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红军在刘志丹指挥下，时常分别在南梁地区周围的陇东、陕北三边和关中一带活动。红军打了胜仗，就把各种各样的战利品带回苏区。
马文瑞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国民党办的旧报纸。刘志丹听说后，就时常派人把报纸给马文瑞送来。他就根据那些报纸上的“消息”经过一番仔细的分析研究，把有用的东西去伪存真加上自己平时由书本和党内文件中所获得的理论和情况，编成系统的教材，讲给学员们听。马文瑞喜欢在夜深人静时思考问题，翻阅资料。他俩住的窑洞旁边，有一孔小拐窑，夜里怕影响岱峰休息，马文瑞就点着小油灯在拐窑里备课。夜深了，窗外冷风飕飕，寒气逼人。小窑里没有生火，寒风不断由门缝钻进来，马文瑞披着一件夹袍子的身体因受寒而不住地颤抖。他拼命咬着牙关，不叫牙齿打出声响来。他伏在那张白木桌上写呀写呀。写上一阵儿，便停一下，翻上一阵报纸，又在地上踱着脚步思考一阵儿。豹子川的夜，静极了。西北风在山野中肆虐，饿狼在梢林中哀嚎，豹子河湍急的流水声越发显得急切。
然而这窑洞外面的一切，他仿佛根本听不见。
1994年冬季，年已九旬的吴岱峰将军回忆说：“马文瑞备课，那可叫认真，常常是晚上人睡静以后。有一回大约到了后半夜，我被冻醒了，一看拐窑里的灯还亮着，心想他一定冻坏了，就披上衣服，把火盆给他端过去。走到窗前，从门缝里瞅见他正用毛笔在土造的马蔺纸上写，写上几行，就停下来，皱着眉头，用左手摸着脑门儿想。我很感动，心想他真是闹革命顶真的人，志丹把他留下来，可是留对了。”老人讲到这里，显得有些激动，沉吟片刻后说：“我真佩服文瑞同志的记性。许多中央文件上的话，他能整段整段地背写出来。许多情况，如江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闽浙赣苏区、川陕苏区和各路红军的情况，他都清清楚楚。我时常说，文瑞呀，你可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他只是嘿嘿一笑。”入冬以后，大雪封山了。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季，马文瑞都是这样夜以继日地热情地工作着。他似乎不知疲倦，好像总有一种兴奋的烈焰在胸中燃烧腾跃，有一种崇高而强烈的愿望催促着他忘我奋进，有办无形的压力鞭策着他争分夺秒地工作着。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正肩负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使命--为发展中的西北苏区和红军，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锻造栋梁。他常常想：军政干校就像一座革命的熔炉，一块尚有杂质且缺韧性的生铁投进来，经过加温供氧，才能锻炼成刚强铁汉。他深知，一个革命战士，假若没有清醒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没有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就很难坚强不屈，很难肩负起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重任。于是，他从扫盲识字和最简明的革命口号讲起，继而从阶级、阶级压迫和剥削，讲到推翻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从无产阶级、共产党，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从清涧起义、渭华暴动，讲到广州起义、南昌起义、朱毛红军和井冈山的斗争……总之，他努力把自己所了解的一切，都传授给年轻的红军干部们。
