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济济多士(1)

孙叔敖千古循吏第一

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一直被人们称道，他们“奉职循理，为政之先”，不阿权贵，不虐细民，成为古代清官廉吏的典范，被尊为“循吏”，意思是忠于职守、能够严格依法治理国家的官员，楚国的令尹孙叔敖是第一位获得这一光荣称号的人。

一、孙叔敖的身世

孙叔敖（约前630—前593），楚国名相，氏，名敖，字叔敖，又称敖、艾猎、饶，期思（今河南固始，一说今河南淮滨）乡野之人。氏本来也是楚国的大贵族之一，为楚国国君蚡冒之后。孙叔敖的祖父叫吕臣，曾任楚国令尹，父贾，先后担任过工正、司马等要职。楚成王时期，楚国的另一大贵族若敖氏势力膨胀得厉害，其家族的子文、子玉、子上等先后把持楚国政权，与公室的矛盾迅速激化。在公室与若敖氏家族的斗争中，氏家族始终站在公室的立场上，成为楚成王一支重要的依靠力量。

公元前637年秋，若敖氏家族的子玉率楚国军队伐陈，连取焦、夷二城，立下大功。为巩固若敖氏家族在楚国的势力，子文借此机会推荐弟弟子玉接替自己出任令尹。这一提议遭到吕臣的明确反对，他当面质问子文，说推荐子玉这样刚愎的人做令尹，简直是不把国家当回事，言语之间满是不屑。而子文也毫不相让地予以回击：“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我这样做正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对立有大功的人不处以高官厚禄，想让他不生事很难。话里话外充满杀机。这时的若敖氏如日中天，他们把持了楚国的军政大权，连公室都不放在眼中。而氏家族敢于和他们抗衡，实际上是楚国公室在背后支持的结果。

楚国内部斗争渐趋白热化之际，外患又来。晋文公归国后，在狐偃等一帮谋士的协助下，迅速平定了晋国的内乱，内修政事，外联诸侯，晋国实力大增，成为楚国称霸的最强劲对手。宋国因宋襄公之死，与楚国结下了梁子。虽然在楚国的大兵压境下，不得已与楚结盟，实则是时时刻刻想着报仇雪恨。随着晋国的崛起，宋国率先倒向了晋国，在晋楚争霸中，楚国失了先机。为打击叛楚而与晋结盟的宋国，进而遏制晋国的崛起，同时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壮大若敖氏家族的势力，子文、子玉力主出兵伐宋，向晋国示威。这样，楚国在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和晋国展开了对霸权的争夺。

为了备战，子文、子玉先后在睽和操练军队，子文阅兵，只用了一个早晨，没有惩罚一个士兵。子玉阅兵，用了一整天，用鞭子责打了七个士兵，用长箭刺穿了三个士卒的耳朵。之后大摆庆功酒宴，慑于若敖氏的势力，楚国贵族争先恐后地出席并纷纷向子文表示祝贺，说他举荐子玉是知人善任。对于若敖氏家族的心思，亲公室的氏家族看得一清二楚，想尽一切办法予以打压。当时还年幼的贾先是宴会迟到，又故意不向子文表示祝贺。当子文愤愤不平地问起原因时，他当众狠狠地抨击子玉说：“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子玉这个人，刚愎自用而不守礼法，是不能治理民众的。如果让他率三百乘以上的军队出国作战，只怕有去无回。如果他凯旋，那时再向他祝贺也不算晚吧？可见在与晋国决战之前，楚国内部矛盾先激化了，公室、氏家族和把持着楚国军政大权的若敖氏家族各怀一心，这也注定了楚国在这次争霸中的命运。

晋军在老谋深算的狐偃、先轸等人的指挥下，诱敌深入，占据了战略上的主动。心高气傲的子玉迫切地想击败晋军，以证明自己，向氏家族示威。但亲临前线的楚成王并不想成就子玉，故意打击他，盛言晋军不可战胜，明令子玉知难而退，见好就收，不要与晋军决战。子玉再次被激怒，在明知形势对楚军不利的情况下，坚持向楚成王请战，与晋军一决雌雄。并声言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洗刷那些污蔑自己的流言，矛头直指氏家族与楚成王。

