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昆明
38年10月25日。
汉口失守。
宋美龄面对失败，仍想保存一部分空军，以便日后能与日本空军作战。
她从香港打电话给陈纳德，让他去湘西的芷江机场，筹建一所航校。
10月下旬，陈纳德和随从人员赶到芷江。
这是一个十分简陋的土机场。
只有3架鹰式飞机，几个中国士官生在接受训练。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没有电，晚上的照明仅靠一盏油灯。吃的是中国的乡下饭菜。好在陈纳德还能够适应这种条件，他并没有挨饿。
最糟糕的是，训练工作开始不久，士官生便将仅有的3架鹰式飞机摔坏了两架。
于是，陈纳德又给正在香港的宋美龄打电话。
宋美龄命令他去昆明。
宋美龄在电话里告诉陈纳德：
“尽力把航校办起来，学校能招募多少年轻的中国士官生，就培养多少。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仗还是要打下去的。”10月27日。
他们离开芷江，前往昆明。
陈纳德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10时30分离开芷江。细雨濛濛。昨日难以弄到汽油，动身晚了些。我发了火，但我想路上肯定会好起来。下午5时去镇远过夜。路途遥远，路又难走。”
第二天的旅途也不轻松。他在日记中说：
“晨6时35分离镇远。下午5时抵贵阳。在贵阳以东65公里处折断了车簧。脾气还没好。在政府招待所宿夜。”第三天的夜间，陈纳德决定改乘飞机，飞抵昆明。位于中国西南高原上的昆明，一年四季气候宜人，也是一处度假胜地。
城内大多数建筑物是一二层的泥石结构楼房。成千上万幢这样的楼房，坐落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两旁都是胡椒树和桉树。
街上到处是人，挤得水泄不通。狭窄的人行道上，小贩们在叫卖蔬菜、肉食和各种干货。街旁的商店又狭又黑，全是各种调料、香木和食品。
人力车在行人当中穿行。自行车的铃声、汽车的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锣鼓的嘡嘡声，交织在一起，喧闹不堪。
然而，陈纳德却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对这里的一切，他感到兴奋，感到耐人寻味。他爱吃昆明饭馆里辣辣的四川菜，如同他的家乡路易斯安那州的辣味很浓的法国菜一样。
当时，法国人已将昆明以南的印度支那炎热潮湿的森林地带，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他们从海防和河内修建了一条通往昆明的窄轨铁路。
昆明城的西北面，是一片延绵的丘陵地带，与世界上最壮观的喜马拉雅山相连。
昆明机场离城大约8英里，位于昆明与滇池之间。
滇池湖东边有一个红岩崖，十分显目，成了机场的一个标志。它曾帮助驾驶员起飞和降落，人人都对它很熟悉，并称之为“老秃子”。
训练一直没有间断过。
在昆明航校的这批新的士官生，同以前那些出身于小康之家的士官生不大一样。他们是为了用空军抵御日本人而来学习飞行的，他们经历了从东部城市的撤退，饱受了战争的磨难。
这时，日本人已经开始逐日轰炸重庆了。
陈纳德根据他早年在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建立警报网的经验，着手在中国的东部沦陷区到西部的边远地区，建立起一个复杂的地面空袭警报系统。
这一系统是一种最有效的预报来犯敌机的方法。
当一架敌机离开基地时，靠近该基地的中国特工人员立即报告。然后，下一个目击者又将敌机的动向传递下去。全中国如法炮制。当敌机飞抵拦截范围以内时，战斗机驾驶员由于提前得到情报，便可及时出击了。
