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先生在一首诗中说，假如我是一只小鸟，我也要用嘶哑的声音，歌唱这暴风雨袭击的土地。我就经常想不通，既然己经是暴风雨了，一只小鸟就是叫破了嗓子，鬼才听得见。如果是一只老鸟，那个嗓门就有点可观，有点深沉，有点酷了。那苍桑感，与艾青诗中那种悲沧的境界也和谐。但是，一旦艾青不写小鸟，而写假如我是一只老鸟，那肯定要遭到人们的攻击了。
这很令我反感，为什么要这样歧视老鸟？为什么一叫老鸟，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雅的联想，思想像坐了火箭似的，窜到人们不愿意用文字写出来的地方去？小鸟引起的的联想，其实部位是同样的，可就是比较可爱，文雅，而且还有一点诗意？艾青先生把它往诗里一写，人们就停止了往这个方面去联想。这实是一种年龄歧视。青年人、中年人、小孩子，包括老年人自己，也随着大流，在潜意识里自己糟塌自己。
不管什么东西，和小字一联系起来，就成了珍珠，同样是一徐娘，不管是否风韵犹存，你可以把她说成小女人，就多少带点同情、甚至怜香借玉意思。可是，一旦说成老女人，就像股市狂泻般贬值了。
人们就是这样变得虚伪的，明明脸上开始出现皱纹，可以夹苍蝇了，却不敢按照汉语的规范，称之为老姐，那些比猪八戒还好色的家伙，还是满脸笑得绉成个荷包，以小姐称之。因为小4H是偾钱的，小蜜就值得更多。一旦变成了老蜜，就等于是公开宣介，尺g珠芮，成了处理品了。
连孩子都是小的为好，一旦成为老孩子，就有点尴尬了。同样是一个青年，人家叫你小青年是亲热，如果叫你老青年，就有点拿你开涮了。连鬼都是小的好，一旦成为老鬼，尤其是老色鬼，那可真是在道德形象上，永世不得翻身了。
一提到老字，一连串贬义词就接踵而来：老气横秋、老谋深算、老羞成怒、老奸巨猾、老生常谈、老而不死、老古董、老菜帮子、老瓢子、水浒传上把那帮潘金莲毒死武大郎的王婆叫做老咬虫，等等，一个个带着马王堆出土的味道，加上我们祖宗造字的时候，为什么要对老年人这么刻薄，也许是苍颉先生在造字的时候，年纪正轻，还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活到老咬虫的年纪？
其实老谋深算，有什么不好？难道一定要少不更世，嘴上没毛，下已溜光，就像契柯夫说的，光得像脚后跟，才伟大？漂亮当然是漂亮罗，但是办事不牢。连撒个谎也脸红得像猴子屁股似的，不要说做生意，就是谈恋爱，也准是谈一个栽一个，见了三陪女都以为是朱丽叶，不染上爱滋病才怪。殊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不在半夜里也把算盘放在被窝里敲敲打打，你想发财，发个鬼罢，您哪！不弄通这一点，你就不懂得人生：昧，普天之下，什么是好东西？不要像一个年青诗人所写：女人是个好东西。他说的是小女人是个好东西。须知，老谋深算、老羞成怒、老气横秋、老奸巨滑才是好东西。没有老奸巨滑，没有老谋深算，一系列的谋略，你的小姐，就会成为别人的老婆。不要心里嘀咕，又来了，老气横秋！老气横秋不可怕，你们这帮子毛头小伙子，黄毛丫头，少气横春才祸国殃民。
不要以为我们这些老瓢子、老菜帮子罗苏，没有话找话说，老也fr老的含金量。感谢曹操，他发明了一个说法，叫做：老骥伏枥我这里加上一个：叫做，老马识途。用老百忭的话说，就叫做姜是老的辣，甘蔗是老头甜。酒是老的贵、准道鸟就不是老的好？早在《尚书》上，就记载着周公的名言人唯旧，器唯新，就是说，朋友老的好，只有不是人的东西才是年纪小的好。
信不信，由你；说不说，由我。对有些小顽固，说了也白说，可是，我还是要说，不说白不说。有一句古话，作为临别赠言：
不听老鸟言，性命在眼前。
偷论林黛玉能不能做太太
几个男生在一起议论《红楼梦》，谈话是极端秘密的，不过，由于时间和空间上距离当下已经比较遥远，像美国国务院的文件一样过了解密期，现隐去姓名，作为世纪精神档案，特此公布：
A：都说林黛玉在《红楼梦》中，是第一可爱的女孩子，好像是，如果要像在香港选港姐一样，在《红楼梦》中选红姐，就只能选她。在曹雪芹看来，她是最可爱的、最漂亮、最有心眼儿、最聪明，做起诗来也比贾宝玉、薛宝钗还棒。
这种人有什么可爱？我就弄不明白。她漂亮个屁！明明是肺结核晚期，又加上胃炎，还可能是萎缩性的，随时都可能转化成胃癌，那腮帮子上的桃色正是结核菌大举进攻的病态，说明肺结核正在活动期，根本就不宜结婚，和这样的人不要说同床共枕，就是耳鬓厮磨，也可能被传染，贾宝玉当时因为没有现代科学常识才和她厮混。
B：这一点，我不敢苟同。这是因为，她的病是心理和生理双重性的。她心情一直很痛苦，所以肺病严重了。只要和贾宝玉顺利成亲，心境立马舒畅，心病和肺病一齐不治而愈。我担心的是，她身体这么弱，是否适合生孩子。硬让她冒险怀孕，也许就难产了，弄不好，就丢了她一条小命。花好月圆，有情人皆成眷属，反而促使悲剧加速进行，贾家的接班人的危机更加恶化。
