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这种文化，往深里走，就是怀旧。
嘴馋总是能给人灵感的。
还是想象力的飞翔--化腐朽为神奇。
《陶庵梦忆》中有《张东谷好酒》，省略抄录于下：
余家自太仆公称豪饮，后竟失传。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一簋进，兄弟争啖之立尽，饱即自去，终席未尝举杯。山人张东谷，酒徒也，一日起谓家君曰：“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而近有伧父载之《舌华录》：“张氏兄弟赋性奇哉！肉不论美恶，只是吃；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字字板实，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点金成铁手也。
《舌华录》中的这两句，用的全是浓墨，浓得化不开，也就僵死了。多读读这一段，能知写诗作文，是墨有五色笔有八面的。
美食何尝不也是如此，它不板实，空灵得很，很会用枯笔和淡墨。
美食是灵魂的散步，不是给自己较劲。但金农偏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有点调皮，有点恶作剧，有点兴之所至：
夜打春雷第一声，
满山新笋玉棱棱。
买来配煮花猪肉，
不问厨娘问老僧。
他拿着块花猪肉，“不问厨娘问老僧”，够狠的。参禅悟道有时候就是件狠事。
金农的这首诗题在他的春笋图上，还真很好，生气蓬勃，春色撩人，尤其是“买来配煮花猪肉”这一句，一看就知道是春笋，而不是冬笋。冬笋一般切成丝，用来炒肉丝，或者炒雪菜、炒荠菜。冬笋价贵，春笋格贱，再说个头又大，方能切出大块用来配煮猪肉。饭店里见不到这一道菜，江南的厨娘却都会烧，尽管十分家常，还是有名字，吴方言里就叫它“ni-du-xian”。这三个字怎么写，我想了半年，也只是个大概：“二炖鲜”。也可以放点扁尖、咸肉，因为扁尖和春笋是同宗兄弟，咸肉和鲜猪肉是一路货色，所以还是“二炖鲜”。
金农常常在他的画上长题，画，书，诗，或者文，看上去像是“三炖鲜”、“四炖鲜”的，其实还是“二炖鲜”。从形式着眼，首先看到的是画与书，像先看到了花猪肉和春笋。他的画是花猪肉，书是春笋。尤其书法，真是玉棱棱的。至于诗文，只是春笋配煮花猪肉后的味道。也就是说，金农的诗文是画里的味道、书中的味道，要比画与书来得抽象，是种意味，是对形式的界定，讲句套话就是金农的诗文使金农的画书成为了有意味的形式。
这样说，并不是说金农的画绘画性不强，金农的书书法性不强，我只是想表达这么一个意思：他几乎具有某种接近天才般的综合能力。那些东西单拆开来也许不是数一数二，但揉做一点却是独一无二的。数一数二是见少，独一无二是少见，见少的会怪多，少见的会多怪。
另外，数一数二还是一个一个数出来的，独一无二不用数，瞧一眼就知道。
金农的画是瞧一眼的，不是说几句的，就像听到“ni-du-xian”，你要写准确还真困难。好画好书都是如此，只有糟糕的书画才经得起语言嘴皮子转述的折磨。所以我只能谈谈我对金农的基本感觉了。
金农给许多人的感觉是文化老人，尤其不脱扬州画派来看。但我的基本感觉是--金农像我的儿子。
看金农的画，我像在看我儿子的游戏--儿童游戏，其中有股特别认真的劲！金农画块石头，上面有几十个小洞洞眼，他就一个一个地画上草，每一个都一丝不苟。这让我想起我儿子有一天从幼儿园回来，说要给我画像，让我坐在他对面，他像模像样地画着--金农画什么也是如此，都有种像模像样的架势--他画了半小时，一根一根的，画的全是头发。又过了半小时，我还没看到脸，他还在画头发。我并不觉得厌烦，相反心里还喜孜孜的。金农就是如此，他会在某个局部不厌其烦地画着，像是要永不罢手的样子，但我不会觉得他繁琐，只惊奇于他的投入--像看儿童游戏一样。