一天清晨，当吴岱峰照例早早起来准备集合队伍时，却发现身边的草铺空着。他感到奇怪，难道马文瑞已经起床了吗？他记得昨夜自己躺下时，他还在小窑里备课哩。吴岱峰一边穿起衣服，一边走出门，却见小窑窗上的灯光还亮着。推门一看，马文瑞伏在桌上睡着了，半个脸压在墨盒上。他心里一阵感动，才意识到马文瑞可能是熬了一夜。他正寻思着，马文瑞醒来了，一扬头，半个脸全被墨汁染黑了。那样子一下把吴岱峰逗乐了，他指着马文瑞，哈哈大笑，说他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包公”。马文瑞起初莫名其妙，等到瞅见面前的墨盒，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禁不住笑着，忙用一只手捂着脸，朝时常洗脸的河湾里跑去，老远远还听见吴岱峰在笑。
刘志丹也经常来豹子川给军政干校的学员们讲课。他一来，马文瑞他们的窑里就格外地热闹。这位年长马文瑞九岁的红军将领足智多谋，很有号召力，在红26军和南梁苏区威信很高。然而他仍然保持着谦虚谨慎、平等待人的本色。马文瑞感到，志丹和自己在一起时，总像是亲兄弟一样亲热。志丹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大，马文瑞很爱听他山南海北地拉谈。当他望着那鼻梁高高、目光聪慧明亮、仿佛永远都在和善地微笑着的脸，听刘志丹用地道的保安话讲述着什么时，很自然地就要把他同谢子长加以对比。这两位在西北红军中很有影响的同志，都是他所熟悉的，也是他所钦佩的。他们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谢子长比刘志丹年长几岁，外貌气质倒更像一个爱憎分明、富有正义感和幽默性情的农民。他的精神世界和感情，完全同贫苦农民相交织着。因此，当他同农民群众在一起，就显得特别富有魅力。在任家砭时，马文瑞亲眼看到：那个身材瘦削、背还略微显驼、说话好掂本腔、留着长头发的老谢，当他盘着腿往农民的土窑热炕上一坐，就像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住了那些挽着羊肚子手巾的、剃着光头的穷苦农民。只要老谢在，那孔原本很普通的土窑，就变得异常温暖甚至有些神圣起来。“老谢回来了！”消息很快传开。远远近近的农民，奔走相告，像赶集上会一样，从四乡八村聚来，探望他们的老谢。炕上坐满了，地上站满了，连窑洞外面也聚集着许多人。“唉呀，老谢，你可回来了！”许多人拉着老谢的手，满脸的笑纹里溢着泪水。老谢见了人们，也是亲热得不得了。他不停地伸手在衣兜里抓几颗炒豆豆，像抓着什么宝贝一样，放到那一只只布满硬茧的颤抖的手中，农民们欣喜地嚼着老谢招待他们的炒豆豆，就像获得了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马文瑞感到奇怪的是，老谢衣兜里的炒豆豆，怎么总是掏不尽呢？“给，吃炒豆豆！”总见他笑嘻嘻地从衣兜里抓出一把，又抓出一把，递给这个，又递给那个。
于是在充满旱烟气和汗腥味儿的热烈而亲切的氛围中，人们嘴里嚼着炒豆豆，几十双热情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朝思暮想的老谢。这时候的老谢，手里端着身边一位衣衫破烂的老汉递给他的旱烟锅。大家用农民的语言亲切地拉家常。然而就在这拉家常的过程中，老谢机智而巧妙地把人们的思想从狭窄的“沟底”里引到了豁亮的“山峁”上，使大家看到了许多先前看不到的地方，明白了许多从前不大明白的道理。也不知从哪一刻开始，苦难的农民兄弟反叛旧世界的热情被他鼓动起来了终于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了。每一张黑黄的脸，都开始泛着红光，像一块块被点燃的煤炭，仿佛只要再吹一口气儿，火焰就要燃成燎原之势。马文瑞亲眼见得，随着拉话的深入，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开始跳动着愤怒的火苗。这种情形，使马文瑞深受鼓舞。他从农民的情绪里，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魅力。老谢做群众工作的本领，使他赞叹不己。他知道，老谢神奇的号召力，来自他对农民生存状况的真切了解和对他们困苦境况的深切同情。只有把自己的一切，包括家庭和生命都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人，只有把自己的意志融入人民大众的灵魂之中的人，才会在人民心目中如此神圣。