陈纳德是一个相当有眼光的军事战略家。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主要充当步兵的侦察工具。直到1939年，飞机才刚刚开始在战争中发挥作用。日本人懂得，建立强大的海空军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只想哪天把中国炸得厌烦了，于是中国人准备向他们求和。陈纳德很快就洞察到了日本人总的意图。他认为，在一个没有几条铁路和几乎连一条柏油公路也没有的大国打仗，发展空军力量是最好的对策。
生活开始安定下来后，陈纳德进行了一些社交活动：他同美国大使纳尔逊·约翰逊在昆明一起吃饭；他在法国俱乐部，同一些飞行员共进晚餐；
他不时去重庆，与端纳促膝畅谈。
天气晴朗的时候，他同比利·麦克唐纳和其他教官一起去打猎。
在滇池岸边，他们一小时之内便打了十几只野鸭。司机把猎物摊在车盖上，在午间的阳光照耀下，蓝翅膀的野鸭在发光。陈纳德高兴地笑了。
他转向麦克唐纳说：
“这弥补了不少思乡之愁，只要有这样的飞禽可狩猎，我便能忍受各种不习惯。”
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一个战士的道路》中写道：
昆明是我的行动主要基地，也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记得我刚到昆明时，这不过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小城，只有法国人建筑的从安南通到昆明的滇越铁路，便于他们每年夏季，到这凉爽干燥的地方来避暑。
一到夏天，昆明湖里浮满了在水上起居的船户们，在过去的几世纪中，昆明亦有了些转变，那些以蓝头巾包着头的土著民族，常赶着成群的骡子，载着些盐、锡以及鸦片，穿过了狭窄的山道，来做买卖。
在昆明，用石子铺成的街道上，破旧的马车隆隆作响。还常可看见水牛、小车和成群肥猪，在街头的树阴下经过。榄青色的树丛中，法国乡村式的小屋，这里那里，三三两两，到处可见，火车的叫声与人力车的铃声，是常可听到的交响曲。
在郊外，当潮湿的雨季来临时，田里都长满了绿色的稻秧。冬季，则代之以大豆、麦子和金黄的花朵。
2他一直牵挂着中国
根据陈纳德与中国航空委员会签订的合同规定，1939年10月，陈纳德获得休假一个月的许可。
路易斯安那州的金德。
金色的秋天。邓萨斯河上空，一群一群的水禽，来回飞翔。沼泽湖边高大的柏树，在黑色的湖水衬托下泛着银白色的光辉。
陈纳德被家乡的优美景色所吸引。可是，从他抵达旧金山起，就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这里与东方相比，似乎缺了些什么。
所有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行人，骑车的人，还有人力车，都到哪里去了？
在美国，好像见不到步行的人。
他和妻子内尔开车到拐角处的商店，采购所需的物品。内尔显然已经发胖，体重增加了许多。陈纳德不在家的期间，她似乎并不感到寂寞。身边这一大家子人使她老是忙个不停，从教堂事务到学校里的家长会，还有许多社交活动等待着她去参加。
他们最大的儿子杰克，已经26岁了。他是密歇根州塞尔弗里奇空军基地战斗机队的一名少尉。
陈纳德坐飞机去看望了杰克一家子，和他的第一个孙子。孙子取名克莱尔·李，快两岁了。
接着，他和杰克去底特律，见到了他的次子，24岁的麦克斯。
麦克斯是泛美航空公司的站长。他的妻子此时正有身孕6个月。
随后，陈纳德和杰克又乘飞机去纽约州的布发罗市，参观了寇蒂斯赖特飞机厂。这家飞机厂正在生产新式的P－36战斗机。
转眼间，圣诞节到了。
三儿子查尔斯从亚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回来了。家里人都叫他“扁鼻头”。他也有21岁了。陈纳德见他成了一名大学生，打心底感到高兴。
四儿子佩特森也带着妻子，从他的工作单位阿姆斯特朗橡胶公司回家来了，佩特森刚18岁，虽然陈纳德对儿子过早结婚，没有念大学有点意见，但是他和内尔都对这桩婚事很高兴。五儿子大卫16岁，还在上学，他像陈纳德一样，酷爱打猎。
