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着建议说：“届时，我的飞机可对付日本第3空军师。我打算在8月下旬用桂林的B－25轰炸机，沿长江，沿中国海岸，在海防和海南岛，进行袭击船只的战役。入秋后，我将派B－25去台湾海峡骚扰日本船只。再晚一些，我打算派B－25重型轰炸机去华东，协助那里的飞机去打击台湾和东京—上海—南京地区。这样，估计到年底时，我们便可以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了。”
他提出了所需的飞机以及补给品的计划：
P—40战斗机75架；
P—51战斗机75架；
B—25中型轰炸机48架；
B—24重型轰炸机35架；
侦察机若干架；
经驼峰运输的补给品，7—9月份为4790吨，往后是7129吨。
三叉戟会议拖了好几天。
会议最后谈到了第14航空队的计划实力。陈纳德除了有第308轰炸机大队之外，还有一支中型轰炸机大队。战斗机单位的实力将增加到2个大队。另外，提供给中国的80架战斗机和40架中型轰炸机，全部归陈纳德指挥。
罗斯福总统不顾马歇尔的反对，旗帜鲜明地支持陈纳德，让陈纳德单独指挥美国驻华空军部队。
事后，陈纳德描述了他在这次会议上的感受：
我到华盛顿后不久，即去找哈罗德·摩根中校。他刚到那里。他曾是驻华第11轰炸机中队的骨干。我硬要他当我的助手。他在开会那个月里是我能得到的惟一助手。在绝密会议开始时，他被挡在门外，我便没有助手出席会议。我们身处在五角大楼那些穿着华丽服装的军事显贵的行列中显得十分寒酸。我是美国志愿队中被归并入军队而没有军服的人。我能弄到的是一套战前的橄榄色军服、一件灰色羊毛衬衫、一条黑领带，都不正规。摩根在驻中国空军特遣队里呆了很久，但他只有一条补得不错的中国裤子。我们同史迪威合用一个办公室。他的随行人员比我全部驻中国的指挥部的人还多，太不成比例。史迪威和他的助手穿着熨得笔挺的夏日制服（还加一大堆各种绶带在闪闪发光）坐在一旁。在房间的另一头是第14航空队的衣衫褴褛的代表。”
史迪威对会议的看法也有他的记述：
“（华盛顿）接二连三的让步已证实蒋介石的看法：他只要叫喊，我们便会屈服。正如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罗斯福在我们抵达华盛顿前就决定了在中国的空中行动。这符合英国人的胃口，他们不想参与缅甸之战。干吗他们要为加强中国而战，要是我们能负起打击日本的重担？他们反正会弄回缅甸的。
“结论势必是，丘吉尔把罗斯福控制住了，英国人想找一个轻而易举的办法，找一条捷径，绝不能让人转移了对欧洲大陆上的注意力。李梅之流对太平洋上的战争毫无兴趣。由于总统被催眠术蒙住了，他们可稳坐钓鱼台。
“罗斯福不让我唱我的调，我插了两次话，但丘吉尔老是离题，真没办法。
“因此，一切的一切全都用在空中攻势上了。罗斯福知道不可能每月经驼峰空运1万吨物资时，要了7000吨，并下令说要在7月间运。第一批4750吨给第14航空队，再送2250吨给地面部队。这会给日本人一点破坏，但同时会使地面上的作战努力削弱到可能失败的地步。这样，打下几架日本飞机又有什么屁用。”
6《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陈纳德在华盛顿参加三叉戟会议期间，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他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一个战士的道路》中写道：
我到华盛顿的那一天，正是4月29日，日本人又到了昆明，那一次我们又因为失去联络而误事，我们那位新任司令官唐·李昂上校和一位飞行员都殉难，我的参谋长格伦将军也受轻伤，汽车场完全被炸毁。当我接到格伦将军的来电时，几乎马上就想回到中国去，可是那冗长的会议把我拖住了一个多月。除了会议忙之外，还有宴会、鸡尾酒会、演讲、被人画像，以及设法摆脱那些慕名来访的人，想写我的传记的作者等等，使我无法分身。我的约会记录中包括了许多要人的名字，如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马歇尔将军、菲律宾总统奎松、罗斯福私人秘书霍布金斯、英国参加华府英美联合会参谋部代表狄尔、美国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宋子文博士、飞机厂商莱特、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前驻法驻美大使蒲立德、前驻日大使格鲁、海军部长诺克斯、次长福莱斯特尔、老政治家巴鲁苏、财长摩根索、陆长史汀生以及大批高级将领。1943年的华盛顿对于那些自前线归来的将军真是极备崇敬，在社交上更是忙个不了。我自己惟一引以自慰的是，当6年前我离开华盛顿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退伍上尉，如今返里，我已是尽人皆知的少将了。同时在陆军部里那些从前反对我的人，现在对我都另眼相看，而且他们对我的礼遇看起来还有点可笑。
正如陈纳德在华盛顿三叉戟会议上所许诺的那样，陈纳德开始在7月下旬集中力量攻打日本人的沿海船舰。
陈纳德清楚地知道，海运是日本生命线的主动脉。如果能够炸沉在台湾海峡间来回穿梭的日本油轮和货船，那么敌人就会伤筋动骨了。
到7月底，第14航空队的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炸沉了敌方4.2万吨的货物，击坏3.5万吨货物。
8月，罗斯福总统批准了陈纳德为中国空军的参谋长。
中国人在紧靠昆明机场的地方，为陈纳德新盖了一座瓦房，并告诉他，抗战胜利后如果他愿留在中国，这就是他永远的家。
