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翘首等待中送走了1978年，又在焦急等待中迎来了1979年。转瞬到了1979年元月中旬，当我们和支持我们的湖南中级法院李副庭长通话时，传来的消息是不但张扬一案杳无下落，公安局那位主管此案的副科长反而晋升为正科长。此科长与我们素昧平生，他的升降本与我们毫无关系，可他主管的张扬一案本属四人帮时期遗下的非法冤案，形势发展到今天，我们两家中央报刊专程派人前往交涉，他们不怛不予纠正，反而提升主管此案的当事人，对其背景原因、政治图谋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因为《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属团中央领导，曾多年任团中央书（己的胡耀邦历来关注这两个下属单位，青年出版社时任社长朱语今先生又是胡耀邦一向器重的老部下，于是我们研究商量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为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焦思苦虑、到处奔走呼号的胡耀邦写了信，陈述了关于《第二次握手》及作者张扬一案的始末及我们的意见。未料，不出一个星期，胡即发来批义，大意谓：若果如你们所说，此事应该认真追查。一个年轻人写了一部好作品本应鼓励，何罪之有？至于作者有什么缺点错误，作为年轻人在所难免。既然你们认为张扬与他的《第二次握手》是一部好作品，就应抓紧出版……
拿到胡耀邦的批示后，我们信心更足，胆子更大了。因为原来去湖南交涉凭的仅仅是两个编辑部的意见，这在权力机关的眼里不过是些书生意气；现在有了中组部部长、在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中冲锋陷阵举足轻重的胡耀邦的批文，虽不是正式公文，也俨然是一柄尚方宝剑。时间已经快到春节，虽是冰封大地、寒风刺骨，可在我们的心里却如春风鼓荡，想到春节在即，家家准备享受团圆的此刻，一位才情横溢的文学青年却至今身陷囹圄，且平反昭雪之途仍不断横生枝节，编辑部众同仁感到责任在身，使命催人，于是决定由我去湖南交涉。正值盛年的我接到这一使命后真可说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飞抵长沙。于是当即买到机票，然后给湖南省中级法院李副庭长打电话，通知我到达的时间，并希望他能协助。他接电话说，张扬仍系狱中，目前不见转机。听到这个状况后我几乎彻夜未眠，一为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焦虑，二思索着到长沙后的方略与舌战。第二天上午我直奔北京机场。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飞行，当我走下机舱时，赶到机场迎接的除李海初外，还有一位中级法院正庭长。
两位法官与我虽然素昧平生，见面之后却显出格外的热情。他们问我准备去哪里，是先去宾馆休息，还是……没待他们说完，我马上打断说去监狱，去关押张扬的监狱！他们见我这样冲动，笑笑说张扬已经释放了。已经释放？什么时候？昨天不是还……我问。李海初看看手表，话外有音地答就在你到达的半小时前……我紧缩的心一下舒展开来，但又有种种不解：胡耀邦的批示我们至今尚米展示，何以长沙市公安局的态度有了如此大的转变？我迟疑地问不是说即使书是好书，人也有问题吗？李笑笑说不是你要来吗？我只有心里苦笑：我何许人？不过是一家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可是当我感到在这时代更迭、政治风云突变的时期，一个中央来的普通编辑在省级机关的眼里也已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有一种威慑力时，我就乐得神秘下去，为我是为了正义。他们仍在等待我说出先去哪里，我说去张扬家，去看望他和他的家人。
左拐右转，我们驱车来到长沙市中心冈条士老残破的小街。端详着一座座颓旧的木质小楼，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云层密布的阴人。街上的梧桐树枝叶萧瑟，地上的落叶被朔风裹胁着，漩起一个个萎黄的旋风。欲要进门，邻居说：他家的门前已经堵死，要进得走后门。我们绕进后门，踏着吱呀作响的木质楼梯登上二楼。在张扬家第一眼映入眼底的是张扬的背影：他驼着背，穿一身半旧的蓝咔叽布棉制服，一双黑布棉鞋。我至今不清楚这足不是狱中囚犯一律要穿的闪服，但自那时至今我总从他那天的穿扮上嗔出一股狱中之囚的味道。待到知道我们到汸，他转过身时，我才看到他那一脸的苍白、-脸的消瘦、一脸的病容，时年25岁的他已经华发丛生。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透过环环相旋的光晕，他的眼睛透出疑惑、睿智和思考的光……他似乎想以微笑致意，但脸部的肌肉很难克服4年牢狱的木讷……倒是他母亲的反应显得敏捷强烈，知道是我的到访，一下了-拽住我的手，随着紧攥我手的动作，口中不住地喊着恩人、恩人……随之眼泪己汪满了老人的眼眸。看着她愁苦樵悴的脸，再看张扬劫后余生的惨状，不知是怜惜是不平，酸涩也堵在我的喉头：以他的年龄，如果是1位普通的平顺青年，也该娶妻生子了；以他的才华和抱负，如果不是这样的年代，说不定已经大学毕业，成为一位青年作家了。不论哪种情况，只要不是他如今的样子，其老母又何至如此？我实在不忍也不惯老人叫我恩人，赶紧拉住她的手说：伯母，您可不能这么叫我，张扬有今天是国家形势好了，转运了，要谢，您就谢国家，还有胡耀邦部长……
