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办好新闻实习学校，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10多位新闻界朋友，就“新闻的教训”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卡塔赫纳《宇宙报》副社长门多萨·迪亚戈还对有趣的发言作了记录。
没有一种特定的方法，能用来辨认新闻在一件事上可供利用的材料。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围坐在摆满盖着蓝瓶盖水瓶的桌旁的记者说：“你感兴趣的东西，对别人来说也是感兴趣的。”
“在他那篇关于加拉加斯缺水的报道中出现的人物名字，是取自他住的楼房的看守。”加西亚·马尔克斯说。
“那么说，用桃汁代水修面不是真的啦？”一位与会者问加西亚·马尔克斯。
“那是一种隐喻。”加西亚·马尔克斯怀着一腔甚至要把自己的白上衣胀破的热情对他说。
这不是对新闻报道中有关虚构与严格现实关系的正式讨论，但它的作用却更大。
作为记者，你对记述的一件事可作取舍，对事件的要素可以进行忠实的再创作；你或者抓住事件的实质，利用一个隐喻，使事件既有核心，又更加紧凑。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一个记者能够描写一起惨案的绝望情形，又不历数伤亡数字、损失的大小或为战胜惨案将采取的对策。一个记者，可以觉察出这场悲剧的真实程度，通过隐喻，使它在读者心里活起来。这样可能更加感人，又未捏造事实。读者能知道悲剧是真实的，感到震惊。这种写法胜于那种利用空洞的数字，没有悲痛灵性的叙述。
“我确信，新闻是文学的一种，”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但在记者和表达职能之间有差距，所以我们投入很多时间来学习日益尖端的电脑。”
经过这次讨论，才一致确认，如果新闻界的主人们，既能在记者的才能上进行投资，又能在技术成就上投资，新闻事业就将焕发出青春朝气。
对马尔克斯来说，采访已成为一种讨厌的方式，他已成了向他过分热情提问的受害者，他向记者发起猛攻。
“我认为，一次好的采访，不应该提出3个以上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采访者以为，错过向面前的被采访者提出所有可提的问题，那将是一种浪费。于是，他们就问些蠢话。”加西亚·马尔克斯说。
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是：希望达到越短越有实质的采访，记者就越必须对面前的人物做好准备。
采访记者总是不时地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又写了什么书，其中哪本书是最重要的。
但另一个极端是，聪明的记者，对每个问题都加评述的记者，不给被采访者留有余地，那就只好极其简单地回答他。
把问题和答案事先想好的采访，是种少费事的捷径，也是懒人的武器。
有时，在一连串不停地提问后面隐藏着圈套。当一个记者往往正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谈论新闻实习学校时，下一个问题就怀着企图让他发表关于国家公共秩序的看法，又佯装着仍在谈论同一件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时会反击他。
当问题出格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会真的对他们说，这与他们正在谈的问题没任何关系。于是，立即中断谈话。
记者的这种手法是孩子气的，任何聪明的被采访者，不管他如何心不在焉，也不会上当。
还有种被一致认为是可恶的手法：当被采访者不注意时，他录音，采用某篇文章中有关的评论，看未经允许的纸片，偷走文件。
道德观已成为令人担心的大问题，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解决问题只有一个途径：立即根除这种不良现象，将道德观变成工作的强制因素。
尽管存在着上述问题，但也不能屏弃作为新闻体裁的采访，而是重新估价它，使它更具有生气，以便恢复它的真正实质，使它在烘托气氛和描写人物方面再呈现出一次高潮。
此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照片和标题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他确信形象有作为消息和消息要素自身的价值。记者经过深思熟虑，拍摄的人物、会议和事件是为了配合文章，不是用作见证物，或自身的故事因素。
“必须在报纸的版面上放进较大的照片。”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众人说。
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记者没有一种拓宽消息的视觉观，不用形象思考自己的工作。只有少数记者明白，他们希望借助照片支持什么，达到配合故事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要求摄影记者得到真正的消息。
标题也是一样，没有一个好的标题，就没有完整的消息。应该寻找有创造性的精当的标题，但是，若找不到这样的标题，最好选择意思明显的标题。
从40年前到今天，从今天再回到40年前，新闻犹如一条无形的绸带，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脑海里盘旋。
1955年，波哥大《旁观者报》委任他为欧洲常驻记者，他定居于罗马。曾先后到过法国、波兰、捷克、匈牙利和苏联，并在伦敦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195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挚友门多萨的帮助下，得以随哥伦比亚民乐团访问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后来他将访问时写的文章汇集成册，定名为《缺幕后的九十天》。
