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传统里，白面书生、江湖好汉、忠臣孝子，以上三类大体上就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男性“正面形象”的主要类型。千百年来，这三类形象不断地在书本中被表彰，在舞台上被扮演，在民众中被传说。久而久之，便几乎成了中国男性的典型代表。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三类男人，一类是女性化的，一类是无性化的，还有一类是半女性化半无性化的（易中天语）。如果他们果真是中国男性的典型代表，则中国的男人，岂非就“不象男人”？
幸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这三类人物似乎并不能说就是中国男人的代表，比方说，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就代表不了。另一方面，生活中的文人、好汉、臣子们，大约也未必就是书本中和舞台上那样女性化和无性化。要言之，他们是被“说成”无性化和女性化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和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可能是造成无性化和女性化倾向的二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钢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而在今天，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崛起，使更多的人得以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创办自己的“帝国”，即“商业帝国”。这些人大多雄心勃勃、野心勃勃地想做一个“商业帝国”的主宰。从他们很多人身上，我们看到那种“王者之气”，即有别于传统文化的真正的中国男人。十几年前中国人还在叫喊：寻找中国的男子汉。这多少有点让中国男人尴尬，特别是上海人在寻找男子汉的几年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他们仿佛是苦笑着对自己的男同胞进行了自嘲。1991年，上海电视台制作了《海派丈夫变奏曲》的节目，其主题歌可以视为上海人“寻找男子汉”的答案：“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篮呀，老王买煤球；小张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汤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而大多数中国人把男子汉理解为日本影星高仓健那种不荀言笑的深沉模式。于是在北方，在自古燕赵多悲歌、在从来不乏勇士、壮士的华北大平原上，出现了一些摹仿王朔小说中的粗、痞、狂、俗、侃等冒牌男子汉形象。
十几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去寻找男子汉了。因为他们作为真正的男子汉，早已借助商品经济的发展，如同一个个帝国一般，在现实中崛起。他们不一定是高大的身材、宽厚的肩膀、棱角分明的面容和浑厚深沉的嗓或表面上如何地“阳刚”，满不在乎一掷千金的“派”。他们靠智慧称王，他们敢于冒险善于冒险的本领，可称当代英雄。他们坚忍不拔的毅力，使任何困难都不能使他们难倒，他们的策划和投资就如同是决策千里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和国王。他们这些所言所行表现出不同凡响。
李某和他们那一茬人中的大多数一样，缺乏完整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起点。1970年初中毕业的他打起背包汇入黑龙江建设兵团，一去北大荒就是7年。初中文凭就是他最高学历，此后返城、失业、烧锅炉、当炊事员、做小买卖，并因做小生意被劳教，所有该经历的磨难他一样都没躲过去。英雄的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可是在他身上你却看不到磨难通常带给人的油滑和阴暗。言谈举止也绝不是朴实的大老粗，或自以为是的傻大款。他的措辞、他的衣着品位，都绝不仅仅像一个初等学历的人，他恰到好处的礼节和幽默，都让你觉得他是个很在意自己形象和生存状态的人。
小时候，李某是那种典型的聪明却不用功的孩子。4兄弟中他性子最急，花样最多。因为调皮没少挨恪守棍棒出孝子的父亲的打。就像街上每个从你身边跑过的小淘气。家长、老师、同学从没对他抱过什么奢望。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的朋友会说：他想法挺怪的，和别人不一样。在北大荒，能开上联合收割机是荣誉。他当上了康拜因手。别人都穿破旧衣服应付满身机油，他却穿着一件雪白的确良衬衫（这含有理想主义者的色彩）用镰刀割麦子，他又在一片惊诧中穿着崭新的蓝的卡制服迎接锋利的麦芒。大家说他是败家子儿，可他有他的道理：对农民来说，丰收是真正的节目，当然要穿最好的衣服。而且一件旧衣服本来还能穿2个月，一磨破彻底不能穿了：新的卡衣服很结实，充其量也就是磨旧点（有自己的想法）。连朝夕相处的好哥们都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他（独特），他也从不解释（自信）。
