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这种暗淡的人生观，无疑是从他的圣约派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但在他身上，宗教信条的主流已经枯竭。他们不接受上帝存在于世上万物之中的观念，而代之以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必须通过严峻的斗争去闯过逆境，而那冥冥之中的上帝则坐观和鉴定他们的种种努力。从这种把上帝看成对世界无能为力的观点出发，离不信上帝只是短短的一步之隔，几乎是怀疑一切了。上帝已经成了一个模模糊糊抽象的概念，但是“生活奋斗”却依然是十分现实的。而瓦特这一代人则通过他们自己获得的知识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以取代原来的神授地位，并以此来减轻自己的失落感。对科学的探索成为新的主流，于是，由于知识这一巨大动力的促进，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这样诞生了，瓦特的蒸汽机，则成为最有力的象征。绝非偶然的巧合，瓦特在几次极度悲观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一项新的发明，或者重新加紧他的发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把工作视为自己的惟一乐趣之外，就是和那些同他一样勤于思索的人谈论科学问题。
这种新动力的波及面甚广。由于交通的困难，伦敦当时还没有任何垄断集团，每个主要地方的中心，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圈子，正是由于这一点，瓦特的生涯才走上了一条幸运的道路。正是同格拉斯哥教授们那催人奋进的伙伴关系，才激励了瓦特去进行最初的蒸汽试验；当他迁居伯明翰之后，他成了在这些学术团体中最著名的“月亮社”的成员。关于瓦特的政治态度和“月亮社”的情况，留到下一节去专门介绍。
当瓦特最初与博尔顿合伙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欠佳，而且又没有资金，只有一身债务。在开始领到引擎专利税收入中应得的份额之前，他靠着博尔顿给他的一笔年薪生活，而这笔钱则是博尔顿从他另外一项生意中赚来的。具有戏剧性的变化是，1787年，正当引擎生意的成功得到了保证，引擎专利税收入正在源源不断而来时，这两位伙伴的处境却颠倒过来了。由于操劳过度而使健康状况明显下降的并不是多病的瓦特，反而倒是那位以其充沛的精力长期支撑他们俩的博尔顿。此外，当如今成了阔佬的瓦特，有能力按照塞缪尔·怀亚特的设计，在希思菲尔德为自己建造一所高级住宅的时候，他的合伙人却由于经济拮据的压力而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既然博尔顿在他们的合伙中占有2/3的股份，所以人们也许会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感到费解，但是必须记住，博尔顿和瓦特不同，他除了引擎生意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商业股份，并且在金融事务方面他一向是胆大敢为的，而瓦特则总是小心翼翼。在他们合伙的活跃时期，他大大地增加了自己所承诺的义务，例如，他曾在康沃尔的矿业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使引擎生意有利可图。这种措施对于引擎在康沃尔的销售，无疑是有帮助的，并因此使他本人和合伙人都能间接受益，但是这项投资的直接利润却不多，两者平衡起来，他本人可能还要赔钱。
这位不屈不挠的博尔顿，终于克服了困难。经过长期的休养后，他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恢复；他的偿付能力也有了起色，他的最新企业——在索荷建设的一家造币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种经济上的恢复是由于他自己个人的努力而取得的。瓦特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他的合伙人眼看就要在财政危机的汪洋大海中覆没时，不但没对这位曾经拯救过自己的恩人助一臂之力，反而还把自己的引擎专利税收入紧紧攥着不放，并稳稳当当地去进行投资。这一点固然会大伤博尔顿的感情，但也充分说明了他那高贵的品质，他从未指责过瓦特的忘恩负义，因而在他们之间也绝没有怀疑的裂痕存在。
虽然在1800年引擎的发明专利权期满之前，他们并未终止合伙，但实际上在他们各自的儿子于1794年10月被吸收入伙之后，博尔顿和瓦特便开始从积极参与的引擎生意中，逐渐退了出来。从那个时候起，这家企业的名字便改为“博尔顿和瓦特父子公司”。后来瓦特后妻生的小儿子格雷戈里·瓦特，也被接纳入伙。为了有助于过渡并弥补年轻一代的经验不足，最后把老练的威廉·默多克从康沃尔调了回来。他像往常那样令人信赖地接管了这家工厂的日常技术指导工作，并且在1795—1796年为引擎车间进行的大规模的扩建工程中，起了领导作用。这次扩建使得这家企业成了名副其实的引擎制造厂，而在瓦特比较活跃的岁月里，在索荷的实际产量却是非常有限的。在转向叙述对瓦特的引擎专利的非难以及他的暮年生活之前，应该更仔细地了解一下索荷的情况。因为有许多年那里一直是他活动的中心。它为其他的机械工程师们开辟了一条可以追随的新路，因为正是在那里和偏僻的康沃尔引擎机房里，瓦特及其助手们进行了无数次拼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而这些难关在别人看来则往往是不可逾越的。
4 月亮社
詹姆斯·瓦特是一名科技人员。他终生迷恋的是他所从事的技术事务；他博览群书，读的也是与他的专业有关的著作。在政治上，可以说他是一个门外汉。