楚成王见时机已到，做出生气的样子，乘机贬抑子玉，“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样，实际上跟随子玉同晋军作战的，只有东宫、西广和若敖氏家族的六支军队，楚军在力量上完全处于下风，直接造成楚军在城濮之战中的失败。子玉率残部回国，行近方城时，楚成王的使者来说：“大夫要是进方城去，怎么向父老交代呢？”子玉无以应对，于是自杀。通过晋军之手，楚成王剪除了若敖氏家族中的风云人物子玉，以削弱若敖氏家族的势力。足见氏、公室和若敖氏的矛盾之深。这一点连老奸巨猾的晋文公也感到意外，他得知子玉死后，高兴得连连惊呼：“莫余毒也已！”再也没人能威胁到我了！再也没人能威胁到我了！不久，若敖氏家族的另一实力派人物司马子西被贬为商公。此消彼长，若敖氏的势力遭到重创，而吕臣则继子玉为令尹，氏的势力有所增强。

若敖氏虽遭削弱，但仍不失为楚国第一大贵族，掌握楚国实际政权的令尹一职，仍然几乎被若敖氏家族垄断，他们与氏的斗争也一直在持续，并且日益激化。公元前605年，若敖氏子文的儿子子扬（斗般，字文子）和子良的儿子子越（斗椒，字良子）分别担任令尹和司马，再次全面把持了楚国军政大权。身为工正的贾首先向若敖氏发难，他巧妙地利用子越对令尹职位的渴求，联合子越向楚王诬陷令尹子扬，导致子扬被楚庄王所杀。之后，子越继任为令尹，贾亦升任为司马。子越在如愿以偿后，随即率若敖氏家族展开反扑。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攻打陆浑之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大败之，并借此机会一直往北追击到洛水沿岸，陈兵洛邑，问鼎周郊，大有取周王室而代之之势，吓得周定王赶忙派王孙满前往****。经过与王孙满的一番唇枪舌剑的激辩，楚庄王大概觉得取代徒有虚名的周王室意思也不大，弄不好反而会成为诸侯的众矢之的，遂悻悻而归。

就在楚庄王北上全面展示楚国实力之时，令尹子越乘国内空虚，公然率领若敖氏家族围困贾的封邑阳，将其杀害，并将氏家族全部驱赶到荒远的边地去。由于氏与公室往往互相支持，若敖氏在杀害了贾后不久，一不做二不休，与楚国公室公开决裂，掉转矛头，直指回师的楚庄王。最终若敖氏在楚庄王的反击下彻底失败，阖族被诛，所以后世以“若敖氏之鬼”指代无人祭祀的饿鬼。但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中，遭若敖氏围攻的氏家族也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在贾被子越杀害后，氏也被赶出都邑，逃到期思（今河南固始）乡间隐居。这也是孙叔敖在期思乡间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原因。

还在小时候，孙叔敖就表现出与一般儿童的不同。有一天他外出游玩，不幸碰到了一条两头蛇。按照当时的说法，碰到双头蛇的人会很快死去。孙叔敖既伤心又害怕。但是为了避免别人再次碰到这倒霉的事，他就鼓起勇气，把这条双头蛇打死埋掉。当他回家哭着向妈妈诉说这一经历时，他的妈妈很认真地鼓励他说：“你做了好事，上天会赐福给你，所以不会死的。”（《新序·杂事》）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孙叔敖从小就是一副仁义心肠，而他的妈妈则是一位善于教育孩子的母亲。

二、孙叔敖相楚

若敖氏叛乱被镇压后，其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客观上为氏复兴扫除了障碍。但是关于孙叔敖是如何当上令尹的，古人却有不同的说法。刘向在《新序·杂事》中载：