不知什么时候，湖南省电视台的记者、《长沙晚报》的记者和湖南省话剧团的编剧、导演已经挤满这小小的房间。一时间，镁光灯闪烁不停，电视摄像轮番拍摄，记者提问、编辑接洽改编话剧轮番向我袭来……我只能一一称谢。答说鉴于张扬刚刚出狱，一切手续尚未办理，小说稿也还支离零落，尚未修改完稿子，眼前的事是张扬先检查身体，了结冤狱。一切待小说完稿后再议。这样闹闹嚷嚷直到黄昏。那几天，张扬与我儿乎成了当地的头条新闻，可张扬案子的了结却仍不轻松。
公安局有关人士眼看咬住作品问题难操胜券，于是将罪责转到作者身上。如前所述，作者问题一是张扬祖父是河南省一个地主，生父是当地一所乡间中学教师，解放前被枪杀致死又死因不明，故怀疑他是反动分子；其二，张扬继父曾是国民党少校军官，解放后曾被捕人狱，早已刑满释放，现在是一名工人；其三，是说张扬上高中时曾与-女同学恋爱交友，作风不好。他们搜索枯肠、搜尽档案再找不出别的口实，即使按当时的政策精神，第二、第三两个问题也形不成张扬的罪过，于是就着力渲染第一个问题。可依我的理解，即使如他们大胆怀疑张父是反动分子也与张扬无关，因为一是出身无法选择，二是张扬出生前其父已死，其母怀胎改嫁其继父，他从未见过生父，更何谈犯法治罪？我要求与公安局主审者辩论，他又迟迟推拖不见。为了抓紧时间，我只好甩出杀手锏一耀邦批示。
长沙市公安局见此批示着实有所收敛，态度不再强硬，只说因-些技术问题尚需迁延，张扬生父的身份也需调查清楚，请我稍等。此时，时任湖南省文联主席的老作家康濯先生从传媒看到我来长沙交涉张案的消息，立即约同文联党组书记、老作家王剑青和文联秘书长、评论家张盛裕等请我吃饭。席间，他们听了此事的前前后后，自然对《中国青年报》和我社多有褒奖，对耀邦的胆识作为大加赞赏，并表示，我们的一切奔忙努力都是为了中国文坛尤其是湖南文坛，因此他们责无旁贷理应配合。我于是提出三个迫在眉睫的问题：1立即以文件了结张扬和《第二次握手》一案，不留任何尾巴，以防秋后算账；2将张扬户口迁回长沙（这在当时是大事尽快为其安排工作，最好留在省文联或作协。当日酒阑兴尽，我们言定携手合作。
未料，张扬出狱后由于新闻媒体的轮番采访，始终不能休息，更来不及检查身体，他感到疲劳不支，一量体温竟高达40度！急忙打针吃药，40度的体温还是居高不下。从公安局的态度看，我的三点要求经文联转述后，一时仍难奏效。可在张扬家，媒体的采访、亲友的探视仍是有增无减，考虑到张扬的身体和《第二次握手》的修改出版，我给出版社领导打了电话，提出携张扬回京治病，争取尽快出书，结案的事交由省文联同公安局具体交涉，我们在京策应的方案。经社领导同意后，我即与张扬搭车返京。
到京后才知道，那天已经是大年三十，晚上就是除夕了。虽经十年浩劫一切传统的过年风习已经淡化，但对于历来重视过年的中国人来说还是抑制不住迎新年的喜气。何况政治上的严寒已经过去，在每个中国国民的心里都是春风鼓荡正在迎接新的春天。走在北京的街头，众商家已经挂出一串串红色纱灯。稀稀落落地也能窥见一幅幅大红春联和更红更大的标语。我们到达出版社编辑部时，众同仁竟没有一个回家去过年的，而是齐齐地巴望等待着我们。大家热情地见面、热情地祝贺、热情地问候。当我说完张扬的病情后，出版社领导立即要财务部门开了支票，嘱我带张扬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且一再嘱咐最好住院治疗。众所周知，北京医院号称皇家医院，因为它是专为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总理、部长们治病、住院的所在。无论设备、医术都属一流，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医疗关系也确实在这里，我们也就有了皇家待遇。
那天已是大年除夕，住院的轻病号已经回家过年，没什么大病的人也不想那天来看病，医院的医生护士也正准备下班回家。透过稀稀落落的人群，我带张扬先去内科，一番初步检查，医生对我投来峻厉的责备目光：怎么到现在才送病人来医院？
我不得不说出《第二次握手》及病人的来历。
《第二次握手》？你就是作者？医生露出惊奇，也露出热情的笑脸。
张扬默默地点点头。
怎么，您读过？我问。
还是在前几年，偷偷读的手抄本，医生严肃的面目换作一脸热心读者的面孔前天读过《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才知道你为这部作品受了那么大的罪，唉……他透出由衷的同情与感激。
张扬不语，医生继续听他的胸。
两个多月前，在监狱里我曾经得过感冒。张扬介绍病情。
看过吗？医生在思考。
在那种地方，张扬苦笑笑，一点感冒谁会在意！
发烧吗？医生仍在思考。
当然，很高。
吃过药吗？
那是四人帮的监狱张扬激动起来，声音也提高八度，一点感冒，谁会给犯人吃药，不过吃几片家里送来的四环素而已。
要照X光，还要拍胸片！医生终于考虑成熟，拿出他的医疗检查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