李某走过的路，证明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但你很难下结论，说他是由于智商高，还是做生意讲信义，或善于抓机遇而最终得到成功。这些都是，又都不是。应该说他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悟性和综合指数较高。因此能把很多领域的事都处理好。有智谋，耍小聪明的人很多，却不一定都有魅力、有情义。祖籍东北的李某生性豪爽，爱热闹。时常聚集一帮朋友吃喝、娱乐。而他又总是成为热闹的中心。朋友说：那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热情。活跃和以诚相待！他这人实在。大家在一起从没因为他有钱而有距离。至于帮助过他的人他都记得很清楚。而且皆有回报。他没有旧式富豪的毛病，比如傲慢、无礼、无视他人。
有一种人，无论地位高低，总显示出趋高性。按照弗洛依德的观点，此种人是将物质需求转化成了精神活动。心理学家认为，这更多是教化的结果。各类报导都告诉我们，李某出身工人家庭，从北京小胡同的大杂院走出来。可他的一些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却显示出与通常大杂院背景的不协调。（这种人要么被摒弃，要么出人头地）。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他父亲是工厂科室干部，而且早年毕业于哈尔滨铁道学院，日语很出色。在李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教育很严厉，尤其对学习问题。父亲曾将没有完成作业的孩子从熟睡中揪起来揍一顿，也曾在每人月生活费10多元的条件下为四兄弟请家庭教师。在一个缺少贵族的时代里，知识多少会使人在精神上高贵一些。
李某远远超越了他的同龄人。却仍然保持着那一代人的生活理想。从他的价值观念、做事方式，甚至生活习惯，你很容易认出他是老三届的。他最爱吃的是酸菜白肉，最爱唱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两栋别墅都因长期闲置，分别租了出去，现在他和夫人、女儿住在一套普通公寓里！没铺地毯的地面、简简单单的家具，只是比工薪家庭的住房宽敞些；甚至还没他们装修得讲究。唯一让人觉得有些气派的就是那套能调144张视盘的声像设备和数棵直冲屋顶的高大绿叶植物。按说做总经理是最累的，做到董事长就不累了。而做到跨国公司的董事长就该有时间陪伴家人出国渡假、打高尔夫了。而李某每天仍在那间20多平米、略显简陋的办公室里忙得团团转。在他看来，有了钱，其他方面比如人品、教养也该相应的更高，其实人只有到了某种境界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活得随心所欲。花上千万元买车和吃几块钱一盘的酸菜白肉在他看来是一回事。
每个人的一生都充满了机会，可惜，即使面对同样的机会，也并非所有人都能认识到。应该说李某的机遇并不算好，每一次他都在和别人相同的起点上起跳，只是多数人不认为是机遇的被他抓住了，而且跳得很高。当回城知青都在想办法就业、挣钱、成家的时候，他跳出人群，做了最早的倒爷。而且把一个出身高干的海军军官娶回家。同样练摊儿、倒货，他练习得最好，成了京城数得上的款爷。有了钱，买车买房可以享受生活了。他又突然从人群中消失了，抛家舍业到日本刷盘子打工、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在那里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从此，他不再是一般的倒爷，加入了正规军行列。“101”毛发再生精一度风靡，每天“101”工厂门口围得密密实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谁拿到货、谁就拿到了钱。他硬是给工厂送去一辆奔驰、一辆进口大客车，拿到了日本东京“101”总代理。经销“101”的成功，使他资产突破1亿元，进入真正的富豪阶层。历史性的跳跃，是一笔“香港楼花”生意。他把公司总部从东京迁到香港，1989年香港房价暴跌，沉不住气的人便纷纷低价抛售。李某却认定这是一个好机会，别人低价抛他就低价收。有多少要多少，结果半年以后形势好转，房价狂涨，他又不失时机地以最好价格抛了出去。这堪称经典的一笔，显示了他的大家风范，也最终奠定了他的成就。
做事情总是有成有败，李某在商业生涯中，却很少败，也很少赔。他曾经一无所有，经过北大荒的磨砺，他自信再没有什么吃不了的苦，大不了还是一无所有。他不怕败也不怕赔，良好的心理状态使他从容、沉着、发挥出色，于是往往能化险为夷，显示出英雄本色。
〔事业上的区别〕
女人一般对工作抱着一个更为实用的态度，因而是更为现实的。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工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对大部分男人来说工作本身就是目的。在工作的态度上，男女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倒不是因为男人有什么责任心或使命感，而是源于男人“阳性”的特征、潜在的焦虑。就像一句流行的俗话所揭示的“没有事业就没有性欲”。只要是正常的男人，都具有潜在的焦虑。只有拼命地工作获得安全感，才能浠释这种焦虑，才会使他表现出男人的自信。现代医学证明，焦虑能抑制男性的欲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一个男人一旦失去了工作，或是事业受到了挫折，就会使他们的性欲下降。相反，若是性欲变得更旺盛了，便属于不正常的情况。它不是表明这个人缺乏正常的内在抑制机制，就表现因为焦虑过度，使其抑制的功能失灵。之所以会这样就好像一个人如担不起千斤重担，他就会选择逃脱重担、逃避现实，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