金农的画认真、投入，有时候还显得本分，这就让他多多少少保留或者说恢复了部分儿童的眼光，也就摆脱了一些陈词滥调。他的高古，来自于他的认真、投入、本分，或者说不大会画画；他的稚拙，来自于他的像儿童游戏一样的心态。两者合一，使画面的感觉清新。金农是晚年方画画的，看来有点爱好，就能返老还童。
据说金农的一些画是请人代笔的，人物就由罗聘画。我知道之后对金农更产生好感了。那天我儿子花了一小时画完我的头发，说不会画我的脸，就让我自己画。这是应该的。
附记：“ni-du-xian”这一道菜，最近我在北京的做杭州菜的饭店里见到了，他们写成“腌笃鲜”。或许是准确的，但我不喜欢：这几个字组合一起，密不通风，有点脏兮兮的感觉。“ni”，“二”的古音，听上去多朴素。另外，金农是杭州人。扬州画派里没几个扬州人，就像现在的北京诗人中大多数是外省人一样。
凡一个人能把事做到极致，便有风趣。这是很难的。往往并非人工，而是天赋。齐白石的吝啬在传说中很著名--可说吝啬到家了：他在米缸上加了锁，钥匙挂在自己的腰带上。家人烧饭，由他来舀米，舀了一勺，说：“够了吧。”家人摇摇头，对他讲吃饭的人多，他又只得再补上半勺，很是心疼。望望淘米箩，少不少？少乎哉，不少也。这个传说不知是真是假，其实是真是假，皆不重要了。读《世说新语》，谁会去辨别真假？随意读来，读的是一段风趣，什么都可以另当别论了。
齐白石的绘画，简单说来，是简洁、明快，惜墨如金。我想齐白石如果不吝啬，也就达不到这个艺术高度。对于艺术家而言，身上的缺点不是要急于改掉，而是要开发，看看能不能做到极致，也是以人工来映证天赋的无有。身上的缺点，是艺术家形成自己创作个性的要点，或出发点，到了极致，就是不能被其他艺术家所替代的形式色彩。徐渭的狂躁，蒲华的邋遢，都到了极致，就独来独往与一尘不染了。我在夏尚典先生处见到一幅齐白石的寿桃，夏先生对我讲了这事：齐白石画完寿桃，大大夸赞了一番夏的孝心（夏贺母之寿），然后说道：“洋红我多用了，我们是朋友，今天就不另加钱了。”这几只寿桃我并不觉得画得很红，甚至色还偏薄，只是桃形略大。
前两天，我见到齐白石的一幅小品，想起了他为夏先生画寿桃之事。齐白石的小品，画的是切开的咸鸭蛋--切成了四分之一。我祖母也会这么干，把一只咸鸭蛋切成四份，分几次给我吃。每当这样，我就说祖母小器。祖母照例是这样的话：“都是为你好呵。”幼年的我，常会犯咳嗽，是咸不得也甜不得的。齐白石的咸鸭蛋，更多的是引起我的思乡之情。咸鸭蛋哪里没有？只是故乡的好吃。这样并不是说我的故乡以产鸭蛋著名，无非，也是一段风趣罢了。
有关咸鸭蛋，童谣是这样的：
风凉笃笃
咸鸭蛋剥剥
盛夏初秋的傍晚，坐在弄堂口边乘风凉，边吃泡粥。这时期，咸鸭蛋是主打小菜，骨牌凳上一小碟切开的咸鸭蛋，如鹤立鸡群。四分之一的咸鸭蛋，也的确有鹤首之美：那蛋黄多半是橙红色的，犹似丹顶。那时的鸭子，还没有人工饲料吃，吃的尽是小鱼螺丝，所以蛋黄溢金，连蛋壳也是生青的。幸福的生活，美味的天堂，在这一首童谣里淋漓尽致了。这一首童谣还很难得，难得在有闲适味，况且不露声色。
这首童谣，还很有技巧，也很有内容。笃笃既是对风凉的描述（吴方言中就是如此使用的），又传达出一种意笃神远的态度，还是个象声词--咸鸭蛋剥时的一敲，就会“笃”的一响。声音有了，动作有了，情景有了……但又很简洁。齐白石的许多作品--上乘的作品--都像这一首童谣。这其中有让我们神往的简单又幸福的生活。幸福本来是很简单的，但为了这简单，或曰保持这份简单，就不得不吝啬吧。在张大千一掷千金的背面，更是为物所累。而吝啬有时候就是惜福。
切成四分之一的咸鸭蛋，让漂泊在外的人嘴馋了。齐白石绘画的妙处，正在于使人想要回家。说出这妙处，我有些得意，没听到有人这么说过。看来是嘴馋给我的灵感吧。
饭局，听上去像行政机关。它的局长，理所当然是饭桶莫属了。但我还挺喜欢饭局。
