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潘的亲属们何曾也不是如此。邓锡侯的妻子田德明在1986年9月撰文中这样回忆说：“有一天听说张群要我们家属先飞台湾。我的好朋友、南郊空军机械学校的朋友也劝我飞台，但锡侯的决心已下，拒不飞台。张群飞昆明前，曾前来我家与他长谈并以老母相托，希日后照顾。12月7日，他决定出走，叫我带孩子们回娘家躲——躲。我没办法，只好带着孩子回到娘家，在柴屋内挖了一条地道，白天躲在里面，既怕特务来抓我们去做人质，又不知他的近况如何？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真不好受。现在回想起来‘起义’两字说来简单，其实是提着脑袋耍的呀！”
1949年12月7日这天，天空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泥泞。刘文辉、邓锡侯离开成部来到崇义桥后，把临时指挥部设在一所小学内，立刻电催中共成都地下党负责人胡春浦等人速到崇义桥商议起义大事；时胡春浦、洪宝书等人正在邓锡侯驻广汉（距新繁县城二十余公里）的部队中做策反工作。胡春浦等人接电后，马上动身，当晚来到新繁县城邓锡侯的军部，吃了晚饭后再由军部的人护送来到崇义桥小学，时已是深夜。
胡春浦回忆这段历史说：“这时，屋里进进出出的人川流不息，全是邓部的军官。陈静珊（早在大革命时期即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一——为我作了介绍。其中印象较深的人物，是任成都警备司令十余年之久的严啸虎。之所以印象较深，一是因为我在1937年春在成都被捕时，严审讯过我；二是1946年国民党特务捣毁《华西日报》时，严派兵保护过。而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这次见面，严就说他的警备司令，已被胡宗南派盛文接替，他要来追随邓锡侯，要求在起义电文上加上他的名字。闹闹嚷嚷直到下半夜，陈静珊老催促众人离去，我们才得以睡觉。”
就在这同一个夜晚，时住宿在成都北较场的蒋介石也是彻夜未眠。这天下午4时过，当他得知原约定会面的刘文辉和邓锡侯已经出走离开成都时，即大为震动，开始感到情况大为不妙了。他把刚从昆明飞回来的张群找来，急商挽救的办法。张群连夜把邓锡侯的高级幕僚、时还在成都的牛锡光找到，让他亲自打电话给刘文辉和邓锡侯，说：“蒋先生希望你们及时悔悟，返回成都，一切都可以商量。否则，蒋先生决意先用兵力解决叛军，再来对付共军。”
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的确云集川西，除胡宗南、宋希濂的大兵团残余部队外．还有罗广文、陈克非等6个兵团，分布在成都周围，再加上王缵绪的“治总”即第一游击纵队总司令部所辖各地游击部队．总兵力有20多万人，如果共同对付川西的刘、邓“叛军”，那是绰绰有余的。因此，刘文辉和邓锡侯也无不捏着一把汗，他们一面命令所属各部切实掌握部队，做好反击准备；—面在彭县海窝子和关口一带构筑坚固工事，严阵以待。
说到此，笔者以为有一史实必须提及，这就是许多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关于邓锡侯在临起义之前的“表现一般”问题，不应再隐讳莫深，说明白了反而不会影响邓锡侯的起义将领形象，遮遮盖盖倒会适得其反，因为从各种档案史料看出，这毕竟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胡春浦在回忆文章中即说，他对刘文辉是比较放心的，知其早就与中共中央保持着秘密联系，但对邓锡侯则多少有点放心不下。邓是四川军阀中有名的“水晶猴子”，几个月前就风传李宗仁联络非蒋嫡系各派力量，凑成反共反蒋的第三势力，邓曾以与李的老关系，去重庆和李宗仁见过面，所以，胡春浦对邓锡侯的举动在临起义前也就有所注意。
12月8日清晨，陈离悄悄来到胡春浦的房间内说：“昨晚成都来的人通宵不断，有上官云相的代表，盛文的代表，王缵绪的代表，等等。来人都是同邓锡侯一个人单独谈一阵即匆匆回成都，他们来的目的，以及同他们谈话的内容，都不知道。”
胡春浦没有说话，在沉思着。
“刘文辉说早饭后他要找你谈一谈。”陈离说。
早饭时，在座有刘文辉、邓锡侯、陈离等人。邓锡侯以主人的身份向胡春浦、洪宝书介绍了民盟代表潘大逵、胡克林，民革代表邱翥双，邓的副官长黄瑾怀等。
饭后，刘文辉向邓锡侯说：“我要理下发，你们先走一步。”
邓锡侯等人离去后，刘文辉便邀请胡春浦一同来到刘文辉的房间内。刘文辉一面派人找理发员，一面讲述了他和邓锡侯从成都出来的经过和原因。
胡春浦问刘文辉：“昨夜成都来人的情况，你知道吗？”
“我不清楚。来客是邓单独接见的，并未邀我参加。事后，邓也没有向我谈起这事，我自然也不便多问。”刘文辉言下颇有感叹之意。
8日中午，刘文辉、邓锡侯将临时指挥部移驻北距新繁县城七公里的龙桥。下午，王缵绪衔蒋介石之命来到龙桥，劝说刘文辉。邓锡侯回成都，讲：“我知道你们顾虑的是王陵基与我们作对，但蒋先生说了，他负责向我们保证处理好这一关系。”对此，刘。邓都未置可否，因为他们心中也明白，王缵绪是明知道他们是不会再回成都自投罗网的，王的意图是想两面讨好，利用这一机会在后面收编部队，敝他的投机买卖才是他此行的本意。
