“新人类”在“世纪末”
演绎的人生片段，追求的就是“凡俗伤感而神秘的情调”。这些“新人类”由“真伪艺术家、外国人、无业游民、大小演艺明星、时髦产业的私营业主、真假另类、新青年”组成。他们的生活就是展现欲望和享受欲望。张光芒说，“于是我们看到，当欲望本体主义洋洋自得地与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告别，当它自以为彻底解构了“启蒙的神话”之后，它自身也不知不觉地异化为另一种“宏大叙事”，并最终堕落为一种宏大的“欲望的神话”，人们在对理性与乌托邦进行了充分的“祛魅”后，又将欲望鬼魅化。这就是欲望时代的缪斯和缪斯的“欲望辩证法”。世纪之交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就是这一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哲学文化逻辑的表征，情欲泛滥、金钱角逐、精神分裂、平面复制等一系列启蒙偏枯症候在世纪之交文本中密集出现，形形色色的欲望化叙事涌动在世纪之交文坛上”。棉棉的小说《糖》的A章劈头就是这样的话：“父亲为什么会把我逼到蒙娜丽莎面前，而且给我听交响乐？我想这是那种叫做命运的东西。”对蒙娜丽莎，小说中的“我”似乎特别的仇恨，小说这样说：“她的眼睛，就像一场正在发生的车祸；她的鼻子，是黑暗发出的一道命令，是黑暗里笔直的梯子；她的嘴角，是灾难的漩涡；这个女人几乎没有骨头，除了她的眉骨，她光秃秃的眉骨，是无所不在的嘲讽；她的衣服，是一个能把我拐走的大伞，还有她的腮，她的手指，毫无疑问像腐烂尸体的一部分。”蒙娜丽莎是“公认”的经典美，这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向处于强权地位的男性所规定的美的秩序的挑战。
这一挑战表现在“我”只给“我”自己：“对着镜子或桌子随时随地玩着自己的身体，我并不是想了解，我只是想自己跟自己玩。”这一挑战还表现在“我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
九丹《乌鸦》写“我”做妓女，认为，“去我该去的地方，那才是我们的地方”。什么才是“我们的地方”呢？那就是妓院。“你知道吗？新加坡把们这些从中国来的女人叫做小龙女，小龙女就是妓女。但是我想，只要成为有钱人，只要换了身份不回去，被叫做什么又有什么妨碍呢？”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追求的是什么呢？小说写道：“真想在这里长久地住下去，即使回去，也只是衣锦还乡，小住几日而已。在亲朋好友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神话，一个公主，即使他们常年见不到我，但他们知道我在新加坡，是在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里，他们的心里就会很温暖，就会像有一缕阳光始终照耀着，真不想让他们失望啊。我们在这里失去尊严就是要在那边得到更多的尊严。”他们寻求的是在自己的同胞面前的“神话”位置、“公主”位置和“阳光”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