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万里图”系列作品的写作，成功地运用了“史笔”手法。“史笔”应当首先具有纪实性，“长城万里图”便是依循着历史的演进轨迹爬梳剔抉、推本溯源，笔端饱带着一种写真纪实的色彩。这不仅表现在作品依次反映的重大事件、顺序写来的重要人物都带有忠于历史本来面目的实证性，还表现在有关事件的穿插、有关人物的心态、有关环境的氛围等，都力求以生动、简约、准确的描写，贴近原有的历史形态和人物性格，写出历史过程中既有的“这一件”或“这一个”。其次，作者在纪实性的“史笔”中内在地融进了刚正不阿的率直性，无论是国民党中枢的达官显贵，还是日本国上层的将相要人，都摒弃了政治上的简单判断和艺术上的脸谱手法，写出其作为生活中的人的喜怒哀乐，作为历史中的人的升沉浮降，写出其性格元素的复杂构成、思想演变的微妙过程，其中尤以国民党高层机关和派系斗争的方方面面、根根须须，掘现得尤为细切、深入、具象。像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宋霭龄、汪精卫、陈璧君、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王宠惠、李宗仁、张治中、张群、张自忠、陈布雷等人物，都具有相当的典型的高度和人性的深度。其形象塑造之完整，性格刻画之深刻，为同类作品前所少有。真切而高超的“史笔”，使“长城万里图”事件驳杂而又头绪分明，人物繁复众多而又生动形象，事与人相互制动，人与事又彼此映衬，不仅以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达到了巨细毕露的全景性，而且以严正与严谨的融合，具有了诚信无欺的真实性。
一部成功的历史题材作品，往往在独到的“史笔”中相应地贯注着独到的“史识”，从而使作品超出对历史事象的一般摹写，而具有历史的和社会的、文化的和人性的诸多繁复而深邃的意蕴。从“长城万里图”的系列作品中，我们就不难领略到作家这种主体力量的辐射及其所带来的作品的内蕴上的深度和广度。显而易见，作家的抗战观是超出了党派的观点立足于民族意识的。这种新颖而广阔的视野，使作品在整体角度上就与众不同。不是像一般的抗战题材作品那样以我党我军为主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背景之下，以国民党抗战中枢的活动为主线，在国共合作、前后呼应、政军并举、中外协调的多头线索中，复式地绘描全民族的大杭战画卷。“长城万里图”这种与抗战的历史过程同步的广角艺术视镜，在客观效果上，既使八年的抗战历史得到了宏观性、全局性的反映，又使不同的政治力量在比较中获取了真实的历史地位。尤其是作者在国共合作中对共产党的真诚与国民党的伪诈的描写，在蒋汪矛盾中对蒋介石的倾向杭战和汪精卫的暗中求和的描写，在中日战争中对共产党的积极抵抗和蒋介石的相机抵抗的描写，在对于不同矛盾均采取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态度中，表现出了尊重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的胆魄和勇气。也正是这种史家的眼光和史家的胆识所致，国民党一方在民族矛盾尖锐之时所进行的淞沪之战、台儿庄血战、田家镇保卫战等，同共产党一方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同样都作为可歌可泣的壮举得到了真切的描绘和热情的揄扬；国民党当局在民族矛盾缓和之时，打击进步和革命力量、清除内部地方势力的明暗勾当也被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这样，国民党当局在不同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出了不同的侧面，蒋介石等人也在不同的矛盾纠葛中显示出了不同的性情。对不同的矛盾具体对待，对不同的问题具体分析，使得作者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揭示和评价具有多层次性，是与非，功与过等，在民族的、阶级的和阶层的不同矛盾层次上，都得到了全面、公正而真实的映现。所谓“史识”，更内在的还在于作者既渗透于描写对象又超越于描写对象的历史观。我们在“长城万里图”的系列作品中，就不难读到作者隐含在作品字里行间的充满辨证意味的历史意识：非正义的战争可使历史受挫却难使历史变向；作为政治的推衍的战争，在背后起作用的是阶级在政治上的较量。无论是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还是踌躇满志的国民党独裁者发动的剿“共”战争，都使战争狂人自己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而他们的最终覆灭远远超出了战争意义的本身，象征了所代表的政治走向衰败。这正如马克思在《英国的新揭露材料》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战争使民族经受考验一--这是战争的补偿的一面。正像木乃伊在接触到空气时立即解体一样，战争给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作出了最后的判决。”老作家周而复正是基于政略主导战略，而战争又促进革命这样一个辨证的历史观来看取和反映八年的抗战与内战的，这些既渗透在以政坛为主、战场为辅的从容不迫的描写之中，也显露在他为作品所选取的“长江还在奔腾”、“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这样的题目之中。
