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这一做派，换了别人只怕真的很难容忍，这不是仗着自己有点能耐敲国家的竹杠么！但齐桓公不是别人，他是个聪明人，一看就明白了其中的玄机——这也是他日后能够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霸业的原因。“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而后可以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欲立大功、成大事，必须先揽大权、处尊位，这是玩政治的普遍规律。像管仲这样的“天下之才”，要施展自己的才干，使国家“得志于天下”，就需要相当的平台，即与之相匹配的权力、威望和地位。齐国承大乱之后，情况复杂，老牌贵族又多，不那么好管理，没有这些条件，管仲还未必能镇得住。所以深谙个中三昧的孔老夫子在谈到这件事时如是说：“管仲之贤而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称伯。”齐桓公相信管仲是“天下之才”，要靠他治国平天下，就要委之重、任之专、信之深，特殊人才就要给予特殊的待遇嘛。所以，对于管仲提出的条件，英明的齐桓公一口答应下来，一举确立了管仲在整个辅臣集团中的核心地位。
要讲齐桓公的高明，这就是他最高明的地方。并且，当他确定围绕管仲搭建领导班子之后，坚定不移地给予了管仲必要的支持，真正做到了委之重、任之专、信之深。委之不重、任之不专、信之不深不如不用，随便安排个不上不下的官职，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韩信、陈平就是很好的例子。韩信、陈平原本都是项羽的部下，但这位有着重瞳的楚霸王眼光却差得出奇，不识得这两位旷世奇才，委以不痛不痒的闲官冷职，待以不热不冷的态度，使二人空怀奇策而报效无门。“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真正的英雄都是不甘心聊天混日子的，于是韩信和陈平相继归附刘邦。楚汉战争结束后，作为胜利者的刘邦大宴群臣，总结胜利的经验，为什么二流子出身的他能够战胜楚国贵族出身的项羽？项羽不仅骁勇善战，而且颇具贵族风范，“仁而爱人”，待人彬彬有礼。而刘邦一身流氓习气，“慢而侮人”，见到儒生就把人家的帽子揭下来尿尿，动不动还要做人的老子，“乃公怎么怎么样”。经过群臣的分析讨论，最后由刘邦作总结，他和项羽相比，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善于用人，而这一点正是决定胜负的最关键因素。当初刘邦见韩信、陈平前来投靠，不仅大喜，还拜韩信为大将，以陈平为护军都尉，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最终二人在楚汉战争中成为决定胜负的力量，韩信指挥军队相继歼灭楚军外援，困项羽于垓下，一战消灭了项羽的有生力量；而陈平则巧使反间计，以四两拨千斤之力，除掉了楚集团中对汉威胁最大的人物范增。
所以既然倚为股肱栋梁，就要给予高爵重位厚禄大权，为之营造良好的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齐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爵位在老牌大贵族国氏、高氏之上，又使管仲有“三归之家”，尊为“仲父”，使管仲在齐国树立起崇高的威信，为他号令臣属治理齐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后来，荀子在评价这件事时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雠，遂立以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对桓公识人用人的大智大节予以充分的肯定。这不仅仅是胸怀的问题，更显示了齐桓公的政治智慧。
尽管齐桓公在私德方面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其用兵治国也样样稀松，但他能放手让管仲干，这是他最高明之处，也是他南面称霸最关键的因素。《新序》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
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侧者曰：“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曷为其不易也？”
在齐桓公的全力支持下，管仲对齐国的内政外交提出一揽子改革计划，成为齐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管仲以“修旧法”为名，改革内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通“悦”）”（《史记》）。齐国很快富强起来，为齐桓公的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齐桓公尊贤任能不仅仅止于一管仲，对于其他有才有德之士，也都能做到尊礼而信任之，让他们尽情地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他曾经去拜会一位低层官吏，三顾茅庐依然没有如愿，搞得随从都很不耐烦，劝他说：“这么一个小人物，劳驾您亲自前往还不得见，就算了吧，已给他足够的面子了。”桓公听了，立即严肃地批评他们：“这是什么话！我听说老百姓不追求富贵的，不向君主低头；君主不慕义强仁的，也不屈身于老百姓。老百姓可以不追求富贵，我作为一国之君还能不慕义强仁吗？”依然坚持前往拜会那位低级官吏，去了五次才得见。为了求贤兴国，他还听从管仲的建议，不惜金币玉帛，派遣一支庞大的专门招揽贤才的猎头队伍，周游四方，收揽天下英雄。卫国人宁戚自荐于桓公，对桓公大谈治国之道，桓公为之折服，立即重用，任命宁戚为卿，这在古代亦是属于超越常规的提拔。齐国的大臣生怕宁戚是个江湖骗子，一致反对桓公的决定，并建议桓公先派人去卫国打探一下宁戚的品行，再做决定不迟。但桓公并不这样想，他对群臣表示，宁戚这个人有大才干，也可能有小缺陷。若派人去打探来他的小缺陷，放在心里反而别扭，会影响对他的放手使用，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才，我是用其所长。用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小恶掩人大善，这正是桓公的极大优点。正所谓“察察者有所不见，恢恢者何所不容”！那些器量狭小、自以为看得清别人的“缺点”、以察察为明的君主，大都是破国亡家的主儿。比如明朝的崇祯帝，在他眼里，大臣们都是混蛋，不可用不可信。直到国破家亡之时，还满腹委屈地大呼：“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尔！”却不想他杀袁崇焕时的愚昧。事实证明，桓公的眼光没错，就连管仲也不得不承认，在组织农业生产以尽地利方面自己远不如宁戚，并建议桓公任命宁戚为大司田，使其成为桓公图谋霸业的一个重要帮手。
对于一把手来讲，用才永远比有才重要。正是因为齐桓公尊礼信任贤才，所以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比如熟悉礼仪和外交辞令的隰朋、正直敢言的鲍叔牙、执法公正严明的弦宁、擅长军旅的王子城父，再加上农业管理专家宁戚，这五位都是当时一流的人才。齐桓公本着“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的原则，以隰朋为大行，以弦宁为大理，以鲍叔牙为谏臣，以宁戚为大司田，以王子城父为大司马，组建了当时一流的领导班子。有这样的领导班子，齐国还会不强大吗？所以，西汉的刘向指出，齐桓公能任贤使能，这是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的最重要原因。