王缵绪见策动末成，又施分化离间之计，私下对邓锡侯说：“蒋先生期望你甚殷，只要你一人转去亦可。”
“那就不必了吧。”邓锡侯不软不硬地婉言拒绝。
王缵绪见再无招可施．便亮出了此行的最终目的，他对邓锡侯说：“既然邓先生不愿意回去，我只好如实向蒋先生复命了。不过，小弟在此希望邓先生帮点忙，写封信给顾祝同总长，推荐我任成都的卫戍司令。嘿嘿！……”
邓锡侯二话没说，提笔按照王缵绪的要求写下了这封“荐举信”。
这期间，胡宗南部的高级幕僚沈重宇也衔胡之命来面见邓锡侯，要邓返回成都与胡宗南共同指挥军事。胡宗南的意图很显然是缓兵之计，他想在当前国民党军已四面楚歌的危机中尽量减少敌对面，以最大努力争取第九十五军一同抗击或中立，在自己的部队撤离成都后让第九十五军接收城防，以此隔断国共两军，使成都变成一个缓冲地带，以便本部能够顺利向西撤退。但这些说客的各种“优厚条件”都遭到了邓锡侯等人的婉言拒绝或置之不理。
邓锡侯在解放后所撰写的《我在川西起义的经过》一文中，对此段事有记述，并写道：“到龙桥后，我们初步作了军事部署。除四出派人联络各县民团．协同对付溃军威胁机场外，还用刘文辉、潘文华和我三人的名义，拟好告全川民众书。时潘在灌县养病。我最后一次离开重庆同潘分手时，潘曾嘱咐我，今后时局惟我和刘主张是从。故我们起义通电稿和告民众书都加上了他的名字，并星夜派人到灌县去通知他。他对通电和告民众书内容完全同意，并赞成立即将通电发出。”
但是，邓锡侯的“单独接见活动”，虽然他本人心中无鬼，自然也不怕别人怎么样看，却不能不令其他不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担忧。俗话说：毁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况且是在这历史巨变的紧急关头，一念之差会成千古遗恨。因此，当胡春浦知道成都方面频繁来人与邓锡侯秘密接触这一情况后，便向，陈离说：“新繁距离成都太近，万一蒋军采取行动，不好应付。最好搬去彭县，一则那里也是邓的防区，可以多调警卫部队，再则彭县西山范围大，即使有事，也有回旋余地。”
当晚，陈离向邓锡侯转达了胡春浦的这一西移的建议，邓表示同意。于是，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及其随从部队从新繁县搬到了以北近20公里的彭县县城。
在彭县，刘文辉、邓锡侯的起义指挥部设立在龙兴寺内。时刘文辉的身体非常虚弱，勤务人员遂叫住持和尚正乘，赶快找一间房子安顿好囚疲劳交加而东倒西歪的刘文辉，并特调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紧密联系的徐济林团来担任警卫。胡春浦、洪宝书、潘大逵、邱翥双、胡克林也来到龙兴寺，作为随军“食客”，每天由邓部副参谋长万里陪同，在街上饭馆吃饭。胡春浦只和陈离保持个别联系。这时，驻在彭县、什坊、崇宁、新都一带的各种旗号的国民党军队很多，各种人物也来到这里，进行各种活动，向刘邓献计献策。同时，鱼龙混杂下，各种投机分子也来到邓锡侯的军部，自称“高级共产党员”，要求见邓。
为了控制邓锡侯单独再接见各方杂乱人员的来访局面，胡春浦与陈离商量，由陈离、胡春浦、潘大逵、邱翥双、洪宝书5人，成立一个工作组，总揽邓的外交联络。陈离任组长，对凡是外来见邓的人，概由工作组先接见，谈话内容由工作组转邓，邓的意见也由工作组转达来人。陈离向邓解释说：“为了替你分担部分工作，减少麻烦．我们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邓锡侯表示同意。
同时，胡春浦又建议设立了一个肃反组，以邓部的徐济林团长为组长，任务是凡被拘留的和前来彭县进行非法活动的人员，一律交肃反组看管处理，任何人不得随意下令释放。邓锡侯也的确感到在这非常时期人员来往太杂，即使在军部内自身的安全都成问题，所以对成立肃反组也表示没有意见。
在此前后，对于策动刘、邓、潘的起义，许多人都作出了自己的最大努力，除上面所提到的名字外，还有许多人。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赵一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得比较详细，他讲述道：“当时在彭县龙兴寺内的临时招待处住的国民党四川军政人员很多，在我的记忆中有牛范九、邱翥双、陈离、李铁夫、张鹏翼、黄慕颜、严啸虎等几十人。还有一个青年党的杨叔明。同时，在龙兴寺招待处的还有成都地下党的同志和来自川东地下党的同志如洪宝书等。第二野战军敌工部的朱德钦以及各民主党派也有不少人士聚集在这里。其中有当时四川大学的青年学生、民盟盟员邓文质、李国跃等。大家来自各方，关系不同，但都怀着一个目标——为迎接解放而奋斗。从刘文辉、邓锡侯所辖的军队来看，不但上层有人在做争取、策动的工作，就是他们下属师团长一级的军官周围也有人在活动。因此，这次策反的成功，决不是某一方面的功劳，而当归功于以中共为核心的多方面的配合和促进。显示了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
