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因此，苏联在战后经济的恢复上面临着艰巨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列宁病逝后，苏共高层又出现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这便决定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的改造与建设工作的一波三折。在苏共高层党内斗争的同时，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五年计划”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29年4月开始，1932年结束。期间，苏共为了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依靠行政手段实行了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方针。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使分散的小生产变成集中的大生产。这一变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随后，苏联又于1933—1937年实行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从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而被迫中断。通过这些“五年计划”，苏联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体系。同时，为了高速发展重工业，政府实行高积累，把大量资金投入经济建设。
“一五”期间，苏联利用资本主义世界遭受经济危机打击之机，从西方引进一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还用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工。所有这些举措对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了6000多个大企业，建立起飞机、汽车、拖拉机、化学、重型和轻型机器制造业等部门。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在东部地区兴建了乌拉尔一库兹涅茨克钢铁煤炭基地、新库兹涅茨克钢铁基地、伏尔加一乌拉尔石油基地等。1940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6倍多，超过法、英、德，跃居欧洲第1位，世界第2位。
在这期间，苏联的农业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受教育水平均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也获得了重大发展。但是五年计划的实施，也存在着许多的弊端与失误。如“一五”时期的全盘集体化运动过多剥夺了农民的权益，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也未能按期实现生产中存在着只重产量，不重质量的坏风气；经济发展粗放，浪费资源，等等。
总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十分巨大，但也存在重大缺陷和问题，并在不同程度上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
世界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
一战后，为了重新确立战后的国际秩序，1919年，战胜的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会议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以及对奥地利、保加利亚、土耳其、匈牙利的和约统称为《巴黎和约》。《巴黎和约》的签订，构成了战后帝国主义在欧洲和中东的统治秩序，故又称为“凡尔赛体系”；1921年美英等9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签订《四国条约》、《五国条约》、《九国公约》，构成战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统治秩序，称为“华盛顿体系”。
这两个旨在确立帝国主义国家在东西方世界的统治的体系，合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暂时使战后的国际秩序稳定了一个时期。
美国凭借其世界经济领导地位参与许多重要的国际事务的解决并起到决定性的支配作用，从而代替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它也给世界留下了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德国的赔款问题和欧洲的安全问题。一战后德国借口无力偿还债务，要求延期支付赔款，于是法国联合比利时出兵占领了德国的工业区鲁尔。但是法国不但没有得到应得的赔款，相反却支付了大量军事占领费，酿成鲁尔危机。
于是赔款问题的主动权由法国手中转移到英美、尤其是美国手中。美国出台了德国赔款计划即道威斯计划。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美元充斥欧洲市场：德国从美国取得贷款，经济复苏；然后偿还英法的赔款，英法将德国的赔款偿还战争时所欠的美国的债务。于是，美国的金元不仅恢复了欧洲的经济，而且操纵了欧洲的经济市场。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普法战争时被德国割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由法收收回，德国的萨尔矿区由法国占领15年，莱茵河西岸由协约国占领，莱茵河东岸50公里以内德国不准设防。
正是由于这个体系是战胜国对战败国强权意志的产物，具有很浓厚的侵略色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诱发了30年代的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兴起。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从美国开始，然后迅速波及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929年11月，纽约股票市场崩渍。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西方其他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资金流入和向美国的商品输出。这些国家一旦失去美国的资金和市场，也就随之被卷入了经济危机。接着，西方工业国又把经济危机扩散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工、农、商业旷日持久的危机，终于导致了金融大混乱。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因无法收回对本国和东欧各国企业的贷款，1931年5月宣告破产。此事马上在德国引发银行存户挤兑存款风潮，国民银行等大银行因而倒闭。英国也出现了纷纷向银行提取黄金的风潮，7月中旬至10月外流黄金价值2亿英镑。9月下旬，英国宣布废除金本位制，英格兰银行停止兑付黄金。接着，其他一些国家也废除金本位制，西方的货币制度开始崩溃。西方各国为了摆脱危机，尽量把危机后果转嫁给本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在拉丁美洲，从美国进口的农业机械和汽车的价格下降10％-15％，而出口的可可豆和咖啡的价格却下降了500%-70%。即使如此，仍有堆积如山的农产品卖不出去。西方各国同时又极力把祸水引向他国。
193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把关税平均提高了20%以上。其他各国也相继提高了关税，进行报复。除关税战外，各国还展开了货币战、倾销战。从英国废除金本位制，英镑贬值开始，56个国家相继使本国货币贬值，以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日本甚至让日元贬值近40％，借以大幅度降低棉纺织品等出口价格，向世界各地大肆倾销。
1932年7—8月，英国和英联邦各自治领政府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英帝国经济会议，在会上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英国同意自治领商品免税输入，各自治领也降低或免收英同货关税。英国的行动加剧了经济集团化趋向。英、美、法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分别形成了英镑、美元和金本位集团。日本力图通过侵略战争，扩大日元集团。德、意也要求雨新瓜分世界。高筑经济壁垒和经济集团化妨害了经济交往，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危机持续的时间过去一般是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左右，而这次危机却长达4年。
危机以后，进入了萧条时期，此后的两三年内，经济只有少数活跃和回升，没有出现复苏和繁荣。1937年便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运动高潮
中国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统治局面。北洋军阀系统的皖系和直系军阀，以及盘踞各地的军阀之间混战不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继续发展，必然要引起新的、更大的革命高潮。
