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也许还有一个原因：云谷寺是旧式房子，三开间的楼屋。我们住在楼下左右两间里，中央一间作为客堂；廊下很宽，布设桌椅，可以随意起卧，品茗谈话，饮酒看山，比过去所住的文殊院、北海宾馆、黄山宾馆趣味好得多。文殊院是石造二层楼屋，房间像轮船里的房舱或火车里的卧车：约一方丈大小的房间，中央开门，左右两床相对，中间靠窗设一小桌，每间都是如此。北海宾馆建筑宏壮，房间较大，但也是集体宿舍式的：中央一条走廊，两旁两排房间，间间相似。黄山宾馆建筑尤为富丽堂皇，同上海的国际饭店、锦江饭店等差不多。两宾馆都有同上海一样的卫生设备。这些房屋居住固然舒服，然而太刻板，太洋化；住得长久了，觉得仿佛关在笼子里。云谷寺就没有这种感觉，不像旅馆，却像人家家里，有亲切温暖之感和自然之趣。因此我一到云谷寺就发生一种特殊的感觉。云谷寺倘能添置卫生设备，采用些西式建筑的优点：两宾馆的建筑倘能采用中国方式，而加西洋设备，使外为中用，那才是我所理想的旅舍了。
这又使我回想起杭州的一家西菜馆的事，附说在此：此次我游黄山，道经杭州，曾经到一个西菜馆里去吃一餐午饭。这菜馆采用西式的分食办法，但不用刀叉而用中国的筷子。这办法好极。原来中国的合食是不好的办法，各人的唾液都可能由筷子带进菜碗里，拌匀了请大家吃。西洋的分食办法就没有这弊端，很应该采用。然而西洋的刀叉，中国人实在用不惯，我们还是用筷子便当。这西菜馆能采取中西之长，创造新办法，非常合理，很可赞佩。当时我看见座上多半是农民，就恍然大悟：农民最不惯用刀叉，这合理的新办法显然是农民教他们创造的。
1961年5月20日于上海记。
赤栏杆外柳千条
——参观景德镇随笔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是景德镇瓷器的特色。景德镇的瓷器制造，历史悠久，在唐朝时代就很有名；经过宋、明、清三代，更加进步。但在反动派统治期间，日趋衰落，产量减少，质量粗劣。解放以后方才大大地发展：解放那年产量只有三十万担，现在已经达到一百十万担，打破了古来的记录（过去最高八十万担）；质量上也恢复了上述的特色。
这里共有十二个大厂，每厂都有工人一二千到三四千名。我参观了六个厂，其中有一般的，有绘画的，有雕塑的。我从原料的陶土一直参观到制成品，中间经过手续的复杂和巧妙，实在使我吃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条龙的加工。但见一条很长很长的板条上，均匀地排列着许多尚未完成的盆子。这板条慢慢地向一头移行，慢得很，比我走路还慢些。板条旁边坐着七八个人，每两人相距约一二丈，每人前面有小桌子，桌子上有种种工具。第一个人从板条上拿起一只盆子来，用某种工具给它加一下工，立刻放在板条上，让它开过去；再拿起第二只盆子来同样地加工。第二、第三……个人照样地做，不过所加的工各不相同：有的是拿起来揩一揩，有的是拿起来在某地方刮一刮，有的是拿起来画一笔，有的是拿起来在底上盖个章……板条这样川流不息地移行，板条上的盆子的加工逐渐完成起来。
我看得发呆了。我想：这几个人必须鼓足干劲，专心一志地对付这工作，绝对不许怠慢一下。如果一怠慢，那只盆子就安稳地坐在板条上慢慢地向那边开过去，决不会向这人喊“快替我加工！”而这一道加工手续就脱漏了。我们许多上海人嘈嘈杂杂地在旁边参观，这些工人有时不免向我们看一眼。这时候我替他们担心；然而他们很敏捷，决不为了看一眼而耽误工作。
参观过后，我到景德镇市内去看看市容，买些瓷器。我对于景德镇的市容，同瓷器一样地赞美。这里有两架浮桥，红色的栏杆映着青山碧水，非常美丽。我想：景德镇以前属浮梁县，“浮梁”这个名词是不是从浮桥来的？但也不加考据。交际处附近有一个小湖，湖边围绕着红色的栏杆，栏杆旁边有许多高大的杨柳树，长长的柳条垂垂地挂下来，有的拂着红栏，有的吻着碧水。柳荫深处，露出小小的红亭翠馆，风景颇像杭州的西湖，惹起我怀乡之感。景德镇的街道很宽广，建筑很宏壮，竟有些像上海的闵行。瓷器门市部里货物充斥，琳琅满目。有几个大花瓶比我的身体还高。画在瓷板上的风景、人物、花卉都很工致，望去竟像装在镜框子里的画幅。可惜旅途上不便携带，我只买了几只杯盏。归车中为景德镇吟了两首诗：
沿郊厂宇似森林，景德陶瓷盖世名。
买得彩纹杯盏去，从今茶饭有精神。
金风送爽碧天高，赣北秋光分外娇。
长忆浮梁风景好，赤栏杆外柳千条。
1961年10月10日记于上海。
化作春泥更护花
——参观江西革命根据地随笔
我平生——孩童时代不算——难得流眼泪；但这次在南昌的烈士纪念堂里，竟流了不少。这里面的灵堂里，左右两排玻璃柜子，里面陈列着许多装潢很隆重的册子，是当年江西各地为解放战争而牺牲的烈士的名册。翻开来一看，里面记录着烈士的姓名、年岁、籍贯等；各村、各乡分别造册，有的一村牺牲数千名，有的一乡牺牲数万名，都用工整的楷书历历地记载着。楼上几个大房间的墙壁上，挂着许多烈士的照片，鲁迅先生记录过的刘和珍女烈士亦在其内。玻璃柜子里陈列着各烈士的遗物，有书册、信件、器什、血衣等，教人看了更是悲愤交集。
