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徒生说自己有候鸟的天性，很喜欢旅游。他到国外旅游比在学校里或国内获得了更多的知识，结交了更多的朋友。1843年，他再一次来到法国巴黎。上次访问巴黎以来，一转眼又是10年了。他记得10年前雨果因不认识他而给他在纸的边沿上签字，弄得他很尴尬的情形，可现在他和雨果已经是好朋友了。
他又一次去拜访雨果。这次使他十分感动。雨果专门邀请他在法兰西剧院观看他的挨骂的悲剧《卫戍官》，这出戏每天晚上在较小的剧院里作很糟糕的演出，挨观众嘘。雨果的夫人也陪他们一起去了，她温文尔雅，具有法国妇女的特有的那种和蔼可亲的性格。安徒生同他们在一起感到无拘无束。他懂得了，大作家的剧作也难免挨嘘。从此以后，国内有人嘘他的剧作，他就不再在意了。
安徒生常去见大仲马，快活的大仲马的生活习惯和一般人不一样，他甚至在中午过后很久还躺在床上，不过不是在睡觉，那是在工作。他和纸、笔、墨水躺在一起，写他的最新的剧本。有一天，安徒生走进门来，大仲马向他亲切地点头。
“坐一会儿，我的文艺女神刚拜访过我，她就要走了。”他边打招呼边继续写他的剧本，写着写着，高声呼唤一声“万岁！”之后放下笔，从床上跳下来说：“第三幕完成了！”
大仲马住在歇鲁大街的“太子饭店”里，他的夫人在佛罗伦萨，儿子小仲马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
“我真是个孩子，”大仲马友好而诙谐地对安徒生说，“所以，你对于这里的一切必须有耐性！”
一天晚上，大仲马问安徒生，想不想到各剧院看看。当安徒生表示浓厚的兴趣时，他带安徒生到“皇宫”剧院去拜访了法国几个演员，同他们谈了一会儿天，然后挽着他的手漫步来到圣马丁剧院。
“现在他们正好穿着短裙子！”大仲马说，意思是说演员正好在化装，“我们可以去后台看看！”
那儿一大群人，有机械师，有唱诗班歌手，有舞蹈演员……大仲马领着安徒生从嘈杂的人群中穿过去，就像是走过《一千零一夜》中的海洋一样，来到后台参观。
当他们沿着大街回家时，碰到一个青年男子，挡住了他们的道路。
“这就是我的儿子，”他向安徒生介绍，“他是我22岁时出世的，今年他已经是我那时的年龄了。不过，他可还没有儿子。”安徒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同小仲马认识的。小仲马后来也成了著名作家。
有位法国著名悲剧演员叫雷切尔的，大仲马问安徒生想不想认识她。安徒生早就想认识这位名演员。一天晚上，大仲马领他到法兰西剧院的舞台前。她马上就要扮演法国剧作家拉辛的名剧《费德尔》中的主角费拉德。现在坐在后台用屏风围成的一个房间里。她面容消瘦，身段苗条，看上去很年轻。从屏风后面注视着大仲马和安徒生。接着走出来跟大仲马谈话。安徒生站在旁边就像一个局外人似的。大仲马注意到这点，说了安徒生几句好话，安徒生就大胆地同他们谈起话来了。
“很抱歉，”安徒生谈话中间说，“我的法语讲得不好。”
“当你向一个法国妇女讲你刚才对我讲的这种客气话时，”雷切尔笑了笑说，“她总会相信你的法语讲得很好的。”
“你的名声已传遍了北欧。”安徒生说。
“我倒很想到哥本哈根去演出，”雷切尔说，“我到你们那儿时，你可得当我的保护人啊！你是我在那儿的惟一相识。你说，你这次是特地为认识我而来巴黎的，今后我们应该经常来往。请你不要客气。每礼拜四都是我的会客日。”她说着，伸手和他们握别，还深情地点了点头，就走到舞台上演出去了。
雷切尔是那么有名，她怎样表演，人们就认为一切悲剧都必须像她那样表演。
她家的客厅，摆了许多装帧精美的书，整整齐齐地排放在镜子后面的漂亮书橱里。墙上挂着她的一幅剧照。画下面一个精致的小书架上，摆着世界上第一流诗人的作品。
她问安徒生许多关于德国和丹麦、艺术和戏剧的问题。当安徒生的法语讲得结结巴巴、很费劲时，她就微笑着鼓励他。
