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凡·米格伦的“新事业”创造了一个理想环境。
犹太人的收藏品日复一日地被毁掉，但却有很多新东西神秘地出现在市场上。弗美尔的作品在希特勒和他的纳粹爪牙们中间很受欢迎，于是，凡·米格伦制作了更多的赝品。他不仅仅是临摹弗美尔的作品，他还创造了弗美尔画技的新概念，他创造了一个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中间时期。一时间，他的赝品甚至用来鉴别新发现的弗美尔作品的真伪。
凡·米格伦前后伪造了14幅弗美尔作品，他卖掉了其中的9幅，共卖了228.9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100万美元。
凡·米格伦享受了一段欺骗、堕落然而却富庶、得意的好时光，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二战后，盟军惊奇地发现，纳粹头目赫尔曼·戈林的个人收藏品中有一幅以前鲜为人知的弗美尔作品。
身为德国空军元帅的赫尔曼·戈林也是一位狂热的艺术收藏家，这幅名为《基督和他的情人》的弗美尔作品，是戈林以前花了大约150万荷兰银币购得的。
通过买卖记录，荷兰官员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这幅画的卖主，他就是凡·米格伦。他被逮捕，并因向纳粹出售国家财富而被控以叛国罪。
叛国罪是要处以极刑的。凡·米格伦解救自己的惟一办法，就是承认自己是那幅画的作者。也就是说，以确凿无疑的依据，证明卖给戈林的是一幅赝品。
凡·米格伦提出当场作画以拯救自己的生命。
他的故事中最荒唐的一点就是，在伪造弗美尔的作品这么长时间之后，他最后还是不得不自己出来证明伪造的事实。
在法官和证人的监视下，凡·米格伦动笔仿绘了17世纪著名的油画《年轻的基督》，这是他最后一次绘制弗美尔的摹品。
这次现场试验让他一下子变得高尚起来，出来的时候甚至有些像英雄。能骗过这么多专家，能愚弄纳粹高官，让他身价倍增。他的欺骗之举居然成为了值得推崇的“爱国行为”。
凡·米格伦的伪造名画案，震惊了欧洲。他的当场作画也让评论界不得不承认他是一名优秀的画家，并确信那些作品都出自他的手。
对凡·米格伦的判决由叛国罪降为伪造作品罪，对他的量刑也变成了很轻的一年监禁。但他服刑不久就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故事到此本应结束了，不料凡·米格伦死后，又有人节外生枝，说他在监狱中作的画，并不很像弗美尔的风格，这些人认为他实际上并未伪造过弗美尔的画。他之所以主动交代“伪造名画”，不过是为了开脱自己的“叛国罪”。
于是，米格伦案件又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真真假假，众说纷纭。直到1968年，美国卡纳吉-梅隆大学的科学家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鉴定，才最后解决这一疑案。
美国科学家用的方法，类似于识破假古董时用的碳14测定法。通过对油画颜料中同位素衰变率的测定，推定出油画的创作年代。这在当时是一门很新的先进方法。
经过测定，那些由凡·米格伦卖出的“名画”，用的是20世纪的新颜料，根本不是弗美尔所在的17世纪的颜料。也就是说，科学家们断定，凡·米格伦确实是犯的“伪造名画”罪，而并非犯了“叛国罪”。这一绘画史上天才的诈骗案件，也作为同位素测定法的经典案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馅饼行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骗局
为了进攻被纳粹占领的意大利，盟军炮制了战争史上最成功的一个骗局。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英美盟军已经把德军逐出了北非，但尚未在欧洲本土建立起强大的进攻基地。盟军认为最佳的进攻地点是西西里岛，但不幸的是，德国人也知道这一点。
当时德意联军在西西里岛已经部署了约30万的兵力，而盟军能够投入的登陆部队仅占有微弱优势，一旦轴心国判明盟军进攻目标，加强西西里岛的防御，那么登陆作战将会面临失败，即使取得胜利，也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被动局面，盟军决定组织实施战略欺骗和伪装，使轴心国相信，正因为西西里岛是再明显不过的目标，盟军将以此作为佯攻来掩护在地中海其他地区的登陆。盟军统帅部确定以希腊和萨丁岛作为战略欺骗中所要进行主攻的地点。因为进攻希腊后，可以乘胜向巴尔干半岛发展；而攻占萨丁岛，又是进攻法国南部的理想跳板，这两地都是轴心国极为敏感的要害之地。