江西人民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报道：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江西全省人口有二千六百多万。到了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只剩下一千三百万。这就是说，在革命的斗争中被反动派摧残了一半人口。长征开始之后，国民党在江西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烧杀。他们提出三句口号，叫做“茅厕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这期间江西人民死在敌人屠刀之下的共有七十多万。宁都县满门抄斩的有八千三百家。井冈山的村落全部被烧光。兴国一县参军者有六万多人，参加长征者有三万多人；解放时只剩三百多人。
江西人民用千百万生命来换得了胜利！这些烈士的血化作了革命的动力，激励了全国人民的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瞻仰烈士纪念堂之后，想起了古人的两句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两句诗看似风雅优美，其实沉痛悲壮；看似消沉的，其实是积极的。这就是“化悲愤为力量！”我把这两句诗吟了几遍，胸中的郁勃才消解了些。
我在南昌又参观了“八一纪念馆”。这里面陈列着“八一”起义时的各种纪念物。其中有当时所用的茶水缸、马灯、手电筒、武器以及红军的用品等，教人看了非常感动。这屋子本来是江西大旅社。******、叶挺等同志当时住过的房间、用过的会议室，都照当时的原样保存着。朱德同志用过的手枪，也陈列在这里。贺龙指挥部的楼窗上，还留着当时的弹痕呢！
我又参观了当年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导团”的旧址。现在这里面住着军士，但有一个房间里保留着朱德同志当时所用的床。这只床真使人吃惊：不但没有棕绷，竟连松板也没有，只是在木框子上钉着八九条竹片，每两条之间相距约有一两寸，上面铺一条薄薄的褥子，是当时的原物。我用手按按褥子，底下的竹片就一条一条地突出来，想见身体躺在这上面，是很不舒服的。如果躺过一夜，早上起来说不定身上会起条纹呢。我想想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觉得愧感交集。我住在南昌的江西宾馆里，睡的是席梦思床，同这只床比较起来，真是天差地远。我有什么功德，今天来享受这幸福呢？
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普遍地贯彻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心中。据当地的老英雄们说，他们为了支援前线，宁可自己少吃少穿。在极艰苦的期间，他们曾经发起“每天每人节约一两米、一个铜板”的运动。当干部的每人每天只有十二两米和一角钱的菜钱。为了支援红军，还有自动提出自带粮食、不吃公粮的。当时瑞金的人民有一只歌：“白塔巍峨矗立，绵江长流向东。红色儿女前仆后继，任凭血雨腥风。”赣南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刘建华同志曾经参加游击战十九年，直到解放为止。他告诉我们，那时候敌人搜山“清剿”，游击队天天要从这山头转到那山头，躲避危险。特别是从一九三五到一九三七年，最为艰苦，三年间极少有脱衣服睡觉的日子。吃的是野菜竹笋，有时简直挨饿。冬天没有棉被，坐在火堆旁边过夜。虽然敌人颁布了“通匪者杀”和“移民并村”等恶毒的办法，但是群众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游击队送情报，送衣服，送粮食。真是艰苦卓绝啊！
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和这种悲愤，都化作了无穷大的力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又推动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因人成事而坐享成果的我们，安得不感谢这些烈士和英雄，而尽心竭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呢？我在南昌填了一阕《望江南》：