“尽管讲吧，”她说，“你的法语确实讲得不好，许多外国人跟我讲法语讲得比你好，可是他们的谈话几乎都没有你那么有趣。我完全理解你讲话的意思。”
安徒生最后一次同她会见时，她在他的题词簿上写道：
“艺术就是真实！我希望安徒生这样闻名的杰出作家不要戏弄这句格言。”
“艺术就是真实！”这句话写得多么好啊！它以后一直是安徒生的座右铭。
安徒生结识了法国雕刻家戴维，他表示愿意给安徒生塑一个半身像。
“可是你对我作为诗人的情况并不了解，”安徒生说，“因此，很难说我配不配这个半身像呀。”
“然而，我曾读过阁下的书呀，”他诚挚地瞧了一下安徒生的面庞，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是个诗人。”
戴维的举止十分坦率、真诚，某些方面很像多瓦尔生和他的学生——雕刻家比森。可惜安徒生没有时间和他再见面了。
安徒生在博卡姆伯爵夫人家认识了巴尔扎克。这位法国大作家十分文雅，衣着整齐，一口晶莹的牙齿在红嘴唇之间，泛着白色光芒。一位女士抓住巴尔扎克和安徒生，拉他们坐在一张沙发上，她自己坐在他们中间。
“你们看，我坐在你们中间显得多么渺小。”
安徒生掉过头在她背后与巴尔扎克的微带讥讽的笑脸相遇。巴尔扎克半张着嘴，以奇妙的态度噘了噘嘴。这就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正式会晤。
过了几天，安徒生在参观巴黎的罗浮宫时，遇见一个男人，体态、步履、相貌都跟巴尔扎克一模一样，可是穿一件非常褴褛、相当肮脏的衣服，穿的靴子没有刷，裤子上溅了泥，戴的帽子又旧又皱。他盯着安徒生微笑，安徒生惊奇地停住脚步。
“您不是巴尔扎克吗？”
“明天巴尔扎克先生要动身去圣彼得堡！”他笑了笑，紧紧地握着安徒生的手，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走开了。
安徒生想，他准是巴尔扎克，穿的可能是过去在巴黎进行社会调查的衣服。不过，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只是长得跟巴尔扎克酷似罢了。几天以后，博卡姆伯爵夫人给安徒生捎来了巴尔扎克的口信，他已经动身去圣彼得堡了。多有趣的一个人啊！
安徒生再次见到了海涅。这次见到他时，他已经结婚了。海涅对安徒生的态度非常友好、自然、随便。海涅的妻子是一个活泼、年轻、漂亮的女子。在他们屋里有一群孩子正在和他俩一起玩。海涅幽默地说：
“这些都是从邻居家借来的孩子，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
海涅从最近写的诗中挑了一首抄出来赠给安徒生。
这次安徒生来到巴黎，到处受到友好接待，人们不仅把他看作诗人，而且把他看作名人。
安徒生从巴黎回国途中沿莱茵河航行，他下船到圣戈尔去见诗人弗里利格拉斯。安徒生进得屋来，见他坐在写字台旁，似乎因有陌生人打扰他而烦恼，当时他还不认识安徒生。安徒生没有说自己是谁，只是说经过这里不能不来看他。
“谢谢你，”他语气冷淡地说，“请问，你是谁？”
“我们俩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位朋友叫沙米索！”安徒生回答。
弗里利格拉斯听了这话，高兴得跳了起来。
“那么，你就是安徒生罗！”他嚷道，双手抱住安徒生的脖子，两眼闪烁着快乐的光芒。
“在这儿多住几天吧！”他说。
“不，我只能呆两个钟头。”安徒生说，并向他解释：同来的还有几位丹麦同胞，他们正等着他。
“你在小小的圣戈尔会有许多朋友，大家都喜欢你的作品，”他说，“不久前，我还向许多人大声朗读过你的《欧·多》。无论如何，我得把这些朋友找来见见你，再说，你也必须见见我的妻子啊！对啦，你还不知道我们的结合跟你的作品有关系呢。”
