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讲出这样一句话，像晴空里的一声霹雳，使马文瑞羞悔难耐。他瞪着眼睛，大半天不知该说什么，突然一反常态地说：“有了你就走吧。”孙铭泪流满面地离开他的窑洞……他一个人呆愣在那里，老半天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他才缓过神来。“不，我……我有朋友！”那句可怕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来。这是他最害怕听到，又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他那极强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的。
他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更想不明白，她说的是事实还是为了婉言谢绝而随便找的一个借口。听说是有几位男同志在追求她，但并没听说她有朋友呀！唉，不管怎么说，人家有就算了，感情这事情，必须两相情愿。但当他坐下来，想照例看书时，却怎么也看不进去，脑子里老是刚才那件事。他干脆躺下来，却丝毫没有倦意，感到痛苦不堪。整整一个晚上，他都在痛苦的折磨中辗转反侧。他把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那是她在极度窘迫的境况下，临时逼出来的一句搪塞的话。
第二天甲晨，当他还和衣躺在炕上，听见有人敲门。他说：“进来。”便起身下地。门开了，进来的竟是路志亮。路志亮说：“马书记，孙铭有事找你。”马文瑞冷冷地说：“有事回窑里嘛。”孙铭进了窑门，低头立着好一阵儿，小声说：“我……愿意跟你，到陇东去……”说着，便像受了极大委屈的小妹妹，伏在他的肩头上，小声地哭了。
这出人意料的转机来得太突然，太猛烈了，令人几乎难以接受。他很快便明白从昨天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了，胸中郁结的疑雾，顿时消散。仿佛黎明之后太阳升起来了，光芒四射地照耀着一切，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而幸福的感觉鼓舞着他。他张开有力的手臂，把孙铭拥抱着。他觉得自己在流泪。她的啜泣里，也渐渐充满了欢乐。
革命者的爱情像陕甘宁边区的天空一般湛蓝纯净。马文瑞与孙铭的婚礼是极其简朴的，但又是最隆重最感人的。他们这两个人的结合，被周围的同志们视为大家共同的喜事。两人凑了点钱，在街市上买了一百个鸡蛋，煮熟了，款待前来祝贺的同志们，每人居然可以分吃五个鸡蛋。大家又凑五块钱，在蟠龙街一家小饭馆订了一桌饭。吴岱峰来吃饭，还特意带一瓶酒祝贺。这个空前简朴的婚礼，从此传为美谈，成为一种新风尚，兴起在延安火红的年代里。
陇东古称北地，位于甘肃省东部，与陕西、宁夏接壤，属关中平原与边塞高原过渡地带，山形地貌颇具特色。西南有董志塬，塬面坦荡，土质肥沃，实乃天然粮仓，素有“八百里秦川，顶不上一个董志塬边”之说；东北有城壕川、悦乐川、豹子川、太白川、大风川、马岭川等，川阔河清，水草肥美，是理想的牲畜牧场；陇东西北的盐池县、定边县有海子盐池，盛产食盐，周围诸省用盐多经陇东而出；蒙地有良马，也多以陇东庆阳等城镇为交易集散地。陇东城镇自古又是商旅云集、市场繁华之地。故陇人居陇，颇有天下独饶的自豪心境。然而这片沃野宝地，在20世纪30年代末，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而被视为蛮荒之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土匪势力颇为猖獗，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力在庆阳以北地区逐渐扩展起来。加之红军西征，解放了不少地区，到抗战爆发时，陇东地区已成为陕甘宁边区重要的一部分，先称陕甘宁省，后改为陕甘宁分区。
1937年11月的一天，马文瑞奔赴陇东上任。他从延安出发，朝西行两日至保安县城，第三日又朝西南经旦八川过洛河进入陇东华池地界。日值正午，只感觉沟壑蓦然变深，天空顿然远阔苍茫。有鹰不畏寒风凛冽，悠然展翅盘旋于沟壑上空。山野枯黄一色，河流冰清如玉，蜿蜒于其间。
马文瑞风尘仆仆，领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孙铭，沿河旁大路策马而行，心中又不禁想起离开延安之前的那次谈话的情形。那是确定自己来陇东以后，李富春作为前任（原陕甘宁省委书记受边区党委委托给他谈话，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在场。李富春首先介绍了陕甘宁分区的情况，随后又说：“文瑞同志，你去后，临时接替我的刘景范同志调回边区政府工作，由你担任陕甘宁分区党委书记。陕甘宁分区远离延安，完全依靠独立工作，许多问题不可能随时向上级请示汇报，要凭工作经验独立决断，你肩头的担子不轻……”张国焘突然插话说：“马文瑞同志，噢嗯，这个问题，你的情况我了解，你是老西北，长期搞地方党的工作，噢嗯，这个问题很有一套群众工作的经验。我相信，你去了之后，一定能搞好……”他的插话较长，以致使李富春竟忘了自己的话头，直到马文瑞提醒他时，才恍然大悟。接下来李富春根据马文瑞的提问，更详尽地谈了许多情况。马文瑞对李富春介绍的情况很重视。张国焘的插话，对一个年轻同志来说，当然也是一种鼓励。不过他不喜欢别人当面夸奖自己，但又觉得，作为上级领导，表扬自己几句，也是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