有一次，也是在任家砭的时候，农民们听着老谢的话，都兴奋地说：“老谢这次回来，咱陕北革命大有指望啦！”这句话，他永远记在心头。他明白这是人民的期望和嘱托。也看得出，身材并不高大的老谢，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在贫苦农民心中威武不屈地耸立着。
眼下，当他有机会同刘志丹一道工作时，他隐约地感到，又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耸立在自己面前。而这种感觉，又不使你产生丝毫的压抑，只是感到亲近，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带动着自己的思想在升华。也许这种感觉早在1929年米脂城郊那次令人难忘的漫步交谈时，他就朦胧地意识到了，只是那时候，还没有眼下这么明显，这么强烈。于是他像第一次见面一样，仔细打量这个面目清秀、鼻梁挺直、棱角分明的嘴上总是挂着诚恳的微笑的瘦高个子，觉得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干革命，心中很坦然。“老马”，除了给别人介绍时偶尔也称“马文瑞同志”外，多数情况下，刘志丹总这么亲切地称呼年龄比自己小的马文瑞。正像周围的人们都称他“老刘”一样，“老某某”在南梁是一种战友之间亲切的称呼。
马文瑞很快便习惯用这个称呼来同刘志丹拉话。
“老马，你们能在庆阳城敌人的眼皮底下偷出一排人，十多枝好枪，可不简单。”马文瑞说：“老刘你不要夸，这是敌人逼出来的，没办法的办法嘛。”刘志丹说：“当然，如果采取公开起义的方式打出红旗，宣布起义，拉出的人枪会更多，震动会更大，可情况不允许呀。”马文瑞说：“在三边时，我们原本打算工作成熟了就公开起义，不料敌人突然要把队伍调往西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半路上才决定秘密起义。”老刘很认真地听马文瑞谈着当时的情况，最后恳切地点了点头。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有丰富的经验。他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人。实际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多数情况下，需要针对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办法。那些日子里，他们只要有机会在一起，总觉有拉不完的话。谈话中马文瑞感到志丹很虚心，联想到他的足智多谋，其实也正是善于集思广益的结果。
老刘每次来给学员上军事课，并不是上去便讲，也要认真备课。这就使马文瑞有更多的时间同刘志丹在一起。有时一整天，他俩都在那孔小土窑里研究探讨问题。说来也怪，有时候，内行提出的问题，倒被外行讲清了。他们一文一武，在那小土窑里“坐而论道”，都感到自得其乐、获益匪浅。有时候谈着话，他们便有意无意地走出窑洞，到豹子河畔散步。那往往是在争论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需要换一种环境。他们都相互感觉到了，对方虽然穿着朴素，甚至是破烂土气，又处在偏远闭塞的小梢沟里，但精神上却十分充实富有。因为他们都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又经历过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考验。交谈中，马文瑞进一步认识到，刘志丹不光懂得军事，政治理论水平也高，称得上是西北地区党内、军内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如果说，他对老谢的感情，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深深的信任和爱戴，那么，他对老刘，也是心悦诚服地敬佩。