彭县的起义工作在夜以继日地进行，在另一条战线上，中共派驻雅安的王少春电台也在紧张地忙碌着。当刘文辉于7日离开成都后。负责联络工作的杨家祯每天与王少春定时在刘文辉的住听会晤。王少春对起义极为关心，这可是他们数年辛苦为之奋斗而最终到了收获季节的关键时刻。他每天将川康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同时秘密向刘文辉及时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如遇优势敌人压迫，情况危急时可以向东转移。”这使时在彭县的刘文辉更有了主心骨。
就在8日这天下午6时整．刚刚抵达重庆市的刘伯承、邓小平对川康情况也十分关注，由于二野没有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专用电台，只好专电致北京，向中央军委洵问：“由雅安经泸定出西昌之公路是否已通车，或加工修建何时可通车，我们都不了解。请向在刘文辉处之王同志问明上述情况电告我们。”
当夜，周恩来即从北京发电致刘伯承，邓小平：“已电告我派驻雅安之王少春同志，要刘文辉派负责人携带密码呼波至前线找你们接头，建立直接电台联络。在未建立之前，雅安台与京台每日通报两次，有报再经京台转你们。”
刘文辉的军事情报和雅安电台在川西解放中终于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刘、邓、潘的起义迫在眉睫。
12月10日，在灌县的潘文华来到彭县与刘文辉、邓锡侯胜利会合，同行者有秘书韩鹤卿、副官秦元镜等人，住四川省银行彭县分行。应该说，时局发展到这个地步，该是发出起义通电的时候了。但是，起义一事却一拖再拖，雷声大，雨点小。胡春浦在这时只好多次向刘文辉、邓锡侯等人进一步分析形势，说时机已经成熟，应尽快起义，可8日过去了，9日过去了，10日又过去了，起义通电仍无动静。这即是人们常说的“起义通电”之谜，事实上，刘、邓、潘的起义通电正式发出时间和北京收到时间，绝不是以往一些回忆文章或“史书”中所记的1949年12月9日，而是12月11日深夜，或直截了当地说是12月12日拂晓前。
胡春浦在1980年8月撰写的《彭县起义和成都解放前夕部分情况》一文中回忆道：“到彭县后，大家虽在酝酿起义，但迟迟不见行动。12月10日，见到12月9日云南卢汉起义通电，邓锡侯仍无动静。刘文辉急了，向邓说：‘我们再不表态，就要趴在卢汉的后排了。’这样邓才决定通电起义。邓第一次拿出的通电电文，左一个蒋先生如何如何，右一个毛先生如何如何，完全是中间人调解的口气。刘文辉、陈离听得很不入耳。刘文辉说：‘不像个起
义的通电。’陈离说：‘措词应鲜明，就说蒋匪介石，二十多年来祸国殃民。哪还能称什么先生！’第二稿在立场上作了明确修改，内容仍不够严谨。又几经修改通过发出。其时已是12月12日。因不能落卢汉之后，写的是12月9日通电。”（载《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
起义通电的迟发。特别是还可从周恩来数次的催促电报中得到证明。除早在12月5日，周恩来即电告雅安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的电报外，11日，周恩来又电告王少春：“现卢汉已在昆明宣布起义，蒋胡匪军南退，当有极大顾虑．可能会更加迅速地窜入西康。刘文辉、邓锡侯既已失去先机，未能集中兵力于西康拒胡……你都应加紧督促刘部随时准备行动……如果蒋胡以大军压境，而我二野又一时难以到达，则向雅安以南撤退，节节抗拒胡军南进，以利我军追击与截击。”从这个电报中，后人可看出周恩来对刘文辉的还未起义“已失去先机”，是感到有些遗憾和着急的，同时也再次催促其赶快起义。由此也说明在11日周恩来这个电报发出前，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起义通电是千真万确还没有发出去的。
第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家祯在《刘文辉起义的思想变化》一文中这样记述道：“刘文辉在7日离开成都时，派了一个副官将预先拟好的起义通电送到雅安交我保存，要我等到他的通知再交王少春发出。12月11日，刘电告我在原电上加上潘文华的名字，并将发电时间填为9日再交给王少春。我知道这是刘、邓、潘在彭县经过商谈决定的，当即亲自交给王，由中共中央设在雅安的电台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载《成都文史资料》第21辑）
解放前曾任成都市市长、起义通电签字时在场的乔诚也撰文指出：“因为彭县虽有电台，但不明中央呼号，乃将电文拍发到雅安，11日由雅安转出。”（同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