我去饭局报到，常常会先“打卡”拿起一只筷套--请座上的饕餮者依次签名。雁过拔毛人过留名么。可以替代我的日记。之所以说常常，也就是并不每次如此。座上若有明星，我就不“打卡”，这原是我日常的爱好，他或她或以为变相崇拜。我就不助人为乐了。这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意思。座上若有鸿儒，我也不“打卡”，他或她会追着寻问--在筷套上签名有什么意义（“我是谁？”）、什么时候起这么做的（“从哪里来？”）、想怎么处理这些筷套（“到哪里去？”）。很形而上。只是吃饭并不需要这么形而上。所幸鸿儒和明星一样，即使一眼不能看出，一鼻子也能嗅出的。有人说明星的味道像水煮鱼，鸿儒的气息像酸汤鱼。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有的饭馆，它的筷套上不印饭馆名，用的是“卫生消毒”这样的统货。
近来我很想写写记忆中的某些饭局。找出筷套，看着上面的签名，一看，我竟然没有回忆了。火候还没到。我就先说点别的。
北京的饭馆贫富差距之大，可谓名列前茅。按个人标准说，有一人用餐十块标准的，也不算少；有一人用餐千元标准的，也不算多。甚至这样的饭馆就开在一条街上，不知道会不会矛盾激化。但北京最多的还是一些中产阶级饭馆，人均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吃得就不错了。如果点菜有道，还能省钱，那真是进了“便宜坊”，登了“萃华楼”。
点菜的学问，就是不奢侈也不寒酸。一言以蔽之：使囊底最少之钱，得舌尖最多之味。做这个学问，要有点基础训练：看得出这饭馆是哪一类的。北京的饭馆，大致分成三类（其实大陆大部分地区的饭馆都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公家人”饭馆，一类是“外乡人”饭馆，一类是“本地人”饭馆。也就是说“公家人”的功能主要是满足商务活动、公款消费；“外乡人”的功能主要是钓观光客；“本地人”的功能是为城市居民甚至是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它要回头客。一般在“本地人”饭馆用餐，既能吃好，又能花费不贵。当然如要找“鲍雨艳”小姐谈谈心，“鲍雨艳”，我对鲍鱼鱼翅燕窝之类的称呼，那还是要去“公家人”饭馆，那里的厨师往往是“拉家常（菜）”心不在焉，调戏“鲍雨燕”小姐，还是聚精会神的。
只是话说回来，至味还是在家常菜里。家常是世故，也是禅，虽说野狐，还是想象力的飞翔--化腐朽为神奇。你能把萝卜做出鲥鱼的味道，这不是想象力的飞翔吗？我认识的一个和尚，他能把菠菜做出火腿味道，还是金华火腿的味道。我以前写过他，这里就不费笔墨了。
原先有条美食街在我家附近，兴致来了，碰巧饭局的朋友又不多，船小好掉头，我就化整为零，一个晚上吃四五家饭馆，挑他们拿手的吃。这样的吃法，吃得出本钱。这家的冷盆、那家的热炒、亮灯笼的那家汤炖得好（我是苏州人，不说煲汤说炖汤，“炖”这个音有语感：时间悠悠而去，美味闲闲而来）、别看这家黑灯瞎火的，不起眼，但扬州炒饭的味道还真没出扬州城，有时候差点，也在邗江或者仪征一带。有次我与几位朋友吃到凌晨，只有街尾的韩国烧烤是二十四小时营业，它是可以自己动手的，我们就拐了进去。炭火摇摇，忽然，雪花飘飘。走在回家的路上，漫天皆白。大可怀旧。因为这条美食街在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之后拆除了，变成块绿地。这是好事。绿地里有假山，水泥塑的，尽管粗鲁；有凉亭，尽管也很俗气，但长年锁着铁栅栏，应怜屐齿印苍苔，好像又不洒脱了。
一下，我在北京住近五年。交游较杂，饭局也就较多，内子不悦，我就反思，这几年我都与谁饭局了。这个题目较大，我就捡个小的做。这几年，我这个自由文人（这是个笑话，我给一家报纸写稿，它总要给我加个头衔，一会儿是“诗人”，一会儿是“散文家”，一会儿变成“专栏作家”，近来又变成“自由文人”了），与哪些自由文人或不自由文人饭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