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也在外交场上混了多年了，俄国的行为很快被他察觉，想知道中国的底线，那就得拿俄国的意愿来交换，这样才公平。10月2日，曾纪泽与布策开始非正式会谈。经过几次交谈，俄方意识到从曾纪泽那里得不到有用的信息，那就只能从清政府那里下手了。在10月30日的谈判中，俄方突然宣称将派海军上将廖索夫斯基到北京递交最后通牒。如此赤裸裸地武力要挟并没有吓到曾纪泽，因为他知道此时的俄国正缺钱呢，怎么可能为了修改一个条约而大动干戈呢，它是不会干得不偿失的事的。
之前规定的一个月期限到了，俄国也没打听到什么能在谈判中占上风的信息。政府内部经过激烈争执后，决定向中方公开俄方的谈判备忘录，双方进入正式谈判。
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清政府批准《崇约》，另立两国商改专条，俄方允应归还特克斯河流域；塔尔布哈台、喀什噶尔两处分界仍照《崇约》；嘉峪关通商和松花江航行应商办；中国必须增加兵费赔款。”此后，曾纪泽就根据它和吉尔斯、布策等人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双方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分界、商务和赔款三大核心问题上。最终，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特克斯河流域全部归还中国，塔尔布哈台、喀什噶尔两处分界按俄方要求划定；删去《崇约》中有关嘉峪关至汉口、西安商路和松花江航行的条款；在原有500万赔款的基础上再增加400万卢布的兵费赔付，折合为白银一共500万两。
12月23日，布策前去会见曾纪泽，逐条修改《崇约》，说这是俄国最后的修改意见，不能再改了。27日，吉尔斯向曾纪泽递交俄方的两份照会和一份备忘录。在把文件传向北京过程中，曾纪泽看到条约里面有不少俄方私自删改的内容，他想找吉尔斯理论，被蛮横地拒绝。
而且清政府已经授权他在条约上签字，最大的领导都没意见了，身为下属的哪还能有什么想法呢。
至1881年2月12日，条约的法文、中文底稿都已拟好。由于曾纪泽的努力，如今的条约与《崇约》基本没什么相似之处。吉尔斯建议另外取个名字，曾纪泽也想摆脱《崇约》的骂名，所以很乐意给条约换个名字，中俄《伊犁条约》就此成型。不过直到签约两年之后，俄军才从伊犁全部撤出。
不可否认，《伊犁条约》同样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相比《崇约》，新条约毕竟收回了特克斯河流域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虽然中国也为此额外付出了白银220万两。这次谈判的意义不止于此，它还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首次敢于拒绝签约并按中国的意见进行修约的谈判；沙俄也是第一次把已到手的东西再还回去。曾纪泽不负使命、虎口夺食的佳话就此流传下来。
藏在慈禧卧室保险柜的密约
自鸦片战争之后，懦弱无能的清政府就如同一条案板上奄奄一息的鱼，任人宰割而无回击之力。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在这诸多不平等条约中，有一份条约不像其他条约那样“张扬”，从1896年正式签订起，虽然有听到风声的他国政界、舆论界有关此条约的各种传言，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公然刊出了伪造版本，搞得清政府很是狼狈，都快得抑郁症了，却始终不肯出面澄清。如果说清政府是为了维护自身形象而不愿透露半个字，那么另一个当事方--沙俄也不曾对此事有任何说法就更加耐人寻味了。这份始终披着面纱的条约就是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后人称之为《中俄密约》）。
作为当时条约中方签字人的李鸿章在历访欧美五国回来后，也没有对各方的猜测予以任何回应，而是吊人胃口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八国联军侵华占领北京紫禁城时，作为其中主力之一的俄军曾抢走了密藏在慈禧卧室保险柜的密约文本，不久又悄悄地送回来；1910年，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时任清驻英公使）非正式性地向伦敦报界透露说确有该密约的存在，但很快又否认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1921年，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北洋政府代表在会上宣读了此密约的摘要，但是没有公布其全部内容。直到三年后，苏联政府才将此密约公之于众。至此，潜伏在保险柜里28年之久的《中俄密约》才真正被世人所知。
这份堪称最为机密的不平等条约究竟是怎么签订的呢？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清政府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只是《马关条约》的内容太苛刻，以至于它刚一公布就招来全国的骂声。而辽东半岛的割让触犯了俄德法的在华利益，这三国便联合干涉，以清政府再赔款三千万两换回辽东半岛。
