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加快了投资的步伐。9个中部地区完成投资2024亿元，增长23.4%，高出全国平均增幅5.9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由21.2%上升到23.4%。这表明，经过今年的宏观调控，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的结构的调整有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容忽视的是，西部地区投资徘徊不前，致使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差距继续扩大，而这种投资上的差距最终必定会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的差距。以上说的是全国大背景中的地利情况的周期性变化，至于具体的小地方，则又可能有其不同机遇。例如某地发现了石油、煤、铁矿藏，以及某一种具有高品位的实用价值的动植物的发现、培育，例如沙棘、麦饭石、蛤蚧、蛇、蜗牛、牛蛙等，这些东西一经开发，就能使这些地区富裕起来，这也是地理的机遇之一。
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了，那就是位于西南亚阿拉伯半岛东北部、波斯湾西北岸的科威特国。这个国家面积只有l.8万平方公里，人口l974年统计仅只92.9万人，甚至比不上中国的一个中等城市。这个国家原先很穷，大部分地区是沙漠，仅有少数的绿洲。年降水量只有25-170毫米。没有常年有水的河流、湖泊，淡水奇缺，饮水主要靠淡化海水和有限的地下水。30年代时全国只有几辆马车作为交通工具，是个穷而又穷的穷国。谁料想，1938年发现了这个穷国的地下蕴藏着极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而迅速发展起来了。l977年探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约为96亿吨，这就是说，对于科威特而言，每个人平均有一万吨的石油和天然气，哪不富得流油？1977年这个国家产原油l.06亿吨，所以它的财政收入90%以上是来自石油。因此，科威特一跃而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是当然的事。
当然，有一利必有一弊，科威特受地下石油之惠，也受地下石油之害，那场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战争其主要祸根就是因为石油问题。
地利之惠，看起来纯属偶然，但也与周期性变化的大势极为相关。例如我国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虽属偶然，但将老祖宗的财富开发利用，并使它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旅游资源，也是要等到国家的人的思想开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才成为可能。同样道理，九寨沟、张家界的优美风景已存留了千百年，许多地方的温泉和矿泉水也流了数千年，唯独今天能把它变成财富，这也是世界和中国时运大势流转到今天所至。
地理环境对军事斗争的影响，这是连不懂军事的普通人都是知道的，恩格斯在《山地战今昔》中认为：“进攻的战略和防御的战略一样都取决于地形”。
平原、丘陵地、山地高原、森林地、黄土地形、沙漠地形、极地、喀斯特地形、岛屿和海岸地形、江河、水网稻田地、沼泽地和居民聚集地等等，不同的地形对战争的指挥和战争的行动都有完全不同的影响。美国的邓尼根在《现代战争指南》一书中认为：地形对进攻者作战效率降低的程度，山地为25%-50%；沼泽地形为20%-40%；丘陵地为10%-20%；平原（如果是松软地和沙地则较难通行）为0%-20%；居民地为0%-20%。每种有利地形都可能覆盖有对防御者有利的森林。某些地形对防御者有利，某些地形可以使防御的一方的战斗力成倍增长。若再加上某些有利的气候条件，防御一方的战斗力甚至可以增加两倍。
这一点，对美国人的教训是铭心刻骨、永生难忘的。
美国入侵越南的战争打了14年，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共投入了66万的兵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场持续时间最长的现代局部战争，但是战争的结局却以美国的失败告终。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地理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在80%是山地和高原，热带丛林占总面积一半的越南，现代化装备的美军，要充分发挥战斗力特别是火力和机动力是极其困难的。相反，对装备简陋的越军来说，却是一个能灵活运用的各种有利的地形条件，避开美军的长处，发挥自己战斗力的好地方。
而由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虽然交战的幅员也与越南差不多，但情况却全然不一样了。伊拉克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是海拔不足100米的平原，作战的南部地势是平坦的沙漠地形。这种地形有利于装甲部队的快速机动而不利于防守。加上美国早作了充分的准备，从6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海湾战区的地貌、气候、水文地理、土壤、植被和地质等自然因素，领土幅员、民族、宗教和文化等人文因素进行分析，搜集编写出各种军事地理资料。美国还先后发射了测地卫星、定位卫星和若干摄影侦察卫星，对战区地理环境和重要目标进行监视和侦察，拍摄了大量影像图片。美国国防裁测绘局生产了1.2万余幅新式或修订过的地图，复印了l.16亿余张地图及成千上万份影像地图。由于有了这些充分的准备，而地形又对美国有利，因此轻易地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三）人和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颇有道理！