南昌好，八一建奇勋。饮水思源怀烈士，揭竿起义忆群英。青史永留名。
（1961年。）
不肯去观音院
普陀山，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岛上寺院甚多，自古以来是佛教胜地，香火不绝。浙江人有一句老话：“行一善事，比南海普陀去烧香更好。”可知南海普陀去烧香是一大功德。因为古代没有汽船，只有帆船；而渡海到普陀岛，风浪甚大，旅途艰苦，所以功德很大。现在有了汽船，交通很方便了，但一般信佛的老太太依旧认为是一大功德。
我赴宁波旅行写生，因见春光明媚，又觉身体健好，游兴浓厚，便不肯回上海，却转赴普陀去“借佛游春”了。我童年时到过普陀，屈指计算，已有五十年不曾重游了。事隔半个世纪，加之以解放后普陀寺庙都修理得崭新，所以重游竟同初游一样，印象非常新鲜。
我从宁波乘船到定海，行程三小时；从定海坐汽车到沈家门，五十分钟；再从沈家门乘轮船到普陀，只费半小时。其时正值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生日，香客非常热闹，买香烛要排队，各寺院客房客满。但我不住寺院，住在定海专署所办的招待所中，倒很清静。
我游了四个主要的寺院：前寺、后寺、佛顶山、紫竹林。前寺是普陀的领导寺院，殿宇最为高大。后寺略小而设备庄严，千年以上的古木甚多。佛顶山有一千多石级，山顶常没在云雾中，登楼可以俯瞰普陀全岛，遥望东洋大海。紫竹林位在海边，屋宇较小，内供观音，住居者尽是尼僧；近旁有潮音洞，每逢潮涨，涛声异常宏亮。寺后有竹林，竹竿皆紫色。我曾折了一根细枝，藏在衣袋里，带回去作纪念品。这四个寺院都有悠久的历史，都有名贵的古物。我曾经参观两只极大的饭锅，每锅可容八九担米，可供千人吃饭，故名曰“千人锅”。我用手杖量量，其直径约有两手杖。我又参观了一只七千斤重的钟，其声宏大悠久，全山可以听见。
这四个主要寺院中，紫竹林比较的最为低小；然而它的历史在全山最为悠久，是普陀最初的一个寺院。而且这“开国元勋”与日本人有关。有一个故事，是紫竹林的一个尼僧告诉我的，她还有一篇记载挂在客厅里呢。这故事是这样：
千余年前，后梁时代，即公历九百年左右，日本有一位高僧，名叫慧锷的，乘帆船来华，到五台山请得了一位观世音菩萨像，将载回日本去供养。那帆船开到莲花洋地方，忽然开不动了。这慧锷法师就向观音菩萨祷告：“菩萨如果不肯到日本去，随便菩萨要到哪里，我和尚就跟到哪里，终身供养。”祷告毕，帆船果然开动了。随风飘泊，一直来到了普陀岛的潮音洞旁边。慧锷法师便捧菩萨像登陆。此时普陀全无寺院，只有居民。有一个姓张的居民，知道日本僧人从五台山请观音来此，就捐献几间房屋，给他供养观音像。又替这房屋取个名字，叫做“不肯去观音院”。慧锷法师就在这不肯去观音院内终老。这不肯去观音院是普陀第一所寺院，是紫竹林的前身。紫竹林这名字是后来改的。有一个人为不肯去观音院题一首诗：
借问观世音，因何不肯去？
为渡大中华，有缘来此地。
如此看来，普陀这千余年来的佛教名胜之地，是由日本人创始的。可见中日两国人民自古就互相交往，具有密切的关系。我此次出游，在宁波天童寺想起了五百年前在此寺作画的雪舟，在普陀又听到了创造寺院的慧锷。一次旅行，遇到了两件与日本有关的事情，这也可证明中日两国人民关系之多了。不仅古代而已，现在也是如此。我经过定海，参观渔场时，听见渔民说起：近年来海面常有飓风暴发，将渔船吹到日本，日本的渔民就招待这些中国渔民，等到风息之后护送他们回到定海。有时日本的渔船也被飓风吹到中国来，中国的渔民也招待他们，护送他们回国。劳动人民本来是一家人。
不肯去观音院左旁，海边上有很长、很广、很平的沙滩。较小的一处叫做“百步沙”，较大的一处叫做“千步沙”。潮水不来时，我们就在沙上行走。脚踏到沙上，软绵绵的，比踏在芳草地上更加舒服。走了一阵，回头望望，看见自己的足迹连成一根长长的线，把平净如镜的沙面划破，似觉很可惜的。沙地上常有各种各样的贝壳，同游的人大家寻找拾集，我也拾了一个藏在衣袋里，带回去作纪念品。为了拾贝壳，把一片平沙踩得破破烂烂，很对它不起。然而第二天再来看看，依旧平净如镜，一点伤痕也没有了。我对这些沙滩颇感兴趣，不亚于四大寺院。
离开普陀山，我在路途中作了两首诗，记录在下面：
一别名山五十春，重游佛顶喜新晴。
东风吹起千岩浪，好似长征奏凯声。
寺寺烧香拜跪勤，庄严宝岛气氤氲。
观音颔首弥陀笑，喜见群生乐太平。
回到家里，摸摸衣袋，发见一个贝壳和一根紫竹，联想起了普陀的不肯去观音院，便写这篇随笔。
1963年清明节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