在这其中尤以俄国最为积极，不仅带头发起干涉还辽之事，还帮清政府筹集资金以偿还日本索要的军费，在今天看来俄国也只是在为自己牟利，没什么可值得赞扬的。但是，在一直都被人欺负的清政府眼中，俄国简直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朝野内外普遍对沙俄抱有好感，慈禧太后、李鸿章是亲俄派的代表，洋务派张之洞、刘坤一等也接连上书主张联俄制日。
同一时期的俄国国内，也有几件与中国相关的大事，一是沙俄修筑的贯通莫斯科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在1894年时已经修到了外贝加尔地区，为降低难度节省资金并为侵吞中国东北铺路，俄方就想着向中国借地筑路，遭到清廷拒绝；另一件事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拟于1896年5月举行加冕典礼，邀请各国参加，特别希望清政府能派个位高权重的大臣来，以便随后商谈筑路权问题。
1895年10月，驻俄公使许景澄通过电报将俄国邀请清政府派人参加加冕礼的事报告给清政府，他说，这次欧洲各国的君主或者亲王都会前来祝贺，中国可以借此机会和其他国家联络联络感情。所以，应该派位大使过来。正好，清政府还在想如何“报答”俄国替中国要回辽东半岛、借钱的大恩，这次就是个好机会，确实应该派人前去祝贺。
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清廷最先派出的专使是湖南布政使王之春。
沙俄可就不愿意了，俄方期盼清政府派人来不是为了吃喝交朋友的，解决筑路权问题才是目的，一个小小的布政使怎么可能有权决定这样的大事呢？俄国便让其驻华公使喀西尼告知清政府称，王之春官太小，又不是名人，不能当此大任，最好还是让李鸿章过来。清政府被弄糊涂了，不明白为什么俄国要对去祝贺的大使挑三拣四的。但是，为了不得罪俄国，同时借此机会实现与俄联合制日的战略计划，1896年2月28日，慈禧太后紧急召见了闲居在北京贤良寺的李鸿章，由他担任专使，赴俄参加俄皇加冕礼。3月14日，李鸿章到上海准备坐船起航。听到消息的英、法、德、美等国为拉拢李鸿章，纷纷邀请李鸿章首先前往自己国家进行访问，其目的不用想也知道。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人家盛情邀请，当然不好拒绝，所以就有了李鸿章后来的欧美五国行。俄国一看李鸿章成了“香饽饽”，怕夜长梦多，立马让喀西尼亲自与李鸿章商定出访路线，确保李鸿章第一个到的地方是俄国。在喀西尼的特意安排下，李鸿章带着中国使团，先乘法国邮轮“爱纳斯脱西蒙”号，由上海到埃及，在那里，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专门安排了与李鸿章私交甚密的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作为接待人员。
在乌赫的安排下，李鸿章一行又登上俄国航运贸易公司的“俄罗斯号”豪华轮船，经由土耳其、黑海，历时一个月，于4月27日，到达俄国黑海港口敖德萨。又是在维特的授意下，沙皇专门派出俄军仪仗队，以国家元首之礼，为李鸿章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俗话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如此盛大的接待场面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李鸿章等人刚到俄国，俄皇就让外交部一再催促说，趁着这几天有空，让李鸿章先到彼得堡来呈递国书。于是，在觐见尼古拉二世之前，李鸿章先就被安排乘坐特快专列到彼得堡，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维特举行秘密会谈，致贺专使摇身一变就成了中俄谈判的代表。
5月3日，维特到李鸿章行馆回拜，也算是双方的第二次会谈。
老谋深算的维特摸透了李鸿章此行的目的，便主动抛出“军事同盟”
的诱饵，接着便迫不及待地“坦承”修筑中东铁路问题，还美其名曰是“支持中国的完整性”。
第二天，按原定计划，沙皇在红村行宫召见李鸿章一行。按一般外交惯例，外国使臣递交国书之后，就不再与该国君主相见。但是，这次李鸿章却享受了一次特殊待遇，被送往亚历山大宫与沙皇再次进行秘密会谈，仍旧是借地筑路问题。
加冕礼一结束，沙俄就正式向李鸿章摊牌。此次谈判由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做东，维特作陪，正式设宴款待李鸿章，还是谈筑路权问题。
随后，中俄密约的三条大纲确定，主要内容还是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只是在最后一条才略微提及结盟之事，称中俄两国如遇日本侵犯中国领土或俄国滨海省时，有“互相防御之责”。
李鸿章此时已完全落入所谓“军事同盟”的圈套而犹不自知，还以为自己立了大功一件，在给清政府的汇报中粉饰说：俄国纯粹是为了和我国建立友好关系，我们如果拒绝的话，就会令俄国很失望，这样对我们只有害处。6月3日上午，中俄双方在罗拔诺夫租的一栋大楼里，举行秘密签字仪式。读过维特回忆录的人会发现，他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写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在罗拔诺夫整理的《中俄密约》
草案中，第一款第一句原本应是“本条约于日本在东亚侵犯俄国、中国或朝鲜之领土时适用”，后来“日本”二字却被改成了“任何国”。
