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污纳垢的“国中之国”
中国近代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部中国主权沦丧史，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逐渐被列强蚕食为半殖民国家。犹如豺狼虎豹的列强分食中国这块“肥肉”的方式多种多样，留下的最深印迹就是“国中之国”--租界。
“租界”这个名称大家都不陌生，但是究竟什么样的地方才算是“租界”呢？是不是只要有外国人聚居的地方都可以称为租界呢？
1861年，湖北官员在创设这一名称时并没有赋予它具体的含义，即使是开辟租界的外国领事也无法给出完整的定义。1863年4月，上海法租界租地人大会还就租界的定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最后得出结论说租界就是法国一直给予保护的土地。而中国人中最早阐述租界概念的是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1919年，他在巴黎和会上向大会阐释了中国租界的确切概念：“租界是通商各口‘划定专界备外人居住、贸易’的地方”，主权仍属于中国，只是治理权归租借此地的国家所派领事官或外国人所建的“工部局”。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租界”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它是“帝国主义列强根据和中国清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以居住和经商为名，在通商口岸和城市永久租用的地段。列强……在租界内行使行政管理和司法管辖权，形成‘国中之国’，严重破坏中国主权。”
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虎门条约》规定，可由中英两国官员商定在通商口岸的某块地方，允许英国人租赁房屋或土地。也就是说英国人是不能“自行择地”的，必须和中国官员协商才行。
1843年10月底，上海正式开埠通商。首位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一到上海，就急忙去察看地段，还和苏松太兵备道（也称为上海道）宫慕久商议英人租地的界址问题。12月，租地的范围大致确定下来。
英国由此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划定租界的列强。这个先例一开，清政府就很难控制后面的局势，贪婪是列强的本性，只要有利可图，绝对会蜂拥而上。美、法、俄、日、意、比、奥匈等列强国竞相效尤，截至1904年，我国的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长沙、鼓浪屿16个城市都出现了租界。这些租界分为专管租界和公共租界两类，标准就是看管这块地的是一个还是两个以上的列强。专管租界按国别又可细分为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等。列强在专管租界与公共租界拥有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的权力很不相同。如，专管租界的日常管理由本国领事负责；公共租界的行政权则由民选的工部局行使。
不过，既然能统称为“租界”，肯定是有些共同特征：文件依据，也就是列强与清政府所签的不平等条约；明确的地域范围；由外国人行使行政管理权，对象是界内的全体中外居民，一套独立完善的行政、司法体系，中国甚至无权管理进入界内的本国居民；公共租界还有专门的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负责市政、税务、警务、工务、交通、卫生、公用事业、教育、宣传等大小事务，兼有西方城市议会和市政厅的双重特色；在租界内，凡是外国人需交纳的捐税，居住在此的华人也须全部交纳，而中国政府除了可以征收地税和关税外，不能对界内华人征税或开征新税；遇有“紧急状态”时，租借国有权调集军队入驻租界，甚至可以在界内常驻陆军，中国军队就不行，连通过租界的自由都没有。
以上种种特征表明，在租界内，中国只有名义上的主权，实际上象征着国家主权的行政管理权、征税权和驻兵权都被完全剥夺。本来是借给外国人的土地却变成了具有浓厚西方色彩的“国中之国”。
租界在其成型后，不仅是在华洋人居住的乐园，也成了在非租界地作奸犯科者逃匿的“天堂”，后来更是成了政治犯进行一系列政治活动的聚集地。这并非完全出自租界当局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于当时租界的实际运作制度造成的。