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的“史笔”和“史识”，使《长城万里图》的系列长篇成为有关民族八年抗战历史的全史和信史。它的引人入胜的文字意蕴使它比一般的史书更具可读性和审美性，它的忠于史实又探赜索隐的历史意味又使它比一般的史书更具全景性、文献性。从这个意义说，它是当代历史题材创作中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收获。
力度与深度
--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当许多年轻的和已不年轻的作家，一时间竞相求异翻新的时候，陕西作家路遥不声不响地拿出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依然是《惊心动魄的一幕》那种路数，依然是《人生》那副笔墨。当时，许多人的眼光都为那些新奇诡怪的东西所吸引，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样依然故我的长篇三部曲真不知该说些什么。
《平凡的世界》未能得到应有的、充分的评价，可能反映了多方面的问题。就作者方面来说，可能由于首卷过于平铺直叙、全书比较拖畓、浩繁，而使性急的人失去阅读的耐心；就评论一方面来说，可能因对写实性的长篇创作尤其是现实主义倾向缺乏深刻认--1、，而不管青红皂白对这一倾向的作家作品普遍失却热情。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现实主义创作因直面现实凛利，囊括生活广博，兼之有揭示人的命运和洞悉人的心灵的多种功能，它迄今仍是反映我们这块多难的热土和表现热土上的子民的最有效的艺术武器。而对于有的作家来说，生活的经历和艺术的造诣又使他成为这一“武器”最适合的操持者，而他在这种别无选择的追求中也能以别开生面的建树在文坛上别树一帜。以上两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可以给我们作出很好的说明。
丰厚的《平凡的世界》能给人以多向信息、多种意蕴和多重启迪，但读后使人萦绕于怀的，无疑是普通人在时代变迁和苦难历程中昂扬不屈的生命力，以及由此隐含的对于民族近传统的反思与批判，这是《平凡的世界》超越路遥已往创作并跻身于当代优秀长篇行列的一个重要成因。而在实现这一艺术目标的过程中，路遥把他那种冷静而严谨、客观而深沉的现实主义风格也发挥到了极致。他正视严酷现实眼不眨，直书惨淡人生手不软，从而使作品以一种强劲、雄悍的大的力度达到了沉郁、幽邃的大的深度。
作品所精心塑造的两个典型人物--孙少安和孙少平，其不同的人生追求中无不充满挫折和苦难。少安与女同学田润叶情投意合，倾心相爱，但因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不得不忍痛割爱娶了山西姑娘贺秀莲；他的更大的不幸，还是事业上的处处碰壁，他不甘心混吃大锅饭，而找到了脱贫致富的路子--搞分组包产，又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动向被彻底堵塞；当政策放宽、能够大干的时候，他办的砖厂又因一位“二把刀”师傅烧坏了窑，赔了大把的钱。他几乎是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少平与哥哥少安不同，他性格倔强、脑子灵活，不愿滞留于家乡贫瘠的黄土地，而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去闯世界，然而他的生活同样极不顺遂。他无论是在黄原打零工，还是到铜城当矿工，始终都是在生活的最底层挣扎，猢口和养家是困扰着他的一道生活难题，而每每给他以温暖和力量的恋人田晓霞，又在他们的热恋高潮之中不幸殉身。这个本来就少有欢乐的青年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孤独感在人生之旅上艰难跋涉。说起来，《平凡的世界》里的年轻一代们，谁也没有轻松的人生，田润叶在少安与他人结婚后，为了帮二爸田福军调理与李登云的关系，嫁给了自己原来不爱的李登云的儿子李向前，在婚姻的幌子下过着单身的生活。金波则因在部队上爱过一位不留姓名的藏族少女而被复员回家，从此陷入“柏拉图式”的恋爱里不能自拔。还有无端致残的李向前，年轻守寡的郝红梅，有爱难婚的田润生，卖身糊口的小翠，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一条难走的路。