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对于通过画图来解决问题的方式感到不可思议，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绘画能力没什么自信。“红笔类”和“黄色荧光笔类”的人尤其会这么认为：既然他们不会画图，他们也就不能依赖视觉化思考，并把它作为应对复杂挑战的方法。这是很不幸的，因为这让他们中许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人连视觉化思考最初的一步也未迈出。
让我们反过来想想。别去考虑我们是否具有画画（展示）的能力，而是去想，能够画得好在很大程度上是眼光敏锐的成果，而这就直接源于“看”得真切。
将视觉化思考理解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意味着起点并不是学着“画得更好”，而是“看得更真”。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过程是有意义的：它把“看”—我们所有人天生就具备的能力—推到了我们面前。
从这个角度看，开始视觉化思考的最好方法是熟练地用我们内在的视觉系统“看”世界。
我们如何看
我们睁开眼睛的每一秒，都有大量的视觉信号像光量子一样经视网膜转换成电子脉冲，然后通过视觉神经进入大脑的不同区域，这一过程中信号被分析、过滤、比较、分门别类、重组—这样才能成为我们大脑中形成的图像。
每一秒钟这个过程都会发生上百次，而我们对此却是完全无意识的。对于它如何运作，神经科学家和视觉专家的理解也是刚刚起步。他们对此了解得越多，视觉机制就越显得神奇。我们的内在观看系统那样神奇，它也只是视觉化思考中“看”的部分。当我们谈起视觉化思考时，我们指的是有意识地使用这个内在系统。谈视觉化思考，首先得说说“主动地看”。
哪儿是上
无论我们是看着夜空中的星星、孩子的脸庞还是一张数据表格，基本的视觉神经作用方式都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事物以及我们理解它的方式，都要取决于我们在特定时刻所试图解决的问题。
我们如何去“看”取决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想象一下，我们要和几个朋友打保龄球。当我们走进保龄球馆时，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什么？第12道上6号瓶的摆放？桌子后面保龄球鞋背后印的数字？不，我们面对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弄明白我们在哪儿，所以我们的眼睛会扫视四周，看看整个保龄球馆有多大，建立起空间概念，并在短时间里创建一个三维的心理模式来确定哪个方向是向上的、墙在哪里、我们处在什么位置等。在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前，我们的内在观看系统早就看出了保龄球馆的宽度如何、纵深如何、天花板有多高—还有，谢天谢地—它不是颠倒的。换句话说，我们视觉的“自动导航仪”已经确定了我们的方向和位置。
当我们刚进入某个环境时，我们的眼睛会很快建立一个三维模式，在其中建立空间方位，以确定我们的位置。
脑海里有了这个三维的保龄球馆模型，观看系统就会对我们手上进行的活动施加作用，即帮助我们找到朋友。我们的眼睛会自动地扫描明显的标志：熟悉的面孔、不同的身形、特征突出的动作等等。不错！就在那儿：距此三条球道，刚好路过汽水自动售卖机。通过无意识的识别和辨认—将我们眼中所看到的与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相匹配—我们找到了一起打球的朋友。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直到我们换上保龄球鞋，拿起球，站在球道前—我们的眼睛才会对准球道尽头的那些球瓶。
强调这些定向、定位、识别和聚焦的步骤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的观看系统就是通过完成这四项关键任务来为我们服务的。这四者尤其重要，因为如果它们不是瞬间完成的—如果我们必须花不少时间和努力来搞清楚方位—我们就绝不可能去抛出我们手中的球。
当我们大概明白身处何地，我们就会开始寻找我们认识的人或事物（它们会配合“谁/ 什么”应该在哪里的预设）。
当我们最终做好准备，要发球了，我们才会真正去看球瓶的精确方位。
我们的视觉系统是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包括定向、定位、识别和聚焦。
这里的重点在于，这四项观看任务决定了我们能否马上在脑海里形成一个商业图景。为了更好地说明我的意思，让我们从视觉化思考的基础开始，先来看一张简单的柱状图。
让我们从这张最基本的商业图开始。
几秒钟后我们就会发现这张图比较的是几个国家的茶叶价格。但为什么会这么容易理解呢？图中的哪些因素让我们这么快就能明白它的意思？我们试着运用已学的关于“看”的知识来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用图画来展示数据是有一定标准的，而这张图就遵从了这一系列的普遍标准：它以横、纵向两轴坐标系为基础。
正如我们一走进保龄球馆眼睛立刻就会注意到屋顶、墙和地板一样，这张图提供了一些让我们能迅速找出方位的标志。在这幅图里，这些提示是以坐标系的形式出现的，而坐标系则是由主要的横线竖线表示。当然，“上”并不是真的指“上面”(这里是指“有多少”)，“右”也不是真的指“右边”（而是指“在哪里”)，但我们的眼睛仍然能够认出简单的坐标系。
这张图通过为我们提供一个横、纵向坐标系，让我们可以很快地建立方位。
这张图从其他角度来看是否也容易识别呢？是的。作为横坐标的标签让我们能够找到我们与坐标、与其他国家相关的位置。比如，如果我们在美国，我们可以在图的中心找到“美国”字样。