有时，小窑里也会出现长时间的沉默。两人面对面在两张并起来的白木书桌上埋头备课。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们各自的个性也体现得十分鲜明。有一次，吴岱峰收操回来，见窑院里静悄悄的，以为老刘和文瑞又到河湾里散步去了。他走到拐窑门前，见门开着，两人都在，却不说话。文瑞端端正正坐在桌前，右手握笔，左手抬起来摸着脑门。志丹则嘴里嘴着纸烟，背抄着手不停地走来走去。吴岱峰怕打断他俩的思路，刚打算走开，不料刘志丹一抬头，看见了他，便走出窑门小声问：“老吴，你知道我们兵工厂自己造的子弹，能连续发射多少发不锈膛？
”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简单的问题，一下子把老吴问住了。他挠挠头皮，没有把握地说：“大概能打六七颗吧。”刘志丹说：“大概可不行。这个问题很当紧，不给军事干部们讲清，打起仗战士就要吃亏。”他俩正说着，马文瑞从窑里出来了。政治教官显然也对他们讨论的军事问题很感兴趣。
刘志丹说：“咱干脆找兵工厂的工人们拉一拉，把这个问题彻底调查清楚。”那时，红军的子弹很缺，原先主要依靠在战场上缴获敌人的。刘志丹主张苏区的兵工厂自己造子弹。三个人来到兵工厂。保安支队的王四海和刘宝珠带着一批旧枪来修，修好了正要试枪。刘志丹问修枪的工人，工人说：“我看打三五发就擦膛，没问题。”刘志丹说：“你说了不算，打一打再看。”说着拿起一枝德式七九套枪，很麻利地把一夹土造子弹压入弹槽，又拉着枪栓一颗一颗退出来，这才重新压进去，对保安支队的两个战士说：“你们每人打十发。”并指定刘宝珠在二百米处打，王四海在一百五十米处打。十发子弹打完后，刘忐丹亲自去看弹着点，回来说：“我们的战士不简单，用土造子弹打得这么好，说明我们的子弹也过了关。”随即接过枪看看枪膛，说：“打了十发，膛才有些发暗。那么，打四五发，当然没有一点问题。”这一切，使马文瑞和吴岱峰深受感动。志丹备课，为了弄清一个实战问题，竟下这么大的工夫。马文瑞暗下决心，自己备课，也要进一步将红军和苏区的实际情况，同每个学员的思想实际联系起来。回到学校吃饭时，马文瑞心里还很不平静，觉得志丹许多地方值得自己学习。饭菜照例是黄米干饭、清水煮野芹菜。他们和学员们一样，每人到灶房窑打一碗，下面是饭，上面是菜，蹲在窑脚地上吃。快吃完饭的时候，坎事员端来一大碗山木耳烩蘑菇汤，刘志丹忙说：“这种东西我吃够了，老马你多喝一点，看你最近熬得瘦多了。”三人你推我让了好一阵儿，还是没人喝那碗坎事员特殊照顾他们的“山珍”汤。结果由吴岱峰代表他们三人把汤热了，送给一个生病的学员。
接连两三个月的紧张工作和过度疲劳，使马文瑞生了眼疾，双眼红肿。他开始对此并没重视，夜间还是坚持熬夜备课。学校没有脸盆，几个人才能均到一条洗脸毛巾。早晚到河边去洗脸，他和吴岱峰伙用一条毛巾，不幸把眼疾传染给了老吴。两个人的眼睛都红肿起来，互相一看，都苦笑着直摇头。吴岱峰打趣地说：“这回咱们可真正成红军了。”马文瑞被逗得嘿嘿直笑，也打趣说：“国民党反动派说我们红军是青面獠牙，红眼睛，看来也还不完全是造谣。”吴岱峰听得从不逗趣儿的马文瑞的这句笑话，直把眼泪笑得流出来。
眼睛生了病，没有眼药治疗，只得咬牙硬扛。病情最严重的时候，白天眼睛疼得睁不开，夜里难受得睡不着觉。他们白天忍受着病痛忙完工作，夜里睡不着觉，就躺在草铺上唱歌。吴岱峰的肚子里，好像装着唱不完的歌谣。这个忠诚坚定的红军指挥员，他说话时声音低沉甚至略微嘶哑，但他唱起歌来，却格外高亢动人，婉转而富有感情，又充满了陕北农民式的哀婉幽默，使人百听不厌。“再给咱唱一段，老吴！”马文瑞总是这么鼓励他。老吴像许多学员一样，很喜欢这个比自己年轻但又沉稳老练的“老革命”。有时候文瑞在他眼里像知书达礼的先生，有时候又像兄弟一样和蔼可亲。因此，文瑞迟早一说唱，老吴总是二话不说，清一清嗓子就轻声唱起来。这一回，他唱的是一首淳朴欢快的革命民歌：
1932年，红军起首蟠克塬。
谢浩如，刘志丹，领导人民把身翻。
打开仓，把粮放，车子推，口袋掂，家家户户吃白面。
常开会，常宣传，打碎旧天换新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