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兵
通信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有烽火台、驿站等通信设施；军中也有专司击鼓、鸣金、挥旗、传令等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的初期就有了自己的通信兵。在编制机构序列中，一作战，二侦察，三通信，四管理，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装备改善而逐渐增加了炮、装、工、防化兵等专业机构。
我军的通信保障工作开始时是以徒步、骑兵和有线通信为主，1930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缴获—部电台，才开始有了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历史。
1931年1月，我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苏区兴国县的小布，成立了人民军队的第一个无线电通信大队，当年的报务员王诤同志任大队长，冯文彬同志任政委。此后，我通信兵对人民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通信兵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一江山作战中，通信保障充分发挥了“前指”及作战部队首长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作用，很好地保障了三军协同和登陆作战的胜利。
这次战斗的通信工作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碰到了不少新困难。因是首次实践，大家心中无底。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成功与否，通信联络是否畅通也是个关键。战前部队对此颇有顾虑，怕通信联络不好，飞机和炮兵误伤自己的登陆部队。为解除不必要的思想顾虑和解决新的问题，对诸兵种间的通信协同动作进行反复演习。用实践来解除指战员的疑虑和问题是最有说服力的。
1、建立周密的通信联络网
此次战役的通信联络，在华东“前指”通信处副处长廖辉、浙江军区通信处副处长陈佩庭及“海前指”、“空前指”通信干部集体拟定的三军联合作战通信联络实施计划的基础上，主要由联合登陆指挥所的20军60师各团和海军舟山基地司令部，与强击机第11师各大队440部电台组成的，其组织工作是由60师通信科长甘一、海军舟山基地司令部通信科长彭俊等同志具体实施。他们制定了通信协作计划，规定了三军呼号，分配调整了通信器材，并通过演习不断修改补充，进行调整。他们采取通常的司令部对司令部、首长对首长、下级电台参加上级电台的通信网。战前主要用有线电话联系，使无线电台“静默”，以防敌人窃听。
陆、海协同通信，采取陆、海指挥员在同—指挥室工作办法，以便协同，并规定陆军登陆前各按本身通信工具实施指挥，在航渡时严禁使用通信器材，只在必要情况下（如海军通信工具发生故障），才以陆军通信工具代替；航行队形变为登陆队形时，陆军的通信工具即开始使用。
陆、空协同通信，由“空前指”派出辅助指挥所，位于登陆指挥所附近，以对空电台一部引导轰炸机、强击机的战斗行动；“登指”与空军指挥所架通专线电话，互相提出要求和通报情况，并派目标引导组（员），分别加入第一梯队各步兵营、连指挥所，以71型报话机协助辅助指挥所引导我机的战斗行动。步兵登陆后以白色布板铺成“T”字形，表示自己的前沿位置。
此次在解决海、空军协同方面，“前指”规定，由空军向海军舰（艇）派驻代表，通过指挥舰艇电台，分别加入轰炸机，强击机和掩护海军舰艇的歼击机电话网，协助海军舰艇指挥员引导空军支援海军。海、空军的识别信号，按总参谋部规定执行；规定在护卫舰舰首甲板上涂红色“一”字形，作为飞机对己方舰艇的识别符号。
2、组织通信人员战前训练
陆、海、空军参战部队的通信分队，根据作战任务的要求，分别进行了专业训练，并参加了本军种的战术演习、通信演习及三军的联合演习，同时还组织了协同通信演习。
陆军通信分队训练时间长达4个多月，海军通信分队训练时间也有两个多月。为适应实战需要，还组织了陆军指挥员的通信训练，让其熟悉并掌握通信工具的使用方法，掌握协同通信的组织原则等。通过战前训练，海、空军的通信人员初步掌握了海军与空军的通信知识：
无线电分队熟悉了机器使用，提高了通报速度，还了解并掌握了海、空军通信术语及规则：
有线电分队提高了夜间山地架线速度，初步掌握了架设及维修的动作与技术；
信号人员掌握了旗语、灯光等视觉通信工具：
步兵徒步通信人员还学会了用701机、BG611机通话、方位判定、寻找指挥所等通信技术。
3、调整通信人员，整修器材和线路