当时的租界仿效西方城市管理制度，界内居民无须进行户口登记，即使是海外无护照、无国籍的侨民都可以自由出入租界，更何况是中国居民。一旦遇到租界内有刑事犯罪案件发生，殖民当局有强大的警政机构。而中国当时的侦捕力量十分薄弱，历来是以严格的户籍制度来防止罪犯潜逃。租界的出现，俨然是中国刑事犯的福音，一个绝妙的避风港，在那里只需改名换姓就可以高枕无忧。而且列强为了维护其侵略利益，对中国警察入界缉捕逃犯设置了不少障碍，光办理各种签字手续就得耗费很长时间，等办好手续，罪犯也早就逃之夭夭了。
遇到各国租界挤在一处的城市，逃犯就更高兴了，在一个租界被发现后，就马上逃到另一个租界，开始又一次的“重生”。难怪当时的人们都抨击租界实为藏污纳垢之地。
不仅刑事犯找到了避风港，大批政治犯也充分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进行政治活动。从19世纪末的维新派人士到20世纪30年代与国民党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都利用过租界，尤其是上海租界做掩护。从19世纪起，一国对来自别国的政治犯给予庇护已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法规。列强一贯把租界视为独立王国，进入其租界的政治犯就等于到他们本国的避难人员，就很理所当然地给予某些保护。
1855年2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小刀会左元帅陈阿林就率部逃入上海租界。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他逃到了新加坡。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正在上海的维新派官员黄遵宪受到清朝通缉。上海道派兵包围黄遵宪的寓所。黄遵宪就跑到上海公共租界，该租界当局以保护政治犯为由，不准清政府官兵逮捕黄遵宪，还派出多名巡捕准备在中国强行逮捕时进行阻挠。后来，也是因为英、日两国，黄遵宪还被无罪释放。
另外，每当中国国内出现战乱或革命，或者中国与其他国家开战时，外国人为了避免战火损害租界利益，本无权宣布中立的各国租界立时就变成了所谓的“武装中立”地区。
这种情况肇始于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乘胜进击，攻克军事重镇镇江，直逼上海。4月12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法国领事敏提尼等人以保护租地和侨民为由，对外宣称太平军和清军均不得进入租界。接着，他们就在租界周围修筑工事，上海成为第一个租界“中立”区。小刀会起义（1853年）时，阿礼国等人再次宣布上海租界是不介入中国内战的中立区。此例一开，每逢中国战乱，被波及城市的租界无不宣布中立，这些地方也成了中国人躲避战祸的唯一去处。
中国最早出现的租界
鸦片战争前，英国政府一再向清政府提的一个要求就是，在广东省城附近或舟山群岛之中开辟一块澳门式的供英国人居住、贸易的地方。鸦片战争后，作为战胜方，英国觉得自己的身价顿时升了不少，仅仅在偏远之地取得居留区，怎么能显示自己的身价呢？于是，它提出要在即将开放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处通商口岸中“自行择地，建造夷馆”。不过，在《南京条约》议定过程中，这个要求被中方代表耆英拒绝，英商只有携带家眷在通商口岸登岸旅居的权利，这不算新鲜事，清朝之前的来华外商也有这项权利。英国觉得不够，后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附件《虎门条约》，英国人就拿到了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的特权，只是地点须由中英两国官员共同商定，英国人是不能自行勘定租地地点的。
上海正式开埠通商后，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在附近寻找“风水宝地”。1843年11月，巴富尔找来上海道宫慕久商议英国可以租借的土地的位置。其实，巴富尔早就看好了，宫慕久需要做的就是点个头，签个字。12月下旬，双方划定了租地的大致范围：“东以黄浦江为界，北以吴淞江为界，南以杨泾浜（后称洋泾浜）为界，西面与一片荒地相连。”其中以李家厂为界，以北是英国领事馆的地基，以南是供英商租赁的地区。随着英国商民的陆续入住，有关租地办法和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法规逐渐成型，最终汇合而成了著名的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详细规定了租界的政治、经济管理形式和实施办法，成为以后各国在中国管理租界的蓝本。1846年9月，巴富尔又与宫慕久议定了以界路为上海英人租界的西界。至此，上海英租界基本定型，占地1080亩。
在英商租地划定后，法国紧随其后。1848年7月，法国商人雷米向法国驻上海领事敏提尼申请租地建房。敏提尼向上海官府要求将上海县城以北、洋泾浜以南的一片区域租给法国，在此居住的法国人也要享有英国人在英租地内的特权。