这次行动的代号叫“馅饼行动”，意图是让德国人相信，美国人、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并不想进攻西西里岛。执行此项任务的机关是英国的伦敦监督处，该处办公地址在丘吉尔战时内阁的所在地大乔治街2号，主要负责制订和实施战略性的欺骗、侦察行动方案，并协调英国与盟国情报机关共同组织重大的行动，监督处是盟军实施战略欺骗的组织机构。该处的格言是机智、狡猾和精致，其徽章是古罗马神话中专门兴风作浪的小精灵，半人半羊的农牧神萨图恩的雕像。“馅饼行动”是伦敦监督处成立以来组织的第一个战略欺骗行动，其关键在于如何让进攻希腊和萨丁岛的假计划不被怀疑地落入德军的手中。由于伦敦监督处马上将要全力投入更重要的诺曼底登陆的战略欺骗行动，这一任务就由海军情报局17F科来承担，科长是埃文·蒙太古中校；由英国老牌情报机关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处，即大名鼎鼎的M15全力协助。
埃文·蒙太古的计划其实很简单。他假造了一份文件放在尸体身上，然后把尸体伪装成去北非途中遇袭淹死的军官，由潜艇抛入大海，利用潮汐将他冲上西班牙海滩。亲德国的西班牙人会把尸体拉上岸，并交给德国人处置。他身上的文件会让德国人相信，盟军将在希腊和萨丁岛登陆，而不是西西里岛。
计划设计得天衣无缝。埃文事先向内政部的病理专家请教了有关溺水身亡尸体的病理特征，那就是肺里一定有积水，而因肺水肿死亡的尸体也具有同样的症状。于是他们找到一个患抑郁症，曾吸食灭鼠药自杀，后死于肺炎的青年男性尸体，并向他的肺里注入了海水。
下一步就是给尸体找一个假身份。在挑选姓名时他们斟酌再三，他们知道德国人手中有英国军队全部军官的名单，于是他们给死尸挑了一个英国皇家海军中非常普通的名字，“陆战队少校威廉·马丁”。因为战争期间，海军陆战队的中级军官经常担任战地信使。
为了更加逼真，他们还把一张海军军官俱乐部的账单塞进他的口袋，一同塞进去的还有给在北非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几封密信。这几封信尽管都没有明确写出登陆地点，但在字里行间，却透露出盟军将要在希腊和萨丁岛登陆。为了使“马丁少校”的身份更令人信服，尸体的身上还有他的未婚妻“帕姆”的情书和照片，甚至还有一张订购结婚戒指的发票。一切准备就绪，现在“马丁少校”就要奔赴战场了。
1943年4月30日，英国“六翼天使号”潜水艇在西班牙的韦尔瓦海岸附近放下尸体，悄然离去。英国人随后放出口风，要不惜任何代价找回此人，他身上携带着非常重要的情报。当然，这些话传到了德国人那里。
正如盟军预料的那样，淹死的“马丁少校”和他的文件被送到德国驻西班牙的情报机构首脑海尔姆的手中。海尔姆对这些文件十分感兴趣，立刻进行了拍照，然后通过德国的情报系统层层上传，最后放在了希特勒的面前。
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并不知道“馅饼计划”，他按照正常程序向西班牙提出交涉，要求尽快归还尸体和重要信件。在经过仔细检查和拍照后，尸体和文件都被归还给了大使。英国人拿到从西班牙送回的公文包，立即送往技术侦察处检查，果然不出所料，文件已经用技术方法拆开过了，德国人已经咬钩了，但会不会相信这一切呢？
做为计划的下一步，威廉·马丁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英军官方公布的阵亡将士名单中。塞缪尔·霍尔爵士还在韦尔瓦海岸为“马丁少校”举办了小型而庄重的葬礼，远在伦敦的未婚妻“帕姆”也特意寄来了花圈和悼词。
德国人果然并未轻易相信。他们派遣情报机关的头号王牌特工潜入英国，对出售“马丁少校”穿着内衣的商店、存款的银行以及未婚妻住处都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由于英国情报机关事前已经做过了周密的布置，一切都天衣无缝。德国王牌特工并未就此放心，他施展了杀手锏--故意留下地址，试探英国情报机关是否前来捕捉自己，以此证明马丁的真实。埃文·蒙太古识破了他的这一伎俩，严令部下不得打草惊蛇，让他安全离境。这样，终于使德国情报机关相信“马丁少校”确有其人，他们得到的情报是真的！
德军情报部门根据这一切向德军统帅部报告：盟军即将发动对西西里岛的登陆，但这只是为进攻希腊和萨丁岛所进行的掩护，仅仅是一场佯攻。根据这一结论，希特勒在5月12日召开的最高统帅部作战会议上发布命令：在北非战斗结束后，最有可能遭到攻击的危险地区是东地中海的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和西地中海的萨丁岛，要求德军各部队尽全力加强这些地区的防御。从苏联战场上撤回的两个装甲师都被布置在这两个岛上，而西西里岛的防御不仅丝毫没有得到加强，甚至还被削弱，因为有些部队被调到了萨丁岛！
不久，正在华盛顿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接到了海军情报局的专线报告：“他们已经把馅饼整个吞下去了。”
几个月之后，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和美国的巴顿将军采取了联合行动，突袭西西里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德国守军。但希特勒拒绝从地中海调兵增援--他还在担心“马丁少校”文件里提到的盟军行动。盟军取得了西西里战役的胜利，“馅饼行动”也作为欺骗敌方情报机关的最成功、最周密的军事骗局被载入了史册。
“幸运21”
第一个让美国人对电视失去信任的节目，引发的冲击甚至波及了白宫。