此次战役，共筹集民用机帆船23艘，各式登陆艇47艘。这些船艇上的通信器材样式不一，数量也不足。为适应渡海登岛作战的要求，经华东军区通信处统筹调度，共计给担负登陆任务的步兵第20军增加步谈机40部、无线电机10部、无线电员10名、无线电话员30名：给运输登岛部队的船艇补充了601短波机5部、SCR—601超短波机43部、137A收信机10部、手提扩大器10部，通信人员100余名：为浙江前指增配SCR—300步谈机37部、71型无线电机8部，通信人员7名。
为保证各类通信器材性能良好，战役打响后能顺利地执行任务，前指通信领导机构统一组织力量，对所有通信器材进行了技术检修。其中，对登岛作战部队的器材共检修13次28l部（台）：对运输船艇的器材检修24部次：对海、空军的通信器材则保持每天查验，随时检修，始终保持了完好状态。与此同时，还组织力量，对有线电通信线路进行了整理和维修，组织了有关线路的维护、试机、试线和值勤，制定了长途电话、有线电话电路的调度计划，并进行了可行性试验。为保障战役展开后的通信顺畅，在装备器材设施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
为保障三军首长和各级指挥所之间的联络畅通，前指和各军种前指还下发了联合演习通信预案，统一规定了电话代号、首长代号，统一编制了协同信号表、隐蔽指挥电话表。根据敌情和作战任务，规定了通话顺序，统一规定了无线电频率的分配与更换，统一规定了无线电台间的交接联络。
总之，由于战役准备时间长，一江山岛战斗的通信联络准备是非常细致、充分的，这就为战役发起后通信联络的顺利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登陆战斗中通信兵英勇顽强完成任务
1955年1月16日21时，登陆部队从穿山港起航，于17日7时至21时先后到达石浦港、朝天门村、鹤浦地域集结待命。
17日20时至24时由石浦港起航，于18日5时至9时到达头门山、金门岛进攻出发基地，完成集结。
18日3时，前指司令员张爱萍到达头门山观察所检查起渡时节情况，发现主攻连只配有701型和702型步谈机，当即指示配71型无线电台2部，保证了主攻连与“登指”之间的联络稳妥可靠。
1月18日8时至8时10分，航空兵对一江山岛、大陈岛之敌指挥所及炮兵阵地实施火力准备。12时7分，头门山海海岸炮兵对位于山嘴村的敌火力点实施破坏射击。12时20分支援炮兵群对敌实施火力准备，通信是及时顺畅的。
在这次一江山战斗中，广大通信兵指战员，涌现了许多的英雄事迹。
18日14时29分至37分，登陆部队第一梯队完成登陆。14时43分前，夺取了第一道堑壕，部队未及整顿，即向纵深发展。15时10分前，占领北江190高地和203高地以及南江160高地的主要支撑点，17时30分占领山头。整个战斗中，无线电联络十分顺畅。战斗中，广泛使用了徒步通信。登陆部队配备的小喇叭、手旗等，在烟雾和枪炮声中大部分不能使用。用60信号弹向登陆部队发出统—攻击的信号起了较大作用。
我登陆大队海军208号登陆艇信号员刘守读同志，右手臂负了重伤，当看到本艇旗杆被打断时，他不顾受伤的手臂，又迅速拿出备用的军旗，绑上竹杆插到驾驶台上，并当场呼喊“我们的旗帜不会倒的，同志们冲上去！”
1月18日黄昏前，178团1营在登陆部队胜利攻占北一江山全岛时，有线电话线被炮火炸断，电话班长阎其禄不顾个人安危，在敌人炮火下，接通了被打坏的电话线，保证部队通信联络畅通。战后受到了上级的奖励。
海军一大队登陆艇在输送178团1营登陆时，信号员马同庆同志身上三处负伤，仍坚持在战斗岗位，用旗语传达首长的命令，完成了协同计划所赋予他们的通信联络使命。
徒步通信员包玉良，不仅在战斗中把随身带的信号弹按照指挥员的命令准时发出，而且在战斗结束后，当大家都沉醉在胜利的喜庆中时，他在夜幕笼罩的海岛上，依据北极星辨别方向，摸索着岩石前进，一次次跌倒了，又一次次爬起来，一夜之间他准确无误地传送了15次信件。
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有线电话保障了“前指”首长对陆、海、空三军的作战指挥登陆部队、快艇指挥所、各空军基地、情报站、雷达站的有线电话始终及时顺畅。
在12月14日至1月21日的37天内，通信分队接转电话9673次，其中南京方向接转1946次，“登指”通信分队方向608次，海军白岩山方向1341次，头门山方向974次，平均每天261次，始终保持了即接即通。在有线电报保障方面，37天内，通往南京、上海、杭州、笕桥的电传电路，共计收发电报5835份，差错率低到十四万分之一。37天内，前指电台共收发无线电报427份、29325组，准确无差错。海军前指对海军基地、航船的无线电联络比较顺畅，夜间对快艇联络有时不顺畅。
空军前指对所属台和对空的无线电联络始终顺畅。战斗胜利结束，“前指”司令员张爱萍在战斗总结表彰大会上高度评价了通信兵在这次战役中的重要贡献，并和陶勇、聂风智等领导同志一起与参战的通信兵合影留念，勉励同志们再立新功。
可以说，这次一江山战役的通信保障工作配合得很好，保证了三军协同畅通无阻，对完成登陆作战任务起了重大作用。通信保障工作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完成任务，是和参战的通信兵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分不开的。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通信兵的战歌。