1959年，当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反帝、反独裁的革命取得胜利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被聘为古巴新政府的拉美社驻波哥大记者。1961年，他作为古巴拉美社的记者去纽约工作，担任拉美社纽约分社副社长兼常驻联合国记者。当时由于古巴革命刚胜利不久，敌视古巴革命的古巴流亡者，常在纽约威胁加西亚·马尔克斯，使他尝够了烂柿子和臭鸡蛋味道；为了自身安全，他工作的时候总是备有一根随手可用的铁棍。但是，当他正为拉美社孜孜不倦工作时，拉美社社长何塞·里卡多·玛塞蒂被撤职了，他因此愤然辞职。这一年的6月，他带着妻儿取道美国南方，到了墨西哥。当时他全身带的款项仅有一百美元，只好在墨西哥住了下来。漫长的记者生涯告一段落。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1年至1967年居住在墨西哥期间，从事文学、新闻和电影工作。他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文学创作成了他的首要任务，新闻退居了二线。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愧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有成就的记者。他曾为《宇宙报》、《先驱报》和哥伦比亚最重要的大报之一《旁观者报》采写新闻，报道国内外的消息；他为古巴国家通讯社拉美社忠心耿耿，忘我工作。他赞扬新闻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他正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而这本巨著的最重要最光辉的一页就是他从事多年的念念不忘的新闻。因为他这位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师是由新闻起家，是由记者一步一个脚印地登上辉煌壮丽的文学殿堂的。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站在如今这座高高的文学殿堂朝下张望，他望见自己的文学足迹是从新闻开始的，具体来说，他最初的创作欲望是由《旁观者报》的一条广告引发的。一天，正在波哥大国立大学阅览室里翻阅报纸的时候，他无意中读到一条广告消息：《旁观者报》准备为青年作者开辟文学创作之页，欢迎投稿。
加西亚·马尔克斯读完这条消息，喜不自禁。从小就受到文学修养颇高的外祖母的影响，由小学到中学和大学酷爱诗歌和小说的他，早就试着写诗作文，创作小说，正愁没有发表的阵地。如今有了施展文学才华的园地，何不投它几篇。他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试着写了一篇题目是《第三次辞职》的短篇小说，寄投出去。小说很快在《旁观者报》刊登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发表小说，当时是1947年，他刚满19岁。这激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热情，他一发不可收，一连发表十四个短篇小说。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1954年是决定他人生道路的最关键的年份。这一年，他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经过严肃的思索，决定要从事一项更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于是，他不顾家人的竭力反对，放弃了继续学习法律，成为名律师的初衷，毅然应聘去《旁观者报》担任采访记者。在报社里，他白天忙着为报纸写消息，作文章，夜晚来到自己的小天地，孜孜不倦地敲着打字机，进行自己偏爱的文学创作。他对自己的创作要求特别严格，打出的每一行文字都要求精益求精，宁愿少些，但要好些，这是他的创作规范。这种不成文的创作规范，他一直坚持到今天。
加西亚·马尔克斯最难忘记的是，《旁观者报》文学副刊主编萨拉梅亚·博尔达是哥伦比亚先锋派文学的创始人，正是这位声望颇高的作家引导他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从此，他在新闻的夹缝里开始了文学生涯。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愧是个善于深入生活、勤于写作的出色记者。他曾写过许多生动而有影响的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上面提到的《一个遇难者的故事》就是突出的一例。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的作品写完之后，我再也不去看它，但应该说《一个遇难者的故事》是我本人满意的作品之一，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译成中文，我感到高兴，希望中国读者也能喜欢它。”
一个遇难者的故事发生在1955年2月，15年后的1970年2月，当出版商要求把它印成书籍出版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正文的前面写了篇题为《写本故事的故事》的说明，对这部长篇通讯报道的内容、背景和因此招来的祸患作了介绍。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是位20岁的青年海员。当1955年2月哥伦比亚海军卡尔答斯号驱逐舰在加勒比海遇到风暴，他是落水的8位船员之一。他这位遇难者在海上坐在一条木筏上，在大海里随波逐流，10天后在哥伦比亚北部荒凉的海滩上出现时已经奄奄一息。