最后，国??的位置、价格以及衡量价格高低的条柱共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在这里每个国家茶叶的价格是彼此相关的。比如，我们看到茶在美国要比在中国贵得多，但比在法国便宜一些。
通过这幅图可以说明，即使这张图和保龄球馆没有共同点，我们的眼睛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看待它们的。我们摄取的是同样数目的视觉信号、同样的分析和电子脉冲，还有同样的传递脉冲的通道。在我们的眼睛看来，连解决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定向、定位、识别和聚焦。
通过提醒标志，此图使我们确定了自己相对于坐标系和图中其他国家的位置。
垂直条柱的相对高度告诉我们，一个价格相对于另一个价格的高低—更高、更低、相同。
当我们输入任何数据（电子表格、表单、柱状图、饼状图等），我们的眼睛都会经历与走进保龄球馆时同样的观看过程。
如何看得更真切：遵从四项规则
为了培养好的观看技巧—并且为视觉化思考打下好的基础—当我们看到新鲜事物时，需要遵从四个基本规则：
1.收集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越多越好（至少在开始是这样）。
2.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逐个摆放我们的所有东西，这样我们可以将它们整个纳入视野。
3.确定一个基本的坐标系以提供清晰的定向和位置。
4.学会减少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我们需要练习视觉分类。
为了更好观看的四个重要规则
看就是收集，就像收集别的东西一样。一旦我们开始了，就会立刻处于两难境地—东西太多或者不够。前一种情况我们已经在第二章见过了：当达夫妮需要对她的公司品牌作出决策时，她收集了与该行业相关的所有数据，而这些数据是如此之多，多得让她根本不能很快地理解它们所代表的含义。
现在，在所有地方、在每一种商业语境中，达夫妮的问题都是存在的：信息过量是今天的大环境，我们恰恰是要学着如何处理它。要找出重要的东西并理解它，“主动地看”就是一个有用的办法。这样，尽管我们的眼睛总会摄取过多的信息，但我们仍然可以准确地找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这堂课的意义。
要看的太多了
当达夫妮把所有的调查资料都发给我们时，我们就好像被瞬间转移到了保龄球馆里。我们绕过前门，发现自己掉到了球道中央，而这些数据则在两侧飘来荡去。不知道自己从哪里进来的—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找什么—也就不知道应该先看哪里。
但我们的视觉系统是灵活而富有弹性的，总想找出头绪来。所以我们才开始“主动地看”的过程。第一步：分辨方位。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坐标系来确定这点，所以我们做了个模型，标明“谁/什么”（竞争者）和“有多少”（收益）。
选择“谁/ 什么─有多少”坐标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环境，在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具体的数据，比如“在哪里”、“在什么时候”。
下一步：定位。我们先确定度量单位，以便显示达夫妮的公司在我们的坐标系上位于什么地方。接下来：识别。我们浏览数据，确定其他公司在同样空间里的位置。最终，达夫妮的图就产生了。信息过量是不可改变的现实，但是主动地看则让我们有办法处理最麻烦的部分。
只看这些是不够的
在完成达夫妮的出版品牌策略方案一年之后，肯联系了我。他是一家著名科研中心的传媒总监，他的问题看上去和达夫妮的很相似—怎么定位他所在机构的“品牌知名度”，以便吸引更大的资金投入。肯所在的科研机构还需要提升潜在投资者心中的知名度—不是因为它即将挂牌上市，而是因为联邦资金规划方案发生了变化，促使它寻求调查联邦政府外的科研基金来源。
但肯的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与达夫妮的问题正好相反：达夫妮是有太多东西要看的；而肯则是没有足够的东西可看。这就涉及两个组织是如何看待自身的。达夫妮的公司把自己所处的行业看做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只要可以赚得更多，任何机会都值得一看。肯所在的机构将自己看成是科学真理的捍卫者，对于商业资金来源潜在的利益纷争感到不太舒服—这种不舒服感强烈到我们整个的研究都需要暗地进行。一旦得知我们在考虑资金的选择问题，恐怕会引得整个科学界哗然。
我们又一次被扔进了保龄球馆，只是这次周围一片黑暗。我们掌握了这个机构对于联邦资金的看法和报告，但也就只有这点光亮了。如果这个机构要在政府之外寻求资金，那它就需要向外看，想点别的办法。就像达夫妮的问题一样，我们得先确定坐标系。于是我们再次从“六要素”来划定问题的框架：
·谁：哪些组织与肯的研究中心大致类似？它们基于科学，以学术研究为导向，以自然世界为焦点，还需要大量的非政府资金？
· 有多少：这些组织需要多少钱，它们又已经拿到了多少？
·在哪里：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在科研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的整体图景中它们在什么位置？
·在什么时候：这些组织多久拿一次钱？每周？每年？什么时候不愁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