六儿子罗伯特14岁，1925年出生于夏威夷。他告诉父亲，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大女儿佩吉·修，已于1937年结婚。这次，她同丈夫和1岁多的儿子，也特地回家，同陈纳德夫妇一起欢度圣诞节。家中最小的路易丝，年仅11岁。她有一双闪闪发亮的蓝眼睛，很爱笑，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全家人都拿她当逗趣的对象。
圣诞节这一天，陈纳德的家中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孩子们都聚在一起。
各地的亲朋好友也来串门。
壁炉内，炉火熊熊。
客厅里，充满着家人和朋友的笑声欢语。
可是，陈纳德此刻却难以抑制住自己的思绪，他在想那些燃烧的城市，那些中国飞行员所驾驶的老式战斗机从空中掉下来的情景。
当他看到满桌的精美食品时，他想到了中国的农民和他们可怜的■口之物。
他一直牵挂着中国。
他开始同周围的人有些话不投机了。
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美国不要卷入战争，更不希望远道去帮助“一帮支那人”打日本人。
陈纳德则坚称，美国应立即参战。他预言，日本人要在太平洋发动战争。
可是，他的观点却一直遭到嘲笑和怀疑。
刚过完年，陈纳德就打算回中国了。
孩子们起先见到父亲回家时的高兴心情，现在开始慢慢地淡化了，他们又投身到各自的朋友、活动、工作和学校中去了。
妻子内尔也为她自己的生活安排好了：去桥牌俱乐部和同学校打交道。
1940年2月初。
陈纳德告别家人和朋友，飞离美国。
2月12日。天气寒冷，阴霾。下午3时，陈纳德乘坐的班机抵达澳门。
当日晚上8时30分。陈纳德经过半小时的飞行后，从澳门到达香港。
宋美龄和端纳在香港启德机场迎接陈纳德。
这使陈纳德感到意外的惊喜。
陈纳德回到昆明，继续训练士官生。
由于昆明雨天很多，每次下雨，用草皮和泥土修建的跑道和滑行道就变成了粘泥。飞机无法在这样的泥沼中起飞、降落。这样，实地飞行训练不得不经常被取消。学生们在田边的小泥屋里上课，陈纳德在黑板上画出机炮和炸弹的弹道，向学员讲授枪炮和轰炸的理论，以及战斗机的作战战术。
天气晴朗时，他会驾驶一架笨拙的双翼机，为学员们作示范表演。
驾驶杆，方向舵，节流阀，这些都成了他的第二本能。飞机在晴空中做翻滚动作，旋冲……一系列的特技动作，使得中国学员和美国教官瞠目结舌。
10月12日，陈纳德接到重庆方面的命令，要他去面见蒋介石。
第二天，他正想订中国航空公司班机去重庆，日本人出动了30多架轰炸机，来轰炸昆明的航校机场。
早在4月份，日本人就打算把昆明航校从地面上抹掉，企图阻止中国训练出一支空军队伍。
这次空袭也是日本人企图扑灭中国空军力量的继续。正如陈纳德10月9日从昆明写给内尔的一封信里所说：“现在，日本人派出最好的歼击机来支援轰炸机。他们已两次轰炸过昆明，尚未造成很大破坏。这两次，轰炸机都在2万英尺以上高空，并且逆风投掷炸弹。但是，这座城市迟早会遭殃，因为它们不久就会飞得很低。”
陈纳德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蒋介石的官邸。宋美龄把蒋介石的话翻译给陈纳德听：
“你有什么办法能让美国驾驶员和美国飞机帮助中国打仗？”
陈纳德问：
“需要多少？”
蒋说：
“500架就可以了。”
一阵沉默。
陈纳德耸了耸肩，说：
“要弄到那么多架飞机是不可能的。”
他接着解释说：“我曾经参观过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各个飞机厂，发现光满足英国订货就难做到了。不过，惟一的可能是弄到一些稍微落后和过时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但比起目前所拥有的飞机，那肯定要强得多。”
蒋介石没有回话，不动声色地坐着，听完陈纳德的解释。5天以后，陈纳德再次接到让他去重庆的命令。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对他说：
“你的工作是尽力弄到更多的美国飞机，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驾驶这些飞机的驾驶员。你同毛邦初一起去，而且马上动身。”
