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漫画
人都说我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这话半是半非。我小时候，《太平洋画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认为这真是中国漫画的始源。不过那时候不用漫画的名称。所以世人不知“师曾漫画”，而只知“子恺漫画”。“漫画”二字，的确是在我的书上开始用起的。但也不是我自称，却是别人代定的。约在民国十二年左右，上海一班友人办《文学周报》。我正在家里描那种小画，乘兴落笔，俄顷成章，就贴在壁上，自己欣赏。一旦被编者看见，就被拿去制版，逐期刊登在《文学周报》上，编者代为定名曰：“子恺漫画”。以后我作品源源而来，结集成册。交开明书店出版，就仿印象派画家的办法（印象派这名称原是他人讥评的称呼，画家就承认了），沿用了别人代定的名称。所以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我只承认漫画二字是在我的画上开始用起的。
其实，我的画究竟是不是“漫画”，还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二字在中国向来没有。日本人始用汉文“漫画”二字。日本人所谓“漫画”，定义如何，也没有确说。但据我知道，日本的“漫画”乃兼指中国的急就画、即兴画，及西洋的卡通画的。但中国的急就、即兴之作，比西洋的卡通趣味大异。前者富有笔情墨趣，后者注重讽刺滑稽。前者只有寥寥数笔，后者常有用钢笔细描的。所以在东洋，“漫画”二字的定义很难下。但这也无用考据。总之，漫画二字，望文生义：漫，随意也。凡随意写出的画，都不妨称为漫画，因为我作漫画，感觉同写随笔一样。不过或用线条，或用文字，表现工具不同而已。
我作漫画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今日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历史，自己觉得，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但又交互错综，不能判然划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
我从小喜读诗词，只是读而不作。我觉得古人的诗词，全篇都可爱的极少。我所爱的，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甚至一句。这一句我讽咏之不足，往往把它译作小事，粘在座右，随时欣赏。有时眼前会现出一个幻象来，若隐若现，如有如无。立刻提起笔来写，只写得一个概略，那幻象已经消失。我看看纸上，只有寥寥数笔的轮廓，眉目都不全，但是颇能代表那个幻象，不要求加详了。有一次我偶然再提起笔加详描写，结果变成和那幻象全异的一种现象，竟糟蹋了那张画。恍忆古人之言：“意到笔不到”，真非欺人之谈。作画意在笔先，只要意到，笔不妨不到；非但笔不妨不到，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有的人看了我的画，惊骇地叫道：“噫，这人只有一个嘴巴，没有眼睛鼻头！”“噫，这人的四根手指粘成一块的！”甚至有更细心的人说：“眼镜玻璃后面怎么不见眼睛？”对于他们，我实在无法解嘲，只得置之不理。管自读诗读词，捕捉幻象，描写我的“漫画”。《无言独上西楼》、《几人相忆在江楼》、《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等便是我那时的作品。初作《无言独上西楼》，发表在《文学周报》上时，有一人批评道：“这人是李后主，应该穿古装，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我回答说：“我不是作历史画，也不是为李后主词作插图，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的体感。我是现代人，我的体感当然作现代相。”这才足证李词是千古不朽之作，而我的欣赏是被动的创作。
我作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现在回忆当时的意识，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这些画我今日看时，一腔热血，还能沸腾起来，忘记了老之将至。这就是《办公室》、《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弟弟新官人，妹妹新娘子》、《小母亲》、《爸爸回来了》等作品。这些画的模特儿——阿宝、瞻瞻、软软——现在都已变成大学生，我也垂垂老矣。然而老的是身体，灵魂永远不老。最近我重展这些画册的时候，仿佛觉得年光倒流，返老还童，从前的憧憬，依然活跃在我的心中了。
后来我的画笔又改方向，从正面描写成人社会的现状了。我住在红尘万丈的上海，看见无数屋脊中浮出一只纸鸢来，恍悟春到人间，就作《都会之春》。看见楼窗里挂下一只篮来，就作《买粽子》。看见工厂职员散工归家，就作《星期六之夜》。看见白渡桥边白相人调笑苏州卖花女，就作《卖花声》。我住在杭州及故乡石门湾，看见市民的日常生活，就作《市井小景》、《邻人之爱》、《挑荠菜》……我客居乡村，就作《话桑麻》、《云霓》、《柳荫》……这些画中的情景，多少美观！这些人的生活，多少幸福！这几乎同儿童生活一样的美丽。我明知道这是成人社会的光明的一面。还有残酷、悲惨、丑恶的黑暗的一面，我的笔不忍描写，一时竟把它们抹杀了。
后来我的笔终于描写了。我想，佛菩萨的说法，有“显正”和“斥妄”两途。西谚曰：“漫画以笑语叱咤人间”，我为何专写光明方面的美景，而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而为它们写照。《颁白者》、《都市奇观》、《邻人》、《鬻儿》、《某父子》，以及写古诗的《瓜车翻覆》、《大鱼啖小鱼》等，便是当时的所作。后来的《仓皇》、《战后》、《警报解除后》、《轰炸》等也是这类的作品。