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采访他的任务后，和他进行了详细交谈。马尔克斯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一起呆了20天，每天交谈6小时。在交谈中，我一边作笔记，一边不时提出一些让他上套的问题来捕捉他叙述中的矛盾。终于，我们将他10天海上生活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情节紧凑、内容翔实的故事。作为作者，我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读者相信这篇报道。为此，我们商定，故事讲述用第一人称，并且署上他的名字。我们认为这一做法无可指责。就这样，我的名字第一次和这个故事连在一起了。”
但是，当贝拉斯科谈到军舰上装有冰箱、电视机、洗衣机之类的走私货后，触及了当时的独裁当局的神经，他们发表了一项庄严的声明，否认驱逐舰上装的是走私物品。紧接着便采取一系列疯狂的报复手段，包括企图加害加西亚·马尔克斯。《旁观者报》为了保护他，派他任驻欧洲记者。
两个星期过后，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的独裁当局下令查封了《旁观者报》。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这时，我开始在巴黎过流亡生活，缕缕乡愁使我觉得自己也像一只在大海上随波漂流的木筏。”
由于揭露哥伦比亚海军卡尔答斯号军舰走私活动而激怒统治当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被迫流亡巴黎，在那里整整过了两年乞丐似的生活。
在巴黎流亡中，他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种种写作的动机，试图去认识现实，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现实。于是，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我的流放并不是一个艰苦的煎熬。流放使我理解了其他的国家，而这对我的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得意之作、他写了9遍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正是他在巴黎过着乞丐似的生活时酝酿、构思、写成的。这部自1961年发表以来，引起拉美文学界关注并译成数种文字的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位内战时期立过战功的老上校的事。他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总是等待着附有支票的来信，但总是不见音讯。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的处境正与这位退伍上校一样，因为派他驻欧的《旁观者报》被本国独裁政府查封，断绝了他的生活来源。他在巴黎收不到报社的汇款，生活无着，处境狼狈不堪。他在写作时再也没有笑的心思，即使偶有笑容，也是像上校那样强装笑颜，以此来抵御饥寒交迫的威胁和应付频频追收房租的房东。读者在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尽管作者在许多场合使用了幽默、诙谐的笔触，但心情是十分忧郁而沉重的。正是上校这种面带笑容迎接死亡的个性，使这部作品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完全是按他的写作计划写的，在艺术成就上超过了后来出版的《百年孤独》，因此他说：“是我最好的小说。”
旅欧期间，加西亚·马尔克斯住在巴黎一家破旧旅馆的满是蜘蛛网的小阁楼里，阅读了许多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宝库，扩大了视野，由拉美走向了世界，又从世界的角度加深了对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认识。
这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虽已名震本国文坛，但在世界文坛上仍属无名小辈。经受磨难奋斗不息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应古巴拉美社的聘请，担任该社记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新闻是我的生命。”这的确是这位大作家的心声。他在1967年发表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之前，一直以新闻为己任，为本国报纸和外国新闻社当记者，写新闻。也许正是多年的记者生活，使他观察问题透彻，能一针见血，抓住问题的本质；也许正是记者更能深入生活，摸到社会的脉搏，诊断下药，使他对当代社会的各种矛盾有深刻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也许正是记者的职业需为民请命，打天下不平，他对美国的霸权政治，以强凌弱，看得一清二楚，他才在《百年孤独》和《家长的没落》等著作中，将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与拉美国家的反动寡头狼狈为奸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