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又陷入了苦闷之中，除了来自“三重奏”的挫折外，
他还遭遇了一个更大的失意：他那个关于安托万·罗康坦的故事的书稿被著名的加利玛尔出版社审稿人波朗拒绝了。
退稿这种打击对萨特而言可不是第一次了，可这次的确让他心灰意冷，简直有些无法承受。这本书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早在他服兵役期间写成的论文《论偶然》是这本书稿的第一个版本；1934年在柏林留学时，他完成了第二版的修改，而回来后又听取波伏娃的意见一页一页地重新删改。直到此时，他才完成了第三版的修定，并取名为《忧郁》。近乎 6年的心血要化为乌有，萨特悲痛万分，忍不住潸然泪下——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事情。另外，这本书完全符合萨特一贯的观点和早已定型的计划。它的失败意味着萨特这么多年的努力都可能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波朗之所以拒绝出版《忧郁》，是因为他不同意萨特用文学形式来刻画玄妙的真理和感情这种怪想法——连主观意图都给否认了，萨特感到自己被打了当头一棒。
权威的力量是无穷的，受到加利玛尔出版社决定的影响，朋友们也纷纷对《忧郁》进行贬斥：这个故事写得太冗长庞杂了一点，读起来真有些单调乏味。这种论调让萨特困惑不解：为什么自己的想法与别人的看法之间竟有这么大的分歧呢？萨特没有作出傲慢的姿态来为自己辩护，他开始向自己提出几个难以应付的问题。经过冷静的分析和深入的思考后，萨特坚持认为《忧郁》是一部好作品，它被拒绝就像文学史上一些最初被拒绝的好书一样。他下决心一定要使这部手稿得以出版。
是金子，它的光芒就不会被遮盖得太久。1937年的一天，一封信使萨特的眼睛一亮：是伽利玛尔出版社让他尽快去一趟。略微有些忐忑不安的萨特终于见到了那位枪毙了他的手稿的波朗：肤色黝黑、高大而有点胖，看上去有些像巴西人。波朗开门见山地告诉萨特：稿子不可能登在他们杂志社主办的《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你投给我们的作品太长了；要登六个月。要是登上去的话，等你连载第二次时，读者早就跑了，不过，”他顿了一下，“这是一篇不错的作品。”他开始赞扬起《忧郁》来，萨特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紧张得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马上就会通过比较来找我的作品的茬儿了吧。”他暗暗猜想。
“你知道卡夫卡吧？”果然如他所料，波朗说出了一个萨特似曾相识的名字，但此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摇了摇头，波朗的兴致却越来越高：“尽管你俩有不少差别，但当我读你的小说时，只有卡夫卡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一切开始明朗了。原来，萨特和波朗之间有些误会。波朗并不看低这本书，他只是拒绝把它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至于能否以书籍形式出版，他则拿不定主意。现在，加斯东·加利玛尔本人亲自批阅了这本书，爱不释手，决定在1938年予以出版。这位出版家惟一不满意的只是这本书的题目。萨特提出把书名改为《安托万·罗康坦的奇遇》，在取书名方面饶有绝窍的加利玛尔也不同意，因为这可能会使读者误认为这是一本通俗的冒险小说。他斟酌再三，建议改为《恶心》，萨特接受了。
正如出版社为《恶心》的出版所刊登的封面广告所言：“此书绝无冒险故事。”这部长篇小说完全不以情节取胜。所有的情节都服务于萨特想要表达的哲学观念。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结束了长期旅行生活的安托万·罗康坦终于在布城定居下来了。为了撰写一篇介绍18世纪一位冒险家的经历的论文，他常常到市图书馆去。他的好朋友“自学者”总在那儿按照字母的顺序来读书。每天晚上，罗康坦都到铁路员工的酒吧略坐片刻，为的是听同样一张唱片——《在这些日子里》。他所喜欢的女人名叫安妮，可4年来她一直下落不明。罗康坦渐渐地淡忘了他的过去，而现在的生活也丧失了意义：他原以为自己是经历过奇遇的，可现在却再也没有奇遇了。
但真正的奇遇就这样开始了：罗康坦发现自己的所有感觉都发生了一种隐隐约约，又略带恐怖的变化，这就是恶心。墙壁、花园、咖啡馆一下子都沉浸在厌恶之中。罗康坦苦苦地思索着，在春天开始的第一天，他终于明白了他的奇遇的意义：恶心就是显露出来的存在。好在安妮给他写信了，他将去找她，所以生活还存有一线希望。但现时的安妮让他大失所望——她变成了一个臃肿的胖女人，而且放弃了当年那种对于“美满的时刻”的追求，他们再也无话可说了。罗康坦重又回到了孤独之中，并且预见到了人类未来的灾难。然而他既不能呼救也无法拯救别人——周围都是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正人君子。罗康坦决定离开布城，他又走进酒吧，想最后听一次《在这些日子里》。就在唱片旋转之时，他又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丝希望，一丝容忍自己的微薄希望。
