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胜间田善作拉到一些日商资金，开办胜间田产业株式会社，重操旧业，在海口进行商贸活动。结果不到一年，胜间田善作在家里病死，其家族产业衰落。但胜间田洋行则一直经营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他们的资产被中国没收，胜间田家族在海南岛的“辉煌史”就此终结。
汪精卫：从“热血青年”到叛国汉奸
以“七七”卢沟桥事变为起点，日本正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最开始，狂妄的日本军部企图凭借武力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随着速战速决计划的破产，日本政府便改用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并重的战争策略。于是，正当全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长城奋力抵御日本侵略、誓死保卫家园的时候，经不住诱惑的国民党右派汪精卫集团公然投敌叛国。
要说年轻时的汪精卫，那也是一个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而且仕途超顺：青年时是同盟会的骨干、孙中山先生遗嘱的执笔人；到中年时是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身份显赫的国民党高官，却在国难当头之际，公开叛国投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就已经有媚日倾向。1932年他担任国民党行政院长时，就认为日本是“强邻”，中国根本没法比。因而，他应对日本侵略的政策就是“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所谓的“中日亲善”、“经济提携”新方针，很得汪精卫的心。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讲：“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和我们素来的主张，在精神上大致吻合……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他还下令取消抵制日货法令，修改“有碍对日邦交”的教科书内容。
抗战全面爆发后，汪精卫坚持自己一贯的论调，坚定地认为中国各方面都不如日本，“战必大败”，求和才是最好的出路。但面对万众一心、抗战情绪高昂的国内情势，汪精卫为了不成为众矢之的，就没敢将自己的媚日求和主张公布出来，反而发表了不少慷慨激昂的演说。
在公开场合他大声疾呼：“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死是光荣的”，当汉奸是“不成材料”的“无赖”；而私下里，对于抗战的前途则“频频摇头，不胜太息”，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这仗不能再打了”，“茫茫前途，真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汪精卫是国民党内对日妥协集团的头子，和他臭味相投的还有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后来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在陶希圣的引见下，也向汪精卫靠拢（在这之前，汪、周分属两个政治派系，互骂对方不是东西，矛盾相当深），成为对日妥协阵营内的主力之一。
这些人常聚在周佛海的家里，非议抗战。认为这次战争“是阴差阳错地打起来的”；坚持抗战是“玩火自焚，前途未可乐观”；鼓吹“战必大败”，唯一出路就是求和；将任何主张争取抗战胜利的言论视为是“唱高调”。
因为他们唱的是“抗战低调”，胡适（也是其中一员）就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低调俱乐部”。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意识到自己一时半会儿灭不了中国，更关键的是自己已经没多少钱打仗了。于是，他们对外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招缓兵之计让汪精卫集团大肆活跃起来，他们主张绝不能关闭和谈大门。蒋介石、汪精卫都急需了解此时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周佛海向蒋介石建议，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香港，建立“日本问题研究所”，对外称“宗记洋行”。高宗武又派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秘密赴日，刺探日本的真实意图。
事实上，抗战伊始，日本并不看好汪精卫，认为“凭籍汪及其人数不多的一派，不足以收拾时局”，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集团身上。
然而，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日本非常想尽早脱离中国战场的泥潭，对亲美英的蒋介石政权越来越失望，汪精卫又成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日本通过高宗武向汪精卫转达了希望他“出马”的意向。
武汉、广州失陷后，汪精卫集团就被日军的攻势吓破了胆，英法等也没能招架住法西斯势力的进攻，这让他更加确定地认为和日本对着干没有好处。1938年10月21日，汪精卫向路透社记者表示，他们一直希望和平解决，如果日本提出议和条件，只有不妨碍中国国家生存，他们很愿意和日本人坐下来讨论。不久，他就派高宗武和梅思平与日方进行秘密谈判。
11月12日，高宗武、梅思平和日方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举行所谓的“重光堂会谈”，达成了“和平”草案和汪精卫投日出逃的《行动计划》。20日，双方签订《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谅解事项》和《日华秘密协议目录》，确定了汪精卫集团降日的具体方案，包括缔结共同反共、防共协议，承认伪满洲国，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另立新政权等内容。
上述协议统称为“重光堂协议”，日方将其作为第三次近卫声明予以公布。
12月18日，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按预定计划乘飞机离开重庆，经昆明飞抵河内。22日，日本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相应的，汪精卫也于29日在香港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卖国“艳电”，称日本对中国并无领土要求，是尊重中国主权的；国民政府应在原则上对第三次近卫声明予以赞同，“以此为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自此，汪精卫集团的卖国嘴脸暴露无遗，全国舆论掀起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26日，蒋介石发表《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
的演讲，痛斥“近卫声明”和“艳电”。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
1939年2月1日，高宗武奉命到了河内。汪精卫就和他合谋今后的出路问题，他们商量的结果就是：成立“反共救国同盟会”；在日军逼近西安、南宁时，号召西南各省将领发电响应；建立新政权；向日本贷款等。随后高宗武带着这个方案去东京会见平沼骐一郎首相，日本的回复是必须由汪精卫本人出马。
5月8日，汪精卫在日本安排下转至上海。他和周佛海商议要在日占区建立“和平政府”。不久，汪精卫亲自跑到东京请求日本支持他的提议。日本给出的方案是：新政府以汪、吴（佩孚）、现有政府、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组成部分；以分治合作为政体；实行亲日满、防共方针。
8月28日，汪精卫纠集同伙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声称取消重庆的国民党，代之以汪精卫“国民党”；打出“和平反共建国”旗号；授权汪精卫尽快建立“中央政府”。
从11月1日起，日汪便开始正式进行“调整国交”谈判，日方提出兴亚院拟定的《日中新关系调整纲要》，其条件比“重光堂协议”
和第三次近卫声明要苛刻得多，是又一个亡华条约。经过两个月的讨价还价，汪精卫还是在卖国条约上签了字。日本实现了几十年来侵华的夙愿，且日汪约定，条约永不公布。谁知，仅过了三天，汪精卫的心腹高宗武和陶希圣就因对权力的分配不满，经蒋介石挑唆，叛逃到了香港，并以《汪的卖国密约》为题，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披露了密约的全部内容。
汪精卫仗着有日本撑腰，加快了建立伪政权的步伐。1940年1月24日，汪精卫与伪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华中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在青岛举行会议，商讨建立“新政府”的大计。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伪国民政府。30日，伪中央政府正式建立。汪精卫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其他同伙如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克敏等分任伪政府部门头目。
汪伪政权成立后，协助日寇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清乡”运动，参加太平洋战争，罪恶滔天。直到1945年8月16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这个伪政权才在一片骂声中慌忙“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