他便向安徒生讲述了他们是怎样因为读了他的小说《孤独的流浪者》而互相认识、互相通信，最终成了一对情侣，结为伉俪。他把妻子叫出来，向她介绍了安徒生，他们对待他就像对待多年深交的老朋友一样。
到了波恩，安徒生去拜访老诗人莫里兹·阿恩特，他很喜欢这位诗人写的《德国人的祖国是什么》这首优美动人的诗歌。阿恩特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头了，然而精神饱满，满面红光。一进屋，他就认出了安徒生，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同他交谈，问这问那，对他生出极大的兴趣。这时，仆人通报有一位叫盖布尔的陌生人来访。在阿恩特和安徒生交谈时，那年轻人不声不响地坐在门口等候，当安徒生站起来准备走时，阿恩特才高兴地大声叫道：“伊曼纽尔·盖布尔！”前去欢迎那位年轻人。那位年轻人是来自吕贝克的一位诗人，他的清新、优美的诗歌轰动了德语国家。就在这里，安徒生认识了这位漂亮、健康、朝气蓬勃的年轻诗人。盖布尔怎么也不让安徒生走，一直到他和老诗人混熟为止。当这位青年诗人站在健壮的老诗人身边时，安徒生看到了繁花似锦般的一幅诗的画面。
安徒生成了名作家以后，以诗交友，以文交友，以名交友成为了一条不成文的定律。他到处受到欢迎，受到盛情接待，他记得和瑞典女歌唱家，享有“瑞典夜莺”美名的珍妮·林德的初交情况。那是1840年的事。有一次安徒生在哥本哈根他下榻的旅馆里，从瑞典客人名单中，见到了珍妮·林德的名字，这一年安徒生访问瑞典时受到瑞典人的盛情接待。他去拜访这位年轻歌唱家，珍妮·林德很有礼貌，但却相当冷淡地接待安徒生。就这样，他们冷冰冰地分手了。1843年春天，珍妮·林德再次到哥本哈根来。安徒生有位当芭蕾舞教师的朋友叫布农维尔的，他的妻子是一位瑞典姑娘，和珍妮·林德是好朋友。她把珍妮·林德到达哥本哈根的消息告诉了安徒生，并说珍妮·林德读了他的作品，很友好地向她提起他。那位芭蕾舞教师恳求安徒生同他一起去见珍妮·林德，并要他劝说她在皇家剧院演几个角色，让哥本哈根人听听她的美妙的歌声。
这次，读过安徒生作品之后的珍妮·林德接待他的情况和上次就完全不一样了。她一见面就热情地向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跟他谈他的作品，还谈到她的小说家朋友布雷默女士。安徒生把话题转到请她在皇家剧院演出的问题上来。珍妮·林德却有些犹豫。
“除了瑞典，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露过面，”她说，“我的祖国的每一个人对我都有好感，很友好。在哥本哈根演出，说不定会嘘我的！我不敢冒这个险！”
“我没有听过你的表演，不好加以评论，”安徒生老老实实地说，“不过，在哥本哈根只要有中等水平的嗓音和演技就能获得成功，何况你！你一定能获得意外的成功。”
布农维尔也热情劝说她。她同意了。结果，她在哥本哈根的演出异常成功，哥本哈根人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最大的艺术享受。她宛如艺术领域的一颗初露头角的新星，那富于青春活力的、嗓音扣人心弦，真实自然，洋溢着深厚的情意和才能，有一种别具一格的令人神往的东西，使整个哥本哈根为之倾倒。丹麦的学者们，破例地给她奉献了小夜曲，给她以最高的荣誉，她感动得哭了。
“是的，是的，”她在答谢时说，“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努力！当我再来哥本哈根时，我会更合格些。”
珍妮·林德在哥本哈根的演出，使安徒生见识了艺术界的一位纯洁的女性。