对于那些盼恋人最终团圆、好人一路平安的好心读者来说，路遥好像是成心与他们作对似的：恋人总是天各一方，好人偏要遭尽磨难。其实，这决非作家本人过于心硬手狠，而是生活和人生本身就是严酷无情的。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本身所构成的多向交叉式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氛围，总是给人设置了无尽的难题，布下了无尽的坎坷，造就了无尽的风浪，活着就意味着抗争，进取就更意味着挑战，苦难注定是探求者最忠实的人生伴侣。《平凡的世界》里那些难遂人愿的生活图景，委实是作者不加掩饰、不打折扣地反映了人生的本来面目而已。当然，任何艺术描写都必然浸润着作家自己的人生看法和审美选择，路遥抑制着常人易有的模糊的善意和廉价的同情，用直率的态度和强劲的腕力直面现实之酷烈，其用意不只是表现酷烈现实之本身，他还把大量的笔墨用于描写孙少安、孙少平等人在致命的挫折和严酷的现实面前的一次次思索、反抗与崛起，这实际上就在面对非凡苦难的非凡抗争过程中，张扬了非凡的精神和坚韧的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对峙中超越苦难、高扬主体。孙少安、孙少平等每经受一次命运的打击，对现实的认识也就更深刻一步，对自己的调整也就更切实一步，从而在人生的搏击中更加走向成熟。他们在生活这部高深莫测而又渊博无比的大书中，阅读和了解社会，认识和观照自己，学习和把握人生。他们虽然依旧是普通的农人，依旧是普通的矿工，但却渐渐注入了时代新人的血液，长出了社会强人的筋骨，成长为影响着一方天地、支撑着一方世界的中流砥柱。命运的苦难折磨人，命运的苦难也成就人，人生不能没有苦难，人生更不能没有成就，重要的是需要有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和战胜命运乖蹇的魄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很难做到但也能够做到。路遥通过孙少安、孙少平的形象告诉人们的这些人生哲理，对一切置身于现实、奋斗于人生的青年都不无深刻的启迪意义。
人们还不能不看到，在孙少安以及他们的父辈的人生坎坷之中，一个总也甩不掉的包衹是经济上的贫穷，一个总也摆不脱的阴影是政治上的左倾，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几代农人从生活上到心理上都备受煎熬。陕北老区从近代以来就有着光辉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的十三年，更使人们对革命事业有着崇高的热情，对党和政府有着深挚的感情。然而，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人们的这种神圣情感被不同程度地扭曲了或被愚弄了。从村干部田福堂、孙玉亭、乡干部徐治功，到县委领导冯世宽、地委领导苗凯，职务各有不同，作风何其相似。他们对农民的愿望和苦难很少理会，只管上传下达、邀功争官，什么移山造平原，什么假造冒尖户，什么样的事情到了他们的手里，都堂而皇之地具有了政治性和革命性，以至于小小的双水村，都有了几个职业“革命家”。这是何等发达的“政治”，又是何等畸形的“政治”。而广大的普通农民，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革命热情，又不得不听从这种“政治”和这种“革命家”的摆布。他们只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越“革命”越贫穷。这种左倾政治的长期运行，不仅使得老区农民生活艰难、思想迷乱，而且使得各级干部才疏学浅，头脑僵化，从而在改革热流方兴未艾之时，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反对派的角色，而在改革大潮势不可挡之时，他们乂成为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改革的步伐在双水村、在石圪节是那样的滞重改革的事业在原西县、在黄原地区是那样的艰难左倾政治总是阴魂不散，而且常以新的面目再现，是一个最去：要的原因。甚至少安与润叶的情爱悲剧、润叶与向前的婚姻纠錢，也多多少少是左倾政治变相作祟的结果。传统的东西滋养人，传统的东西也束裹人；我们在对民族几千年来远传统进行反思的同时，也要对民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近传统进行检省；改革的要害不仅在于改变贫穷的生活和落后的面貌，还在于校正人们的心理和激活人们的心性。这是路遥《平凡的世界》着力揭示当代普通人平凡而多难的命运时隐含的一个深刻意蕴。这一厚重而鲜明的底色，使作品既平添了批判的力馇，乂增强了史识的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