随后，蒋把一叠书面订单让陈纳德带去美国，并向驻华盛顿的宋子文报告。
这使陈纳德吃惊不小，但他没有丝毫的流露。
3东瓜机场
飞机在太平洋诸岛屿之间不停地飞行。
发热，剧烈地咳嗽，犹如刀割心肺，使陈纳德难以忍受。但他感到更加难受的是，他在中国的3年半时间，没做多少工作，觉得他是不应该拿薪金的。他手下的上百名学员，要么被日本人打死，要么在训练中失事身亡。中国空军就像不存在似的，徒有虚名。
飞机遇上一股气流，颠簸了几下，稍后又恢复了平稳。陈纳德不禁觉得，此次去美国弄飞机和驾驶员，前途渺茫，因为美国第一优先考虑的是欧洲的战事，况且他认识的美国高层人士不多。
1940年11月1日。
华盛顿V街，中国国防供应公司。
陈纳德在昆明时就已经结识宋子文，并且成了密友。此次老友重逢，格外高兴。宋子文在得知蒋介石的意图后，很快为陈纳德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并对陈纳德说：
“钱的问题我会考虑。你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尽快列出一张供应品的项目表来。”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筹措，陈纳德的梦想开始实现，他觉得很兴奋。
1941年7月8日，下午4时。
陈纳德坐上飞往中国的飞剪式班机。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在抗击日本人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有了我们需要用来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
班机降落在昆明机场的一条简易跑道上。
烟雨濛濛。
成千上万的中国民工正在抢修昆明机场。按照这种速度，修筑机场的计划看来是难以完成了。
陈纳德从昆明飞往重庆。
宋美龄告诉陈纳德说：
“由于征集志愿队员的时间迟缓，志愿空军又赶上了昆明的雨季，加上昆明机场尚未完工，政府决定同英国驻缅总督协商，让美国志愿空军连同飞机一起进驻缅甸，并劳驾您去缅甸组织志愿空军的训练。”
“夫人，我们在缅甸何处机场训练？”陈纳德问。
宋美龄回答说：
“缅甸的东瓜机场。”
东瓜机场。
它距离仰光约有170公里，以铁路计算是166英里。它有一条4000英尺的沥青面跑道，可供训练之用，至少要比昆明机场的泥土跑道强得多。
机场附近有一个小镇，称为东瓜镇。镇上有一些中国和印度商人开设的铁皮屋顶的小店铺。镇中心仅有一条泥土路，四周为柚木林所包围。
7月14日，美国驻仰光领事馆通知陈纳德，一共有68架P—40飞机已经抵达，第一批30名美国空军人员也随即到达。
天气闷热，潮湿。
陈纳德赶往仰光港码头迎接。原来这批志愿人员是由路德教会教长弗里尔曼率领的。弗里尔曼的中文说得很流利，1937年在汉口时，他就与陈纳德相识。当时他曾向陈纳德建议，他可以担当美国志愿队的随军牧师。
弗里尔曼后来对他们在码头相会时的情景回忆说：
“那天，陈纳德站在码头上，像往常一样穿着一身粗制滥造的冒险家式的服装：防蚊鞋，军官衬衫上别着中国军衔，破旧的空军帽，以突出他的好斗的相貌。只要看他一会儿，就会得到一个不拘小节和不讲排场的印象，再加上一种敏捷的、颇有把握的、绝对权威的神气。我想，船上的人没有一个以前见过他。我在船栏边望着这一排人，他们默默地瞪大着眼看他。我可以看出，至少在那时，陈纳德完全能够控制住大家。”
摆在陈纳德面前的至少有三件事要做：
尽快使东瓜这个又热又潮、长满臭虫的基地，能够充当战斗训练和作战的地方；
准备充裕的飞机零件，使P—40机能不断飞行；训练这些不同性格的志愿人员，使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动作。
一个月后，8月15日，第二批志愿人员抵达仰光。当时，陈纳德正在重庆参加军事会议。他设法在8月21日回到了东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