在这场革命大潮中，知识分子成为急先锋。早在1910年代，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胡适等为首的近代知识分子就对封建专制制度与封建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进而深深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凡尔赛和约》无视中国人民正当要求的强权行径则直接激怒了中国人民。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不仪领导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而且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于1926年7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但正当革命深入发展之际，蒋介石与汪精卫于1927年先后发动叛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深深教育了共产党人，使其认识到了自己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并依靠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力量的日益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其于1931年到1933年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由于共产党内部“左”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
到达陕北的红军令蒋介石惊恐不安，他亲自飞到西安，命令驻扎在这里的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部队进攻红军。张杨在与红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尤其是感于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向蒋进谏停止反共，联共抗日，在遭到蒋的否决后，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谏”，囚禁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后经多方调解成功，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再次合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中国人民投人到伟大的抗日洪流之中。
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一战中，英国强行将印度拖入战争的深渊，从而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战争中，印度人民承担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战争的残酷性与帝国主义惟利是图的丑恶嘴脸使印度人民更加坚定了民族独立的决心。与此同时，趁着英国忙于战争而放松对印度控制的有利时机，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一战中受到严重削弱的英国要像战前那样统治印度已经非常困难。
然而战后的英国对此不但缺乏认识，而且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自己的殖民政策，如火如荼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再次兴起。在这场运动中，甘地逐渐脱颖而出，同国大党一起承担起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领导印度人民开展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所谓“非暴力不合作”，是指印度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采取忍让与和平的方式实现印度的自治与独立。具体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放弃英国授予的爵位、封号和名誉职位；二、罢课、离职、抵制法院和司法机关，并辅以“家家户户恢复手工纺织”和不买英国布；三、逐步走上抗税阶段。甘地和国大党领导的不合作运动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响应，多达2／3的选民抵制选举，许多职员和律师放弃自己的职位，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有的地方公开焚烧英国货。群众一旦动员起来，他们就不满足国大党所设立的运动范围，他们要解决自己切身的问题，要将民族主义运动转变为一场社会革命。但是，伴随着印度人民斗争的深入，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又害怕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危及其自身利益的需要，从而从中进行阻挠，又体现了其软弱的一面。群众的过激行为被甘地是不文明的，从而致使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一波三折，甘地本人也曾因此而进入监狱。
虽然如此，“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终究给英国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其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总体来看，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有其强烈的革命性与斗争性，在这场运动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紧密团结在一起，显示了印度人民空前的凝聚力。同时，在运动中提出的“自治”与“独立”，既显示出印度人民斗争的逐步深入，也反映了这一口号日益深入民心。总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仅在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占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同叫也为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斗争途径。
土耳其觊末尔革命
奥斯曼土耳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战后，土耳其经济凋敝，债台高筑，人民生活困苦。兼之，战败的苏丹政府与协约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摩德洛司停战协定》，土耳共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在国家经济破败、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土耳其人民为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9）是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爱国领袖，他领导了土耳其的反帝民族解放战争。
1918年11月，凯末尔从前线同到首都伊斯坦布尔，向议会和苏丹建议组织一个对抗协约国的强硬民族内阁，后因感于首都充满妥协与消沉气息而奔赴游击战争风起云涌的安纳托利亚。在安纳托利亚，凯末尔为人民的救国热情深深打动，更加坚定了他拯救祖国的信念。
1919年7月，凯末尔利用自己被苏丹政府委任为第9军督察使的权力，在埃尔祖鲁姆召开了东部各省护权大会，通过了护权协会章程和告全国人民书。大会宣布反对各种形式的外国占领和干涉，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托管和委任统治。凯末尔在会上被推选为主席，正式取得了在民族抵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同年，他将分散于各地的农民游击队改编为接受统一指挥的国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正规军的建立，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着巨大作用。1920年1月28日，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届议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占多数议席的凯末尔派议员使议会通过了反映民族要求的《国民公约》，这是挽救土耳其民族危亡的独立宣言，公约明确指出，当前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斗争是土耳其取得“生存和继续生存的基本条件”。议会通过《国民公约》的行动，使苏丹政府和协约国大为震惊。反动的苏丹政府不仪妄图借助协约国镇压凯末尔运动并且与之签订了更为卖国的《色佛尔条约》。这个条约将列强对土耳其领土的瓜分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根据条约，黑海海峡地区实行“国际化”，成立由列强控制的国际海峡委员会。土耳其的领土被瓜分后仅剩下原有国土的1／5，即安纳托利亚境内安卡拉与黑海之间的一块土地。条约还规定，恢复外国在土耳其的领事裁判权和国债管理局；设立由英、法、意三国代表组成的特别财政委员会，控制土耳其的海关、税务及其他财经大权。这一条约是协约国集团强迫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和约中最带奴役性的条约，它激起了广大土耳其人民的愤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