从瓦特的家世传统来看，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都属于英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他们基本上是靠本事吃饭，也通过参与商务活动而使自己变为小有产者，在有了一定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之后，他们也没有放弃“升官发财”的机遇。尽管官职不大，也没有“官运亨通”，但却有助于巩固他们的乡绅地位。
瓦特的爷爷托马斯·瓦特，是为了躲避保皇党人的疯狂报复，才抛弃了他的学业，在年轻的时候便离开了他的故乡阿伯丁市，随着逃难的人群流浪到苏格兰西南部的小港口城镇卡茨代克。他像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在政治上是支持共和派、反对保皇党的。
瓦特的父亲老詹姆斯·瓦特，是在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才出生的，小时候跟着他父亲读了一些书，也跟着木工师傅学了一身手艺。到了而立之年，他便在格里诺克市独立开业，经营着一座木工造船作坊和船运贸易业务。他在仕途上似乎比他父亲略胜一筹，托马斯·瓦特只当过伦弗鲁郡（卡茨代尔和格里诺克两个小港口城市，当时都在它的辖区）的参议员；而老詹姆斯·瓦特则曾担任过格里诺克市的市参议员和市长等地方官职。英国当时的这类“芝麻官”，大多属于被乡绅们推选出来的公职人员，一般说来，他们只有按章办事的义务，没有谋取私利的实权。老詹姆斯为人厚道，处事公正，并不善于钻营。他的一生虽曾混迹官场，但基本上是生意人的一生。
到了小詹姆斯·瓦特出生的时候，英国已经改朝换代多年了。总和资产阶级政治集团作对的斯图亚特王朝，在经过多次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之后，终于和平地结束了它的统治地位，开始了一个能与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合作的汉诺威王朝时代。这个王朝的国君们虽然名义上仍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却是徒有虚名，国家的统治实权完全操纵在资产阶级政党手里，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一直维持至今的道理。
不过，任何统治集团都是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斯图亚特王朝结束之后，这个王朝的王子王孙们仍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企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宝座。首先是詹姆斯二世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在法国集聚了一批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先后于1715年和1719年发动了两次叛乱，企图夺取王位。值得庆幸的是，这两次里应外合的武装复辟叛乱，都很快便被平息了下去。接着，詹姆斯二世的孙子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又在国外纠集了一批旧王党势力，于1745年7月在苏格兰登陆之后，很快便扩大了队伍，并且攻占了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同年11月，他曾率领5500多人进攻英格兰。直到第二年4月，这支叛军才被新王朝的军队彻底打垮。
瓦特当时是个10岁的孩子，亲眼看到了王军和叛军在他的家乡格里诺克的战斗情况。在打退了叛军之后，由于谣传说查尔斯·爱德华亲王在格里诺克登陆并隐藏在这一带，所以，王军曾进行过一次挨门挨户的大搜查。结果是没有把这个叛乱首领捉到，他在苏格兰詹姆斯党人的掩护下躲藏了几个月，最后于1746年9月乘船逃回法国。毫无疑问，那些留在英国的詹姆斯党人，后来遭到了王军的残酷镇压。十多年后，当詹姆斯·瓦特作为一名测量人员在旧王朝的大本营——苏格兰北部山区工作时，仍可以看到当年由于参加叛乱而惨遭镇压留下的后果，例如人口减少、房屋被毁及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和绝望情绪等。
瓦特所亲眼看到的这些情况，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生性胆小怕事的瓦特，很早就认为政治是可怕的，战争更是残酷的。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取得战争中的胜利，政府和那些政客们可以不择手段。他在伦敦学徒期间经历的抓壮丁场面，难道不正是当时的王国政府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吗！他们把人抓去送到前线当炮灰，为的是同法国争夺海外殖民地，这里又有什么公理和正义可言呢！
瓦特决心远离政治，潜心于他所心爱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工作。瓦特最不愿干的事是同政界人士打交道。但是，为了专利权申请和打官司，又不得不向那些傲慢的议员和法官讨好。也许是因为他对政治有一种出自内心的厌恶感，所以直到在他的晚年功成名就的时候，当局准备封他为利物浦勋爵的准男爵勋位，这在别人眼里是一项求之不得的殊荣，而他却一口拒绝。在英国只要有了这种勋爵身份，就算有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当今英国上议院的全体议员，就是由国君封赐的全体勋爵组成的，所以又叫贵族院。而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下议院议员，则称为平民院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