珍妮·林德回到斯德哥尔摩后，布雷默女士给安徒生写信说：“我们两人对珍妮·林德持一种共同的看法，作为歌唱家她达到了我们时代的任何第一流艺术家所能达到的高度。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还未认识她的全部伟大之所在，同她谈起她的艺术时，你会对她的心胸开朗感到惊奇，你会见到她兴奋的笑容，同她谈起上帝，谈起宗教的神圣时，你会看到她那双天真的眼睛里噙着泪水。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她是伟大的，但她清白的一生更加伟大。”
秋天，她又一次到哥本哈根作了表演。她所扮演的“诺马”，每个姿势都可以作为雕塑家最美丽的模特儿，但人们觉得那些姿势并不是对着镜子琢磨出来的，而是出于一时的灵感。她在舞台上向观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个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天性纯真的女孩子，那高尚的天性渗透在她的每个动作中。而在家里，珍妮·林德却保有自己的个性：一种聪明的、孩子般的性情。她只想有一个快活的、平静的、安适的家。
安徒生在自传中写道：“对于我成为诗人，任何书，任何人都没有比珍妮·林德的影响更好、更崇高的了。……在我的经历中我幸运地发现，由于我对艺术和生活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便有更多的充沛的阳光射进了我的心田。”
安徒生来到德国的莱比锡，那里有一个富于诗意的夜晚和德国著名的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在等着他。一年前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将安徒生的四首歌词谱成曲子送给了他。歌唱家弗雷奇博士夫人以她富于感情的歌喉演唱了这些歌曲，使成千上万的听众为之陶醉。这次，她陪着舒曼举办了一个小小的欢乐宴会，使这个夜晚显得那么短促。
在德国各个城市，安徒生的朋友圈子在扩大。他在德累斯顿会见了许多老朋友，他们个个精神焕发，朝气蓬勃。他的老朋友——挪威画家达尔画的乘坐风帆顺着泡沫四溅的瀑布漂流而下的那幅画，神韵多么逼真，白桦树生长得恰似挪威山谷里的一样。老朋友——画家沃格尔斯坦还给安徒生画了肖像，以此向他表示敬意。这张肖像被收藏在最佳画像集中。老朋友——德累斯顿剧院经理卢蒂乔每天晚上都在经理包厢中为他提供一个席位。多么真诚的友谊啊！
安徒生去拜访著名画家雷特施，他们过去没见过面。这位画家住在一个普通的葡萄园中，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每逢他妻子的生日，他都送她一幅新画作为礼物，而且总是他的最佳作品。这些画已逐年累积成一本名贵的画集。在这些画中，有一幅《飞到埃及去》特别使安徒生感动。画的是一个万物都沉睡着的夜晚，圣母玛利亚、她丈夫约瑟和驮着他的那匹驴子都睡着了，惟独他们那长着一张天真的圆脸的孩子耶稣正神采奕奕地注视着大家。安徒生给这位画家讲了一个童话故事，因此也得到了一幅可爱的画——画面上一个美丽的少女藏在一个老妇人的面罩后面，正从面罩后面往外偷看。洋溢着永远年轻的青春的美。雷特施的画极富想像力，充满着美与和谐的气氛。
“对于这次在德国的短途旅行，我感到有一种语言不能表达的快乐，而且我逐渐相信在那里我不是陌生人。我的作品中的感情和对大自然的真实描写受到人们的尊重，不管词藻多么华丽和值得赞扬，不管这个世界上的明智的格言多么冠冕堂皇，但最不随时间而变化的、人们最能理解的仍然是感情和大自然。”后来安徒生在他的自传《我的一生的童话》中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