美国志愿队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轻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陈纳德整天埋头于文件之中。
他黎明即起，早饭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最紧急的无线电报复电。之后，他要写一大堆信函。
他的秘书汤姆·特恩布尔回忆说：
“将军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中午吃过中饭后小睡一下。这是他的老规矩，他吃完中饭，舒少校即溜回到译员办公室去午睡一会儿，将军在那里有一张椅子，他老是坐在那张椅子上睡觉。他先抽上一支烟，在掐灭了烟之后，他的脑袋就这样垂了下去。在那个时候，我要么把猎狗乔放在我们那里的沙发上，要么把它放在我的膝部，使它不出声。
“大约有20至25分钟，你一点也听不到那办公室里有什么声音，将军坐在他的椅子上，完全放松睡着了。突然，我会听到他清清嗓子，点燃一支‘骆驼牌’香烟，他深深吸上一口烟，目光远视，那样子仿佛他在使自己渐渐清醒过来。然后，他摇一下身子，站了起来，接着我便去喊醒舒少校，然后我们又恢复原样了。”
秋天伊始。
工作之余，陈纳德最喜欢的就是打猎。他经常去基地附近的湖边打鸽子和水鸭子。他说，最美的早餐是吃烤水鸭，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
他的家乡路易斯安那州的狩猎委员会的朋友，会不断地送给他一箱又一箱的蛇肉罐头，他用这些蛇肉做点心，经常犒劳他的下属。
有时，家里人还会给他寄来玉米粉。这样，他又可以使他的部下吃到热的玉米面棍了。
陈纳德十分爱好体育活动。有时，在昆明基地举行垒球比赛，他不是当投球手，就是当他部下的裁判。一次，感到吃亏的一队对他的裁决提出异议，用词很激烈，而且报以嘘叫声。他不会动气，从不计较。
到了年底，家里给他来信说，他的6个儿子都在部队各兵种里找到了工作。
杰克是阿留申群岛上的战斗机大队队长，麦克斯在空运勤务部当交通调度员，查尔斯是驻英国P—51机的驾驶员，佩特森是航空队无线电机修员，大卫是空校学员，罗伯特在美国的“赫伦娜号”军舰上。
这使陈纳德感到很舒心。
在陈纳德的办公室里，高级军官和政府显要川流不息地拜访他。
美国各通讯社，欧洲和近东的记者，还有世界各大报纸的采访者，都蜂拥而至前来采访他。
美国各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商，为了取得美国志愿队和陈纳德生活经历的独家报道，而不断地要求陈纳德签订协定。
对于这些要求，陈纳德都一一婉言谢绝。他说：
“现在还要打仗，希望你们在战争结束后再来找我。”
曾经在美国志愿队担任过第23战斗机大队队长的罗伯特·斯科特上校，回到美国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上帝是我的副驾驶员》。
斯科特上校的这本书，谈到了陈纳德在美国志愿队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中的功绩。好莱坞买下了该书的电影版权。而陈纳德对电影中有他的形象并不感兴趣，他认为，史迪威肯定会抓住他参与电影的事，作为批评他本人的一个依据。
11月7日，陈纳德就写信给斯科特说：
“你不满意我同意在《上帝是我的副驾驶员》一片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此我感到抱歉。我曾认为，在上次给你的去信中已阐明了我的立场。我仍在忙于打击敌人，不想让我的名字用来去宣传一本书或一部电影，因为书是谈你的事，而不是我的事。我看不出我有必要在银幕上出现超过3分钟。我除了受到日本人的围攻外，还受到其他敌人的围攻。要是把追求出风头的罪名再加在我头上，那么这个罪名就可能具有决定性质的了。但是，考虑到你要求的真诚，我授权你和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厂将3分钟增加到5分钟。我还坚持我提出的其他条件。”
结果，演员雷蒙德·麦赛只扮演了陈纳德几分钟。
陈纳德在昆明期间，还经常收到前志愿队驾驶员和地勤人员的来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愿意重新回到远东工作。
乔治·帕克斯顿从纽约来信说，他在长岛拉瓜第机场上的美国出口航空公司工作，目前正忙于成立“飞虎协会”，把其他前志愿队队员组织起来，出版一本美国志愿队年鉴。
帕克斯顿在来信中还说，他参与了正由霍茨上尉主笔的《跟随陈纳德将军：飞虎队的故事》一书。霍茨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前记者，曾当过空运勤务部的上尉。
12月，陈纳德十分震惊地发现，他是《时代》杂志封面报道的对象。
他的照片端端正正地印在1943年12月6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上。照片上的陈纳德，看上去面色冷峻，神情严肃，紧抿着嘴，目视远方，若有所思。背景是卡通王吉尼斯为其设计的飞虎队徽标：一只猛虎从天而降，飞翔中的双翼意味着一个表示胜利的V字，落地时仿佛还挟带着风声。
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的巨大宣传力使陈纳德的知名度与日俱增，不久陈纳德便成为世界知名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