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那些天总下雨，伤员抬来了，衣服、被子淋湿了。东西山岭头两个庄的老大娘们，都主动帮伤员烤衣服，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几日几夜不停手。收容所没有点灯的油，夜里没法给伤员看病换药，老百姓就收集了全庄千多斤棉花籽，换了油给解放军点灯。伤员缺乏吃的，老百姓就收集了全庄的粮食，磨出千多斤面来，解决伤员的吃饭问题。伤员没有菜吃，老百姓又送来了80多只小鸡。那里用水不方便，挑水要跑三里多路，全村的青壮年组织起来给解放军挑水，不仅保证了解放军伤病员和医务人员的生活用水，给伤员洗绷带、绑带的水也够了。
解放军都说，洛阳的老百姓真好！
五、军纪严明佳话多
解放军在洛阳战役中表现出来的严明军纪，已成为代代传颂的佳话。
陈士榘、陈赓和唐亮等军政首长，非常重视进城后的军纪问题。他们知道，攻城应以军事为主，攻占后应以政治为主。不讲政治，不严肃军纪，就没法搞好城市管理。他们把管理好洛阳，当作今后管理更多大中城市的演习。攻城前，各部队进行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提出了“光荣的进城，干净的出城”和“军政双胜”的口号，要求指战员离开洛阳出城时，除了身上的武器军装，上级按标准发的东西，不能多带一件物品。
城门刚刚攻破，城内的巷战还在激烈进行，各个城门口，就安上了胳膊上带白布套的哨兵，这是维护纪律的纠察队。他们把守着城门，任何单位和个人没有证明，都不许带东西出城。
纠察队员是各部队推荐，民主选举的。只有遵守纪律的模范，声誉不错的人，才够格。
城市工作委员会统一管理新解放的洛阳市，各单位不得各自为政。部队和机关人员进城，需要有旅、师以上政治机关的介绍信；购买东西，要经过工商管理局；住房子要经过城防司令部的许可；要进城参观的部队和地方单位，须事先报告城防司令部；民兵一律不准进城。统一管理这一条实在好，防止了随便进城、随便拿东西的现象。使刚解放的洛阳，没有出现过混乱。
解放军对作战部队的管理也很严格，作战休息的时候，都集中在一起，没有人乱走乱跑。大家都表示：“我们打洛阳是为了消灭敌人，是为了解放人民的。”没有一个人乘战斗间隙跑出去发“洋财”。严格的战场管理，有效地防止了个人违反纪律。
解放洛阳时，部队的纪律空前的好，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这里略说几件：
炮盘上纸条的故事
攻城战斗刚要打响时，三纵八师二十五团三营机枪连的一门六O炮的炮盘上，炮手谢天真贴了一张纸条：“今后我决心对群众的东西一点也不吃，一点也不拿，讲话态度和气不发脾气，遵守优待俘虏政策。除武器弹药外，私人东西一点也不要。”教导员问他为什么要贴这张纸条，谢天真严肃地回答说：“以前我对纪律马马虎虎，贴上这张纸条，时时看得见，提醒自己。这次打洛阳，一定争取做遵纪模范。”
谢天真的话代表了广大官兵的想法。
洛阳战役打响之前，部队刚进行过新式整军运动，搞过土改教育和“三整三查”，官兵阶级觉悟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明确了，纪律观念增强了。大家都认识到，人民军队是不可以随便拿东西的，每个人都要为军队的荣誉着想，上级的规定要坚决遵守。每个人都订了遵守纪律的计划，都表示要在洛阳战役中接受考验。有的人说：“三查了，订了计划，再犯错误就太没面子了。”有的说：“拿了老百姓的东西，把咱人民军队的名誉糟踏完了，咱是革命的，不是土匪。”洛阳战役中解放军的军纪那么好，是新式整军运动的成果。
进了北京军事博物馆的那块表的故事
解放军攻进东门，突击队员们冲进靠路南的一座楼房，敌人已逃跑，主人也不在。但见一张方桌上，放着一只钢壳怀表，雪白的表面，漆黑的表针。
如今的人有一只表算不上什么，当时有一只表，算你有一件宝！很稀奇，很珍贵。
突击队员们没有发现敌人，瞟了一眼表，又继续战斗去了。
之后，这座楼被指定为休息的地方，来来往往的战士们很多，大家都看见了这块表，谁也没去动它。
三连住进了这座楼。一个副排长说了声，打仗就是需要表，说了后也不去碰一下表。大家互相提醒：“纪律是自觉的，楼上的东西少了，咱连要负责。”
这块镶着四颗宝石的瑞士好怀表，就这么一直放在桌上，滴滴答答走着，直到房主人回来。
突击营营长张明依据此事写了一篇小文章《桌上的表》，被新华社广播了。此后，有些报纸也登了这篇文章，表的故事于是传为佳话。房主人感到这表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就捐献给了政府。政府又送到了北京的军事博物馆。
在军事博物馆展出的这块表，是解放军自觉遵守纪律的见证。
鞋的故事
雨天打仗，满地泥水，白天打，黑夜也打，而且几天几夜连续打。官兵们的鞋，有些破了，有些被泥泞拔掉了，大家仍然赤着脚战斗，赤着脚站岗，赤着脚押送俘虏。敌人的仓库大开着，商店里很多主人都跑了，商品无人管。但是，解放军官兵没有人去乱拿鞋。青年军士兵的鞋子丢得满街都是，也没有人随便捡来穿。陈赓兵团的一个担架员，宁愿赤着脚往返抬伤员，也不愿意落个破坏纪律的名。二十八团五连战士宋斌的鞋坏了，连长四次让他拣一双敌人丢的鞋，他都没有拿。
华野部队的王继义连长，自己的鞋坏了一只。有些没鞋穿的战士看着他。王连长一直赤着脚，战士没话说了，也不敢去拿鞋了。
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军纪好坏的关键！
馍的故事
维护军纪，还要靠发动群众，互相监督。