对萨特来说，安托万·罗康坦的故事，是他从1931年第一次从事教书工作以来的经历。“我在30岁上，露了一手，记下我周围同事所过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公道的生活。”萨特后来曾这样回顾。和罗康坦一样，许多知识分子被现实世界的混沌和粘稠性质所扰乱，因而向往牛顿物理学中那种可预测、可解释的世界。那么如何在那种创造表面感性认识的令人恶心的想像世界中获得拯救呢？罗康坦的故事告诉我们：存在的一切都是以偶然性为基础的。因此，如果我们跟存在不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从意义上超越它，便会被存在所吞没。不过，萨特认为对生活完全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的苦恼表明我们毕竟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在苦恼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可以把事物写成我们创造未来的工具，赋予事物以一定的意义。
1938年春，《恶心》出版了，评论界以欢迎和肯定的态度接受了它。在共产党新办的《今晚报》上，尼赞写道：“如果不是因为萨特对精神上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感兴趣的话，他就会成为法国的卡夫卡。”阿尔芒·多宾在《精神》报上说：“看来很少有人怀疑《恶心》是我们时代的好作品中的一个。”加利玛尔出版社印了4100册，销路很好，他们决定再印3300册。
《恶心》的成功是势所必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许多欧洲小说所表达的一类情感的先期预告，因而是一部生逢其时的书。读过这部小说的人第一次感觉到：文学与其说是揭示生活秘密的手段，不如说是研究内心和清除幻觉的共鸣板。罗康坦是他的时代的一个缩影，在他身上，人们可以发现剥去了伪装的自我的空虚感。塞林纳、马尔罗和贝尔纳诺等作家把人仅仅概括为寂寞和被遗弃，而萨特则指出了人类意识中超自然的希望以及宗教或历史超越的中断。《恶心》使萨特在法国文坛中崭露头角。
同一时期，《新法兰西杂志》还发表了萨特的短篇小说《墙》，这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墙》描述西班牙战争中囚犯等待处决和临刑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所谓“恐惧”心理。《墙》使萨特这位文学新人备受瞩目，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他。当时久负盛名的文坛元老纪德写了一张短笺给波朗，称它是“一部杰作”：“我对我读过的东西还没有长时间地感到如此愉快，告诉我，这个新让·保尔·萨特是谁？似乎人人都能从他那里指望得到大量东西。”
1938年春是一个忙碌而有趣的春季。除了在巴斯德公立中学继续教书，重写待出版的其他短篇小说外，萨特还开始从事文学批评。他重读了福克纳的《萨托里斯》；以极大的热情评论多斯·帕索斯的《1919年》；而他在2月号《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公开评论当代著名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小说《黑夜的终止》的文章，再次引起了轰动。他指出莫里亚克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一个作家，指出一切有关叙述的技巧总而言之都是些空头理论。在另一本杂志上，他评论了俄国流亡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翻译的灵魂犯罪小说《绝望》；在另一本刊物上，他又发表了一篇关于人的面部的现象学的论文……萨特成了一名批评家。
成名也使萨特享受到了接见记者的尘世快乐。
“请问萨特先生，您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我打算让我的罗康坦有所变化，在战争中作了自由选择的耽迷肉欲的表示，只是为了回家准备进行完全无偿的行动。一个无偿的行动总是直接与社会中较好的事物相违悖，常常在社会应受谴责的某一范围内进行。但是它不也是一次深刻的个人思想改造吗？不也是从恶心到热心，从自杀到热爱生活的真正的醒悟吗？不也是一次惟一的、不可改变的自由生活吗？绝没有人会成为一个‘恶心之子’……”
萨特兀自侃侃而谈，记者们却越听越糊涂，怀疑自己遭到了这位文坛新人的愚弄。他们不知道，这正是萨特的下一部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