有时我看看这些作品，觉得触目惊心。恍悟“斥妄”之道，不宜多用，多用了感觉麻木，反而失效。于是我想，艺术毕竟是美的，人生毕竟是崇高的，自然毕竟是伟大的。我这些辛酸凄楚的作品，其实不是正常艺术，而是临时的权变。古人说：“恶岁诗人无好语。”我现在正是恶岁画家；但我的眼也应该从恶岁转入永劫，我的笔也不妨从人生转向自然，寻求更深刻的画材。我忽然注意到破墙的砖缝里钻出来的一根小草，作了一幅《生机》。这幅画真正没有几笔，然而自己觉得比以前所作的数千百幅精工得多，以后就用同样的笔调，作出《春草》、《战场之春》、《抛核处》等画。有一天到友人家里，看见案上供着一个炮弹壳，壳内插着红莲花，归来又作了一幅《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有一天在汉口看见一枝截去了半段的大树正在抽芽，回来又作了一幅《大树被斩伐》。《护生画集》中所载《遇赦》、《悠然而逝》、《蝴蝶来仪》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直到现在，我还时时描写这一类的作品。我自己觉得真像沉郁的诗人。诗人作诗喜沉郁。“沉郁者，意在笔先，神在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写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须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覆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陈亦峰语）此言先得我心。
古人说：“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我在漫画写作上，也有今是昨非之感，以后如何变化，要看我的心情如何而定了。
1947年12月。
我与《新儿童》
读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儿童漫画，而没有见过我的人，大都想象我是一个年青而好玩的人。等到一见我，一个长胡须的老头子，往往觉得奇怪而大失所望。这样的人，我遇到过不知几百十次了。我自己也常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使他们奇怪？
想了一想，我明白了。我的身体老大起来，而我的心还是同儿童时代差不多。因此身心不调和，使人看了奇怪。
记得我初见《新儿童》刊物时，是六七年前，我在重庆避寇的时候。那时我的幼女一吟，年十二岁。向桂林定一份《新儿童》，按期阅读，并且投稿。最初刊物寄到，我同她抢来看。她说：“《新儿童》是我们儿童看的！你老人家不看！”终于被她抢去。但等她看完了，我必找着来看。看过后同她讨论里面的问题，同她玩里面的游戏，她觉得高兴。以后《新儿童》就变成了她和我合读的刊物。
胜利复员时，她已经积存了数十册的《新儿童》，满满的一小箱子。但我们走西北陇海路回上海，路上不便多带行李。她经过几次踌躇，终于割爱，把一箱子《新儿童》分送给不复员的邻家儿童。叮嘱他们好好保藏，不要毁弃。这件事，她至今想起了还有遗憾。因为那时她虽然已是十六七岁的少女了，但还是一个儿童；就是现在，她虽已在国立艺专毕业，而变成一个快二十岁的女郎了，但是童心依旧，想起了从前遗弃的一箱子《新儿童》，不免还要伤心呢。
现在我到香港来了。我的车子经过《新儿童》编辑社的门口，李君毅兄指给我看，并说编者云姐姐知道我来港，曾经问他，一吟有没有同来？一吟是云姐姐的信徒之一，本该带她同来见见面。可是因为我家在上海，要她陪伴母亲，不能跟我同来，真是憾事！我回上海时，一定多买几本《新儿童》带给她，用以滋养她的童心。
我相信一个人的童心，切不可失去。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所以我情愿做“老儿童”，让人家去奇怪吧。
1949年4月8日于香港。
《子恺漫画选》自序
一九五四年秋天，人民美术出版社来信，提议刊印我旧作漫画的选集，并且教我自己选定。我对刊印表示同意，但要求由我请托王朝闻同志代选。因为我相信客观意见往往比主观意见正确；而且王朝闻同志前年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关于我的画的文章（此文后来收集在他的《新艺术论集》中），请他选画最为适当。人民美术出版社对我表示同意，王朝闻同志也慨允我的请求，这画集便选定了。
人民美术出版社和王朝闻同志都希望我自己写一篇序言，对读者谈谈我当时的创作经验；借王朝闻同志的话来说，便是要我说明我“怎么会发生《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这种作品的创作冲动”。他们的意思都是希望我的话能给读者作参考，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发现画材。
然而真惭愧，我创作这些画时的动机实在卑微琐屑得很，全然没有供读者作参考的价值。因为这无非是家庭亲子之情，即古人所谓“舐犊情深”，用画笔来草草地表现出罢了，其实全不足道。不过既蒙嘱咐，姑且把三十年前的琐事和偶感约略谈谈：
我作这些画的时候，是一个已有两三个孩子的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我同一般青年父亲一样，疼爱我的孩子。我真心地爱他们：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他们吃东西，我觉得比我自己吃更美味；他们跌一跤，我觉得比我自己跌一跤更痛……我当时对于我的孩子们，可说是“热爱”。这热爱便是作这些画的最初的动机。
我家孩子产得密，家里帮手少，因此我须得在教课之外帮助照管孩子，就像我那时有一幅漫画中的“兼母之父”一样。我常常抱孩子，喂孩子吃食，替孩子包尿布，唱小曲逗孩子睡觉，描图画引孩子笑乐；有时和孩子们一起用积木搭汽车，或者坐在小凳上“乘火车”。我非常亲近他们，常常和他们共同生活。这“亲近”也是这些画材所由来。
由于“热爱”和“亲近”，我深深地体会了孩子们的心理，发现了一个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儿童富有感情，却缺乏理智；儿童富有欲望，而不能抑制。因此儿童世界非常广大自由，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一切愿望和要求：房子的屋顶可以要求拆去，以便看飞机；眠床里可以要求生花草，飞蝴蝶，以便游玩；凳子的脚可以给穿鞋子；房间里可以筑铁路和火车站；亲兄妹可以做新官人和新娘子；天上的月亮可以要它下来……成人们笑他们“傻”，称他们的生活为“儿戏”，常常骂他们“淘气”，禁止他们“吵闹”。这是成人的主观主义看法，是不理解儿童心理的人的粗暴态度。我能热爱他们，亲近他们，因此能深深地理解他们的心理，而确信他们这种行为是出于真诚的，值得注意的，因此兴奋而认真地作这些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