战斗中一天一夜没饭吃的事多。指导员李中友不断地教育战士们，不能因饿而犯纪律。有一天正饿的时候，看到老百姓家有筐鸡蛋，李指导员不准大家动，号召互相监督。他们进城后住在银行里，吃的用的东西很多，互相监督好，走的时候一样东西也没少。
另外一个连的战士们也一天没吃饭了，在主人家的厨房里发现了几个馍。几个战士拿起来看了看，不敢动又放下了。有位小战士实在饿得受不了，拿起一个吃了一口。别人马上说话了：“政策纪律呢？”“别为一个馍给全班丢人！”小战士马上放下馍；吃的一口也吐了出来。
烟的故事
那时候的当兵人，大部分人都抽烟，都有一个小烟袋。大雨淋湿了烟荷包，上了烟瘾怎么办？硬忍着，住在烟铺里也不拿一支烟抽。有一个班住在一个没有老乡的家里，屋里放着15条纸烟，没有一个人去动那烟。一家花布行里放着几条“金狮牌烟，有整有零。一个排在这个店里住了两天两夜，没少一盒烟。有一个警卫员上烟铺给首长买烟，那时正打炮，店老板躲进地洞里去了。警卫员找不着老板，便自己拿了两条，写了字条说明，当天下午就把钱送给了老板。老板呵呵地笑着说：“一两条烟是小事，算个啥？”
警卫员回答说：“守纪律不分大事小事。”
老板感动地说：“咱这队伍太规矩了，真好，真好！”
钱的故事
钱是有诱惑力的东西，对钱不动心，才不会违反纪律。
解放军的一支小部队从银行里搜出430多万元法币，另外一支小部队打扫战场时拣回来300万元法币，都原封不动地上交了城市工作委员会。其他部队也把缴获的钱、碎银、银元，全部上交城市工作委员会。城市工作委员会统一管理处理这些钱财，事后向各部队公布账目。没有一个小单位和个人乘机发“洋财”。
绝对禁止向俘虏索要钱物和接受俘虏送的东西。有个俘虏受到过通信班长周志来的很多关心照顾，送给周志来一枝大“金星”钢笔，周志来虽然十分喜欢，但一想到“纪律”二字，就立刻还给了俘虏。某部政工人员，询问了500多个被俘的青年军官兵，问他们的钱、金戒指、表、水笔丢了没有，都说没有丢，还好好地留在他们身上。只有一个人说少了大衣，还是他自己慌里慌张不知道怎么丢的。
靠了不爱钱三个字，解放军才有铁的纪律。
连敌人死尸上的钱物，都不许乱拿。战士曹洪昌在东关看见敌人死尸上有钱、表、金戒子，不但自己不拿，还制止别人拿。一个搜索队的人来拿时，他不认识，就质问人家：“你是哪儿的，为什么拿东西？上级的要求忘了吗？”直到那人说明自己是搜索组打扫战场的，才让他拿。
复查的故事
要维护铁的纪律，就要严格检查。对犯了纪律的要进行处理。如果不检查，犯了纪律不处理，就会出现守纪律的人吃亏，不守纪律的人占便宜的现象，那样下去，纪律就会松懈。
仗刚打完，各部队就对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严格的复查。谁拿了东西，先做检查，再退东西，不得参加评功。复查之严，已经严到了纠弯过正的程度。有个炮手，因天下雨炮上有很多泥灰，他就从老百姓家里捡了块布擦炮，就这也不行，没评上功。怪他事先没跟老乡讲一声。
分发胜利品时，拿了老百姓东西的人，一律不分。
部队的纪律好，老百姓很快就喜欢上了解放军。住西关的一个老头，解放军刚来那天夜里，吓得藏在桌子底下，瘫成一堆泥一样。因为他没见过解放军，害怕和国民党的中央军一样又抢又夺，欺压百姓。后来看到进屋来的解放军不拿东西，态度和气，就觉得解放军太好了，中央军没法比。解放军战士们把老人家从桌子底下拉起来，又架到床上，叫他不要害怕，做了饭还请他一块吃。老头感动地说：“你们来得太晚了，太晚了！”
六、朱德：要下决心钓大鱼
1948年5月5日，中央军委下达了中原战场我军近期的作战任务，要求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第1、3、4、6、8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简称中野）第11纵队共6个纵队，全部集结在黄淮地区打大仗，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寻歼敌整编第5军等部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力争在4至8个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同时指示华野第2兵团向津浦路一线行动，相机歼灭并钳制敌整编第12师和第72师等部；第4兵团在苏北发起进攻战役，以策应中原战场我军作战。
作战任务明确之后，朱德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临河南濮阳华野司令部视察和动员。去河北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开会的陈毅和粟裕也随同朱德回到濮阳。此时，陈毅已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粟裕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5月14日，朱德向团以上干部讲话，他形象生动地说：“对付国民党第5军、第18军、整编第7师等主力部队就是要用‘钓大鱼’的办法。你想钓上一条大鱼，就不要性急，上钩后不要急着一下子就钓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尚未疲困，拚命扯往往会把钩索弄断。可以慢慢摆它，在水里摆来摆去，搞上几个钟头，把它弄疲倦了，再扯上来，这样就把大鱼钓到手了：对付第5军就要用这种办法。你们一定要下决心搞掉一两条这样的‘大鱼’。”