樊姬，楚国之夫人也。楚庄王罢朝而晏，问其故，庄王曰：“今旦与贤相语，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贤相为谁？”王曰：“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问其故，曰：“妾幸得执巾栉以侍王，非不欲专贵擅爱也，以为伤王之义，故所进与妾同位者数人矣。今虞丘子为相数十年，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为贤？”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于是辞位而进孙叔敖。孙叔敖相楚，庄王卒以霸，樊姬与有力焉。

按照这一说法，则孙叔敖为相，和樊姬关系甚大。而同为刘向所撰的另一部书《说苑》则做了完全不同的记载：

楚令尹虞丘子复于庄王曰：“臣闻奉公行法，可以得荣，能浅行薄，无望上位，不名仁智，无求显荣，才之所不著，无当其处。臣为令尹十年矣，国不加治，狱讼不息，处士不升，淫祸不讨，久践高位，妨群贤路，尸禄素餐，贪欲无厌，臣之罪当稽于理，臣窃选国俊下里之士，曰孙叔敖，秀赢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授之政，则国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庄王曰：“子辅寡人，寡人得以长于中国，令行于绝域，遂霸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贪也；不进贤达者，诬也；不让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为臣？愿固辞。”庄王从之。赐虞丘子采地三百，号曰国老。以孙叔敖为令尹。

则孙叔敖为令尹，完全是出自虞丘的主动让贤。另外，据《吕氏春秋》记载，孙叔敖是在他的朋友沈尹茎的推荐下才顺利当上令尹的：

孙叔敖、沈尹茎相与友。叔敖游于郢三年，声问不知，修行不闻。沈尹茎谓孙叔敖曰：“说义以听，方术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说义调均，以适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归耕乎？吾将为子游。”沈尹茎游于郢五年，荆王欲以为令尹，沈尹茎辞曰：“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于是使人以王舆迎孙叔敖以为令尹，十二年而庄王霸，此沈尹茎之力也。功无大乎进贤。

根据这种说法，不仅孙叔敖为令尹是沈尹茎所荐，连他隐居期思也是沈尹茎一手策划的。这三种说法哪一个可信？由于文献不足，我们现在也难以下确切的论断。不过，综合考察，还是虞丘子推荐孙叔敖的可能性要大些，因为号称信史的《史记》也认为孙叔敖本来就是“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史记·循吏列传》）。这与《孟子》中所载“孙叔敖举于海”大体吻合。当然，这与氏家族在公室与若敖氏的斗争中一直坚定地站在公室一边也有很大的关系，孙叔敖之父贾甚至在与若敖氏的斗争中付出了生命，楚庄王决心起用孙叔敖，也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孙叔敖担任令尹后，整个国都无论官民都向他表示祝贺，他自然也是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当大家都沉浸在这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时，一位老者出现了：他身着白衣，头戴白冠，不仅不向孙叔敖表示祝贺，反而把孙叔敖担任令尹当做大坏事前来吊慰！面对这位行为怪异的老者，孙叔敖不仅没有恼怒，反而恭恭敬敬地接待了他并且虚心请教：“楚王不嫌我才疏学浅，任命我为令尹，大家都把这当做大喜事来祝贺我，而先生您却把它当做坏事来吊慰，这是什么原因呢？”老者见他态度恭敬，孺子可教，就说，有原因，你现在面临三方面的隐患：“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说苑·敬慎》）孙叔敖一听，头脑登时冷静了许多，赶忙向老者请教避祸之法。老者又告诉他，只要他做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取”，治理楚国也就绰绰有余了。这位老者在《韩诗外传》中成了“狐丘丈人”，他告诫孙叔敖应该如何去做的话也变成了孙叔敖自己领悟出来的，与此略有不同。总之，孙叔敖在为令尹之初曾受到一位世外高人的指点，要他居安思危，不要得意忘形，应该是可信的。

孙叔敖担任令尹期间，以身作则，勤于政事，精明干练，政绩斐然，不愧为一代名相。据司马迁《史记》载：“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首先，他兴建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为楚国的振兴打下基础。按《淮南子·人间训》的说法，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就“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即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期思陂”。今天河南固始县境的史河，即是当年期思之水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