维特认为使用“任何国”肯定会使俄国树敌不少而陷于不利的境地。
他向沙皇建议恢复成原来的“日本”二字，得到沙皇首肯，并责令罗拔诺夫照办。
然而，等到双方代表在谈判桌旁坐定后，维特无意中发现正式文本上这几个字并没有改过来，立刻把主持仪式的罗拔诺夫叫到一旁，小声说了这件事。罗拔诺夫猛击前额说，“糟糕，我忘记对秘书说了，忘了要他们改过来了”。
在这关键时刻，罗拔诺夫很快镇定下来，他不慌不忙地看了看表，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于是，他以东道主的身份拍了拍手，让侍者进来，又对李鸿章等人说，“现在已经到中午了，我们先进餐，吃完后再签字，否则菜可就不好吃了”。
不知其中缘故的众人便离席去就餐。就在各位代表举杯畅饮之际，罗拔诺夫安排了两个人悄悄地将条约内容改了过来。而作为中方全权代表的李鸿章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饭后签字的这个文本已经被“偷梁换柱”了。
9月21日，李鸿章派心腹专程从俄国携带《中俄密约》回国，请朝廷予以批准。密约文本被锁入密匣中，并直接交给了军机大臣翁同龢，由他转交给庆亲王奕再送入宫中。整个过程极为机密，甚至连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属官，俗称“小军机”）都不知此事，更别提内阁和其他部院了。
但是，看了此约的光绪皇帝极为恼火，他怒斥道，“这简直是把祖宗发祥地都卖给俄国了”，他坚持不肯签字。而俄国驻华使馆对此声称，如果不批准该条约，两国就此断交。寄希望于列强同时害怕列强的慈禧太后急忙训斥了光绪，令其画押盖印。在与俄国交换过文本后，换文的副本就被密存在寿皇殿，除了当时的几位重臣知晓外，很少有人知道在深宫中还潜藏了这样一份文件。
李鸿章在沙俄做了哪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事
1896年的欧美之行，李鸿章作为中国派出的首位位高权重的使臣备受各国重视。然而，第一次出国，他却没有想着提前了解国际交往礼仪或是出访国的习俗，而是带着“天朝上国”的虚荣踏上欧美国土。
结果，在访问期间，因为无知自大而出尽洋相，丧尽国格，做了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事。
此次出访的第一站就是沙皇俄国。李鸿章刚到彼得堡就去俄国外交部拜会接待他的财政大臣维特。两人坐在豪华的客厅里时，如同在国内一样，李鸿章一派大爷架势，慢条斯理地品茶。当维特问他是否吸烟时，就听见李鸿章突然发出一声鸣叫，立即有两名侍从，一个拿着水烟袋，一个捧着烟丝和香火，迅速从旁边的房间中走到李鸿章跟前点上烟。而李鸿章则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吞云吐雾。一旁的维特目瞪口呆，终于见识到了“天朝”的尊卑之礼。
又有一次，维特去李鸿章的住所拜访。没过多久，同样参加沙皇加冕庆典的布哈拉国1首脑艾米尔也来拜会李鸿章，出于礼貌，维特暂入内室回避。李鸿章此时又摆出天朝重臣的架子，正襟危坐于大厅之中，没有一点出去迎接的意思。直到艾米尔来到大厅，他才勉强向前走了两步以示欢迎。受到怠慢的艾米尔很不高兴，他说自己身为沙皇的重臣，来看望李鸿章是出于对中国皇帝的尊重。李鸿章闻此心中不悦，认为艾米尔非常无礼，竟敢藐视他。之后两人谈起了各自国家的宗教信仰。
李鸿章说中国尊奉孔夫子，艾米尔称他们信仰的是先知穆罕默德。待到艾米尔起身告辞时，李鸿章起身恭送，明显比之前谦卑多了。当艾米尔的马车即将离开时，李鸿章突然大喊停车。在艾米尔还未搞清状况时，李鸿章忽然冒出一句话：“你们信奉的那个穆罕默德，原本是被中国驱逐的苦役犯”，说完不顾艾米尔的难堪扬长而去。作为旁观者的维特再次被这位大清权臣惊得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这是李鸿章对傲慢的艾米尔的报复啊。
更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是在沙皇加冕典礼上。1896年5月2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登基庆典。但因活动组织不力，人一多就出乱子，发生拥挤踩踏事件，即莫斯科霍登广场惨案，因乱被踩死的人多达两千余人。坐在观礼台的贵宾李鸿章自然无事，他向陪同的维特询问道：
“此事是否需要向沙皇汇报？”看到维特点头称是时，李鸿章颇不以为然，还大言不惭地对他说：“你们这些大臣也太不懂为臣之道了吧！像我在任直隶总督时，有一年发生瘟疫，死了数万人。可我在上奏的折子中只说百姓安居乐业，太平无事。即使有人问我那里有没有瘟疫，我的回答还是没有，百姓十分健康。”稍微停顿了一会，李鸿章接着说道：“为什么一定要向皇帝上报死了这么多人呢？这不是惹他生气吗？”
李鸿章竟然将当时国内官场中欺上瞒下、视人命如草芥的恶习当做“国宝”传授给外国官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不知他的人格、国格何在！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维特真正见识到了大清帝国权贵虚伪、狭隘的尊容，内心十分鄙视这些所谓权臣的无知和妄自尊大。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方面的了解认识，维特彻底摸清了李鸿章的嗜好。于是，在中俄谈判中，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