在朱德和陈毅的直接指导下，粟裕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当时敌我情况，着手制定作战计划，并筹划第1兵团渡黄河南下。朱总司令亲临视察和给予指示，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增强战斗力，起了极大的作用。不久，朱德和陈毅先后离开濮阳。
歼灭整编第5军，正是当时华野全体指战员的强烈愿望，因为自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该军常在进攻华东解放区和在中原战场作战中打头阵，与我军多次交手，气焰十分嚣张：我军指战员对它恨得咬牙切齿。的确，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把敌人这个“王牌”军消灭了，就等于砍掉蒋介石伸向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一只臂膀，形势将对我军更加有利。
此时已是1948年5月中旬，敌我双方的态势是：敌人在中原战场上除保安部队外，有正规军25个整编师（57个旅），其中13个整编师（30个旅）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另外12个整编师（27个旅）和4个快速纵队编成4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其意图是控制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和平汉路南段的交通线，以郑州，信阳、蚌埠、开封、商丘和徐州等城市为据点，乘我华野部队整训分离之际，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机动兵力，寻我主力兵团决战，同时监视和堵击我在濮阳地区进行整训的华野第1兵团渡河南下。
我军方面，中野主力及华野第10纵队，在宛西（即南阳）战役胜利后，正向南阳、确山之间转移；华野第3和第8纵队在完成宛西战役阻击任务后，于5月10日由象河关、春水地区北上，14日袭占许昌，全歼敌独立第20旅后，即在许昌、襄城地区转入休整；华野第1、第4、第6纵队以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在濮阳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后，根据打整编第5军的作战要求开展军事训练；中野第9纵队位于郑州西南地区；中野第11纵队位于豫皖苏地区。
七、粟裕：变更部署攻开封
5月23日，我华东野战军作出了在鲁西南歼敌整编第5军的作战部署；先以第3和第8纵队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转移，吸引邱清泉兵团南下；然后第1、第4、第6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乘机由张秋镇、范县之间南渡黄河。进抵定陶、成武地区，力求歼灭鲁西南守敌一部，开辟战场，吸引邱兵团回转北上，在邱兵团北移时，立即以第3、第8纵队和中野第11纵队尾敌北进，协同我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
在进行上述部署的同时，粟裕精心运筹，反复考虑，他认为，寻歼敌整编第5军具有一定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对我军不利：基于上述考虑，粟裕觉得在当时情况下寻歼整编第5军，并不是很有把握。搞得不好，还会给我军造成不利局面；同时，粟裕还考虑到，中央军委作出集中力量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决策，我军第一个战役必须旗开得胜，只有打好，不能打坏。既然寻歼整编第5军不能稳操胜券，作为战役指挥员，就应当在部署寻歼整编第5军的同时，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考虑其他更有把握取胜的作战方案。为此，粟裕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腹案。其主要依据是：第一，我军如攻克开封，蒋介石绝不会置开封于不顾，势必调兵增援。这样，就能打乱敌人企图在鲁西南与我军决战的部署，为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创造战机。第二，开封守敌处境孤立，而我军外线部队与中野一部相对靠拢，有强大的兵力和充足的时间阻击援敌。第三，开封守敌虽有3万余人，但战斗部队指挥不统一，互有矛盾，总的说来战斗力不强。我军使用2个主力纵队近6万余人攻城，在兵力数量上虽然优势不大，但论战斗力则占很大优势。第四，我军在两年来的解放战争中，曾先后攻克过敌重兵守备的枣庄、峄县、泰安、莱阳、许昌、洛阳、潍县（今潍坊市）等城市，积累了较丰富的中小城市攻坚的经验，攻坚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部队熟练地掌握了炸药爆破技术。炮兵建设有了相当规模，同时，第3和第8纵队长于城市攻坚战，因此，攻克开封还是有把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