在法国提出要求前，中国官员一直认为已划定的英租地就是所有来上海的外国商人的居留区，哪知法国人要另辟租地。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中规定，如有他国商民要在英租地内租地建房，需要先争得英国领事同意。所以，即将离任的代理上海道吴健彰跟敏提尼说，他同意在英租地内划块地给法国人使用，但是法国人必须自己去找英国领事征得批准。敏提尼说，法国是向中国而非英国求租土地，吴健彰明显是在敷衍法国。在敏提尼的威胁下，同年11月，新任上海道麟桂只好答应法国另辟土地的要求。1849年4月，麟桂贴出告示，确认法国的租地界址为“南至上海北门外的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褚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总面积有986亩。还宣布不限制法国人在通商五口的房屋面积，日后法国租地如果不够用，可以随时拓展。由此，开了一个列强在同一通商口岸分别建立租界的恶例。
列强在中国最喜欢干的事是就是使用“利益一体均沾”原则。英国、法国都有租界，美国人少不了也要插一脚。最初到上海的美国人（包括领事在内）本来是住在英租地内的。既然法国可以在别的地方租地，它也不想老住在英国佬的屋檐下，它瞄上的是地价相当便宜的苏州河北岸。1848年后，以文惠廉主教为首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以建教堂为名，在虹口附近大兴土木。文惠廉进一步向吴健彰提出，让美国人在虹口居住。经过交涉，吴健彰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文惠廉毕竟不是美国官方代表，所以双方并没有正式议定租地的具体范围。
在开埠后短短的五年时间里就出现了三个外国租借地，在当时可谓史无前例，而同时开放的其他四个口岸却没有出现类似状况。也正因为这样，上海才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租界的地方，也是面积最大、侨民最多的租界。
在1853年之前，上海租界刚刚起步，上海官府在这些租地内说的话也还算有分量。最初的租界实行“华洋分居”政策，除原有业主和充当外国人仆役的中国人外，其他中国商民是不能到界内居住、经商的。所以，这一时期，在广阔的外国租地内只有300名外国人、500名中国人。
1853年9月，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起义军占领了上海县城，在英租界附近驻扎的清军和洋人交火失利，从此清政府的话在上海租界就不顶用了。1854年，洋人擅自修改《上海租地章程》，建立自己的行政、警察机构，租界就成了“国中之国”。因为租界是唯一没有被战火吞没的地方，很多中国人都到此地避难，“华洋分居”也就实行不下去了。
不过，中国人的入住给租界带来无限生机，所以洋人并不反对中国人住进来。
华洋杂居的最明显好处就是界内中国人开办的商铺以雨后春笋的速度增加，带动了整个上海租界的繁荣。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因战火不熄致使外贸受损）。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租界迎来了它的全盛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仍旧是战祸不断，但上海租界始终能做到“独善其身”。在战火纷扰的年代，这里就是商人的“世外桃源”。有了安全稳定的环境，上海租界渐渐成了中外贸易的中心，外贸总值占到全国的一半。界内满是密密麻麻的洋行、商店，中国本土的布店、茶庄也散布其间；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大型百货商场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都是在租界起家壮大的；现在上海著名的南京路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也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当时是全国最为繁华的商业街。
有了富足的物质生活，文化的发展就有了坚实基础。上海租界是所有租界中唯一的文化繁盛区。维新变法失败后，不满清王朝统治的一批有识之士纷纷搬入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上海租界。其后，上海租界仿佛吸力强大的磁铁，将更多的新式知识分子都吸了过来。《申报》、《时务报》等有新时代气息的报刊从这里风行全国；《辞源》、《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学术著作和《四部丛刊》等宏大的古籍校勘都在这里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