人和是指具体某个人生活的环境，他与周围人的人际关系，即与同事、上司、下属之间的融洽程度。如果整体关系是很好的，这个人便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职务升迁，事业兴旺发达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如果人际关系别别扭扭，互相攻讦，内耗严重，不仅无法安心去进行工作，发展自己的理想，还因受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和飞来横祸而使这个人沉没在这种不正常的关系里。这是人人都曾身同感受，又极其明自的道理。
由于天时地利的变化速率一般较慢，而且天时地利的变迁并非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对某个人的影响并不显着。而人和的条件则是直接针对生活在此环境中人的，并且其变化速率极为迅速，有时办坏了一件事，说错了一句话，就可能人际关系发生剧变，同时因此而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像这样的情况多得不胜枚举。例如，某人嗜好赌博，其周围又围着一帮赌徒朋友，他可能一夜之间就从百万富翁变成了一个穷光蛋；某一个人与本单位的某某势成水火，伺机报复，行凶杀人，当场就可能从一个绅士沦为价下囚；同样，有好运气的人也可能在瞬间转危为安。尤其马虎不得的是与那些具有生杀大权人的人际关系，真可谓动辄就得祸福，所以封建时代的大臣都有“伴君如伴虎”的自诫。
人的思想是最为复杂和多变的，因此决定了“人和”关系的变化频率比天时和地利都快。而且人的因素有内隐性、模糊性和变异性，人家很可能猜不到你的所思所想，你也猜不到人家的真实意图；恭维话说过头了不好，不说也不好，在这个场合说不好，在那个场合不说也不好；有些场合说了实话不好，说了假话更不好。加之每个人都无法看见自我，对自己的估价和旁人对你的看法往往相距不少，这些客观情况都会使人际关系即“人和”的因素变得极难把握。也许有的人一生也没有学会如何适应人际关系和与他人和谐相处，而总是处于客观上想把关系搞好而主观上总是把事情办糟的两难境地之中。
就从人所处的环境而言，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外，人还是个最活跃多变的生物，某一个人处于一个单位，用不了几年就会有人事关系的变化。领导者的调走和退休，其他人员的进进出出，并且如果这个人觉得在其间没有多少发展，也可以自己要求离开这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中去，因而人际关系是在不断的调整和重建之中。中国封建时代历来有一朝天子一朝臣之说，皇帝老子一死或改朝换代的现象一经产生，接着也就改变了一大群官员的命运。具有封建意识的独裁领导者也如是，他总是想把自己的亲信调到身边来，构成自己的势力网络。这也是“人和”状态怪癖多变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须经常研究“人和”条件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确是重要又重要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要素来绘制人的机运曲线了。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天时、地利和人和三者都是高峰期中出现的交点表示着三者都有利时的形势，当然这就是最佳机运之点。但三者全都有利的情况并不多见，可见最有利的机运是难求的。而天时或地利或人和每两线高峰时的交点就可能稍多一些，这是第二等的机运点，至于天时、地利或人和无交点，有一线处于高峰期的情况则是第三等的机运点，这样的机会就更多一点。自然，有了这样的机运也不必放过，因为很可能从这一点发端，就能获得好的收效。
反之，三者都处于低落时期的交点则表示机运的最差点，二者相交的情况就略好一些，一条线处于最低点则表示单方面的机运不佳。
这个图示只不过象征性地表示了人的机运的情况，至于何时能够碰到那种最好的机运，还是有不可预测的一面。老北京人也许谁也猜测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要定在北京，从而给他们的子女今天的发展创造了许多的机会。居住在新疆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底下有着如此巨大丰富的油田，他们也可能像早先的科威特人一样埋怨他们的祖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恶劣的居住条件。所以，人们有这样一句俗话，叫做“碰运气”，的确，在人类对机运缺乏了解和还没有办法正确预测的情况下，具体的人何时何处该有机运，绝大部分的情况是处于碰运气的状态。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现在所说的也不过是如何在运气来临时，切切不可放过的问题，而不是像有些算命先生那样帮助人们预测机运何时来到某个人的身边。如果有人告诉你真的能够如此，我也劝你不要相信。
以上我们所叙述的是机运的运行情况，但是机运来临时我们能否抉择，能否捕捉住它，能否为我所用，则光靠以上三个要素是还不够的，我们不能忽略另一个条件，即我们本人自身的条件，这应当是比以上三个条件更为重要的条件了。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清楚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