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时期最风光的霸主，除了成功的用人之道外，善于把握战略时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时势造英雄”，所谓的成功者，就是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成功把握住时代机遇的人。时机不到强出头，往往碰得头破血流；时机到了没有相应的胆略，坐任其流失，也只能徒添历史的遗憾。顺时而动，借势发力，引领时势的潮流，这才是大英雄大豪杰。
齐桓公所处的时代，是个呼唤英雄的时代。可以说，齐桓公提出争霸战略，并一步步走向霸主的宝座，既是顺应时势的潮流，更是人民的需要。周王室东迁后，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周天子所维系的礼乐文明逐渐解体，中国进入礼崩乐坏的大变革大混乱时期。尽管在周王室东迁的最初的几十年里，威信并未完全丧失，在维持天下的秩序方面多少还能发挥点作用，天下共主的名头不尽是虚的。所以，春秋初年晋国内乱中，周王室多次率领诸侯征讨进攻晋侯的曲沃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天子的权威。但周王室的没落已成不可挽回之势，公元前707年周郑绪葛之战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郑国本来是周王室东迁的主要依靠力量，后来周、郑之间不断交恶，最终发展到兵戎相见。在这次战役中，王师一败涂地，作为天子的周桓王被“陪臣”郑祝聃射中肩膀。若不是郑庄公见好就收，放他一马，后果不堪设想。从此以后，周天子基本上威信扫地，再也无法充当天下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不仅如此，有时连王室内部的事情也摆不平，需要诸侯出面调停。原本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演化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晋国内乱中，一直站在晋侯这边的周王室眼睁睁地看着曲沃武公于公元前679年灭晋，毫无办法。不得已在得到武公的贿赂后，顺坡下驴，承认了曲沃武公取晋而代之的合法性。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所谓“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天下陷入没有秩序的混乱中。人们总是喜欢抱怨旧秩序的不合理，却往往在打破旧的秩序之后，才发现原来真正可怕的是无秩序！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
当中原地区因周王室的衰落而陷入无秩序的混乱中时，夷狄却乘机崛起。雄踞南方的楚国这时开始强大起来，不断对外侵略扩张。以随国为首的汉阳诸姬（各个姬姓国）抵抗不住楚国的持续进攻，先后臣服，成为楚国的附庸。此后，楚国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时侵凌中原诸侯，对“诸夏”（中原诸侯国）形成巨大的压力。北方的狄人部落也乘机入侵，邢、燕等诸侯国都时刻感受到严重的威胁，有时连周王室也不能避免夷狄的侵扰，正所谓“当此之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诸侯力政，强者为君。南夷与北狄交争，中国不绝如线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越绝书》）。郑、鲁、宋、齐乘势壮大自己的实力，成为号召一方的强国，联合诸夏对抗夷狄的侵扰。郑庄公、齐僖公、鲁庄公相继称“小霸”，但限于各种原因，终于未能成为天下公认的盟主，整顿天下秩序和抗击夷狄侵扰这两大课题依然没有解决。
因此，此时的天下或者说诸夏地区迫切需要一个霸主来作为秩序的维护者和抗击夷狄的领头雁。郑国在郑庄公薨后，陷入二十年的内乱中，自顾尚且不暇，霸业戛然而止。鲁国由于自身实力所限，有心无力。而齐国有了齐僖公打下的“小霸”基础，恰恰是崛起的最佳时期。所以，齐桓公继位后不久，即与管仲一起制定了图谋霸业的计划。这一计划的提出，可以说既顺应了时势的要求，又充分考虑了齐国的实际情况，是对战略机遇准确而及时的把握。
齐桓公成功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君臣确立霸图之后，又作出了正确的战略选择。首先改革内政，增强自身的实力；再威恩并用，修睦邻邦，改善周边的“国际”环境；时机成熟后，树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北伐戎狄，南拒强楚，组织诸侯会盟，自己也顺势将霸业推向顶峰。
执政之初，为实现霸图，桓公也曾首先选择了加强军事力量的建设，欲以武力作为称霸的后盾。桓公的这一决策遭到管仲的反对，他反复向桓公阐明“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的道理，君臣达成一致，将精力转移到改革整顿内政上来。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谁能抓住机遇，率先改革，谁就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桓公与管仲打着“修旧法”的旗号，对行政管理、经济、税收、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齐桓公和管仲所动的第一刀就是以“修旧法”为名改革内政，以减少改革的阻力。一般而言，老百姓由于受学识、经历的限制，对于新生事物总有天然的恐惧感，因此对于改革也是天然地排斥，这倒不一定是因为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无论是商鞅变法也好、王安石变法也好，尽管改革的出发点都是强国富民，但老百姓回报的态度都是“民曰不便”，历千年而未改。懵懂的王安石打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旗，与大家公开对抗，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齐桓公和管仲君臣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打着“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幌子，对内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凡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受老百姓欢迎的，就坚持下去；经实践检验不行的，就坚决改掉。以民意为改革的方向，“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所以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其具体内容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