在20世纪50年代，智力测验秀是美国电视台最受欢迎的主打节目。在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面前，参赛者各逞机能，接受一关关五花八门、穷极智巧的智力测验或知识问答的考验，每过一关都会获得数额不等的奖金。最后经过层层淘汰脱颖而出的获胜者，不仅可以获得巨额的奖金，更被电视观众奉为明星甚至是福星。因为观众可以为他们选中的选手下注，所以特别关注他们下注的选手的表现，每天节目时间一到，他们就会准时围拢在电视机前。
当时，最走红的一个测验秀节目是巴利和恩莱特公司制作的“幸运21”。但播出了一段时间后，制作人发现问题来了，他们发现人们虽然很喜欢观看这个节目，但问题是几乎没有人能知道全部正确答案。大奖迟迟不出现，开始影响观众的热情，收视率下降了。这种状况持续几周后，赞助商不满意了，他们警告制作方巴利和恩莱特公司：必须提高收视率！要让节目更吸引人，否则就干脆取消。
就这样，作弊开始了。
赫伯·斯台姆贝尔从1956年9月开始收看“幸运21”节目，当时它开播的时间并不长。不久，他给巴利和恩莱特公司写了封信，说他想报名参赛。大约过了四五个星期，一天，节目制片人丹·恩莱特突然给他打来电话，说要马上见他，而且非常急迫。
赫伯·斯台姆贝尔如约和他见了面。丹·恩莱特从手提箱里拿出些资料，问了他一大堆问题。多数答案赫伯都知道，但也有一些不太清楚的，丹·恩莱特把答案告诉了他，然后仰靠在沙发背上对他说：“你想不想一次赚25000美元？”
赫伯被吸引了。接下来，丹·恩莱特对赫伯进行了全方位的训练，因为在节目中作弊，需要控制的不仅仅是答案，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一些面对镜头的小技巧。赫伯说：“我管它叫丹·恩莱特表演学校。他教我用手帕轻轻揩眉毛上的汗，而不要用手抹，后来这成了我的招牌动作。观众看到我这个动作会以为我泄露了内心的紧张，其实，这是为了不破坏脸上的化妆。”
经过丹·恩莱特的精心包装，赫伯在“幸运21”节目中粉墨登场了。
那真是他的幸运日，“那天晚上，按照丹·恩莱特的指示，我在大约4分钟里就赢了9000美元，比我以前赚的钱的总和还多。就这样一周接着一周，节目一直在继续。”
赫伯·斯台姆贝尔是第一个在测验秀节目“幸运21”中赢得大奖的人。而对不知情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丹·恩莱特从不认为自己是骗子，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个电视节目制作人而已。
赫伯的成名之梦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制片公司又为他量身订做了一名势均力敌的对手。
赫伯·斯台姆贝尔回忆说：“有一天我看见一个高个、金黄色头发、相貌独特的小伙子站在舞台上。我一听到他叫查理斯·凡·多伦，我就知道自己的活儿做不长了。”
恩莱特不愧是精明的制作人，他让哥伦比亚大学的名牌毕业生查理斯和市立大学出身的赫伯同台较量。分析家认为，这就是“幸运21”节目能一枝独秀的原因。每个星期人们都想知道，是赫伯打败查理斯，还是查理斯打败赫伯？他们会做些什么？各自能赢多少？问题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答案的？
最后，赫伯被迫答错问题，他的名声和财富从此烟消云散。查理斯取而代之，成为“幸运21”节目的新擂主，并获得了10万多美元的奖金。而赫伯得到的奖金还不到5万美元。
1958年，当另一个游戏节目“DOTTO”被指控涉嫌作弊后，调查行动席卷了整个美国电视业。赫伯·斯台姆贝尔也站出来说明真相，揭露了“幸运21”节目的幕后丑闻，但巴利和恩莱特矢口否认。
他们的办法是诬蔑赫伯是疯子，说他患有精神病，恩莱特一直在花钱雇精神病医生照看他。他们做了一盘磁带，大意是赫伯为了钱才反咬他们。他们把磁带交给了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专家的鉴定结果是：磁带的内容是合成的、捏造的。但这仍然不足以证明赫伯的揭发是否真实，双方各执一词，直到另一名选手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站了出来，用无可辩驳的证据戳穿了恩莱特的谎言。
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在每次排练后都会详细地记录下次节目会出的问题，然后把它们打出来，用挂号信寄给自己，这样信上的邮戳日期就肯定是下次节目播出前的了。
巴利和恩莱特被揭穿了，但却无法给他们定罪。因为还没有制裁电视游戏节目作弊的法律。幸好这个法律漏洞很快就被补上了：1960年9月1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法令，宣布在智力测验节目中作弊违反联邦法律。
那么，这个故事里的主角们的结局如何呢？在20世纪70年代，巴利和恩莱特又制作了高收视率的游戏节目“胡说八道赚大钱”和“笑话园地”。至于赫伯·斯台姆贝尔，虽然离开了节目竞猜的舞台，但仍能赚钱：他专门在查理斯·凡·多伦的反方下注。查理斯在“幸运21”节目失势的那天晚上，赫伯终于赢了1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