气象保障
气象对作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或者特定的情况下，它能决定战争的成败。这方面的战例，古今中外举不胜举。将“天时”运用得好而胜者有之，因对气象情况茫然无知而吃败仗的也不少。
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火烧赤壁，使号称80万曹军一败涂地；公元869年，庞勋率数万起义兵，乘大雾，走捷径，四面围攻，将唐兵打得人仰马翻。
马岛战争，英军充分发挥飞机的全天候作战和各种夜视器材的效能，利用夜暗和不良天气实施登陆成功。这些都是将“天时”这个自然气象运用得出神入化了的。
反之，元世祖忽必烈对日本海的季风特点心中无数，两次贸然派船队进攻日本，均遭台风吞噬，尽遭覆没。尤其是第二次，竟演绎了4000多艘战船和14万人葬身鱼腹，仅3人生还的悲剧。
1812年，拿破仑率50余万大军远征俄国，先是酷热暑烤，后又遭寒冰冷冻，险些使法军全军覆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莫斯科城下也饱尝了严冬的苦头，数以万计的德军被冻死、冻伤，坦克、车辆无法行驶，火炮无法射击，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仅莫斯科战役德军就死伤33万人。他们都是吃亏在于失去了“天时”。从此，苏德战争发生了转折。
所以，凡是多谋善断的指挥员，从来都不会忽视“天时”这一战争要素。
一江山战役中，张爱萍司令员十分重视“天时”。三军协同作战，没有适应的气象保障是不行的。在这次作战中，气象保障工作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还在一江山登陆作战准备之初，气象保障问题便提到了“前指”的议事日程上。
1954年的隆冬，在宁波市区的一处宅院，有许多小庭院互相毗连，房屋、庭院虽不壮观，也不华丽，但近来这里热闹起来。人们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显出不寻常的样子。在这些忙碌的人员中，就有“前指”抽调组织起来的气象人员。
“前指”空军作战室近旁的那个小屋里，就是华东空军“前指”气象室，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气象处气象科副科长徐杰同志率刘益经和预报员高庆凯、王虎麟、臧国荣、苏瑛等同志，就在这间小屋里同天气打交道。他们当中还有机要员、报务填图员也都在日夜紧张地工作着。他们负责掌握战区敌我天气情报，并向三军作战室汇报和咨询天气情况。
在华东海军作战室里，也有气象工作人员，他们也及时传递和转报着各种气象报告和天气预报。
参战的海军航空兵、空军的基地气象台和海军、空军派出的各类观测站、哨，也都在为作战准确气象情报。
多年活动在祖国海洋的海军同志深知，冬天的海上，好天气不多，大陈海区冬天气候是“猫儿脸”，一天三变。渔民有这么几句渔谣：“七天雨，七天阴，七天过后三天晴”。但谁能知道1月份的哪几天是睛天呢？
当战役准备得差不多时，“前指”首长们说，我们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就在战役准备期间，战区陆地和海洋的舞台上，风和云竞相登台表演着。虽没急风暴雨和阴雨绵绵，但是这不好不坏的天气，真是使人不易捉摸。战区冬季大风日数出现较多，而碧空少云无风的日数则相对的较少，“东风”难寻，哪处可借？
徐杰同志和气象室的同志一起，收集综合分析了解放前8年和解放后4年，共12年的气象资料，总结出有利于产生连续好天与L型高压天气形势相连系的规律，结合前一段对天气实况的观测，准确掌握了1月份出现少云、小风连续好天气的时机。我光荣的气象兵不负重望，经过反复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于1月15日上午向“前指”王德参谋长报告了天气预测情况：17日后天气好转，18日、19日云量不多，风力5级，适合于海军和登陆部队的作战行动。
16日早晨，张爱萍司令员又专门把徐杰找来，仔细询问了天气情况。当他确信“东风”即将来临时，就定下了1月18日发起对一江山进攻的作战决心。随即“前指”召开了常委扩大会，通过了这一决心。会后，王坤即前往头门山开设前进指挥所。第二天早晨，张爱萍司令员就出发到头门山实施现场指挥去了。
但是，战斗发起之前，17日黄昏，风还是很大。登陆部队隐蔽帐篷多处被风吹倒了，海上波浪也很大。张爱萍司令员从海门打电话问气象如何？徐杰他们分析后认为，这不是天气大系统的变化影响，陆上观测站天气实况看不出有何反映，估计是海上小股冷空气的尾部在海上扫过而产生的结果。他们又与上海气象台通了电话，证实了海上大风的来龙去脉。因此，断定这是局部的天气现象，对明天作战不会有影响。
徐杰同志向张司令员回报说，这个风是从西北来的气流，肯定明天会好转的结论。
17日上半夜，风浪还很大。到天亮果然风平浪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