《红褛梦》中万般折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贾府的接班人危机，所有的男性接班人的在才能上和心灵上都腐败了，只有贾宝玉是个例外，可思想上却是个叛逆。如果连他都没有后代，贾府就会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现实主义小说的通用办法就是把人物放到某种极端情境中去逼出极端的心态来（例如《水济传》里的逼上梁山）。鲁迅说，贾府上的焦大不爰林妹妹，那是在正常情境下。到了极端情境，就不一定，苏联作家拉甫涅列夫的《第四十一》就是把一个极端仇恨反革命白军的红军女战士和她负责看管的白军官俘虏弄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结果这两个本来誓不两立的人，就恋爱起来了。设想一下，发生了一种没顶之灾，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精神的，只剩下林黛玉和焦大在一片废墟上，林黛玉要吃要喝，只能依靠焦大，她那些小脾气，发作起来，只能迫使焦大报以老拳；晚上还不能不和焦大一起睡觉。除了焦大以外，谁能给她一个茅草棚子，一个窝窝头呢？在如此这般的灾难之后，如果只剩下贾宝玉和傻大姐，来到一个荒岛上，贾宝玉同样别无选择，只能和傻大姐一个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这样，不但生命能够维持，而且还能延续了。从根本上来说，接班人的危机也可以缓解了。《红楼梦》的主题也就可以完成了。
A：不过，你的这种说法，都是空想。林黛玉这种角色，作为文学形象，远距离欣赏欣赏，还不错，要在生活里真正遇上了，跟她谈恋爱，绝对是个大灾难，比女权主义还可怕。她越是迷上你，那就意味着一天到晚挖空心思来折腾你，怀疑你，挑剔你，试探你，一分钟也不让你安生。你想想吧，贾宝玉的脾气算是一流的了，可是，林黛玉总是把一切可以缠绵绯侧的机遇变成灵魂的煎熬，把个贾宝玉折腾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简直是个女性希特勒。翻过来，复过去，终于逼得贾宝玉把真话都说出来了，这本是她所期盼的，可是她却又大哭大闹起来。这样的白虎星，就是送上门来，也绝对不能要。《红楼梦》里的小姐，要是让我选对象，我把她排在最后一名。
B：那第一名是谁呢？
A：我想，薛宝钗应该是红姐冠军。每逢有什么小矛盾，引起有些地方在冒烟，在林黛玉，总是把它变成爆炸的前奏，而一到了薛宝钗那里，就是火药的引线已经咝咝作响了，她总是有办法让它平静地熄灭，她以她的宽宏大度，所谓宰相肚子能撑船，让人家下台，还不让人家没有任何尴尬的感觉，当然自己也轻松过关。娶这样的人做老婆，家庭里永远是琴瑟友之，相敬如宾，不会演出全武行。就是男人有了外遇，她也有西方民主元首的宽容；要是林黛玉，那还了得！非闹得个鱼死网破不成。我不同意中国古话：女人是祸水。应该说，像林黛玉这样的女人才是涡水。而像薛宝钗这样的女孩子才是幸福泉。身体又健康，生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传种接代，绝对有保障。丈夫有了小蜜，又能保护丈夫的名誉。这样的大令（darling），比之那些女权主义者，女性希特勒，是金子。
B：你这样说，林黛玉就一钱不值了？你总得给她一个出路。
A：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把他送给曹雪芹做太太。曹先生不是最崇拜她吗？就让他们去花好月圆罢。
B：我看，也不一定有好下场。曹雪芹家里很穷。为了写小说斥得举家食粥酒常赊，她能受是了那个苦吗？就妃她能承、得了，曹雪芹也受不了那个医药费。
我看让她去傍一个大款，凭她的几分姿色，还是：丫几个钱的。混一点医疗费、化装费、车马费，还是绰绰有余的。
B：A是她的特长是谈恋爱，而大款们对待女性的取舍却是免谈恋爱为特点的。比如说克林顿，他就以满足一时的兴奋就够了；可是离开了谈恋爱，林黛玉就失业了。在我看来，林黛玉需要的是一个聪明的策划，把她好好包装一下。她的名人效应至少不会比刘晓庆差，就是赵薇也无法和她比。刘晓庆己经是半老徐娘了，赵薇虽然还年青，可是多则二十年，少则十年，她的脸皮的松垮的程度，也就和刘晓庆差不多了，而林黛玉从曹雪芹把她写出来以后，几百年下来一直没有超过十八岁。这种永葆青春之奥秘才是化装品广告最大的轰动效应。
A：依你说来，林黛玉的当务之急，是开一个化装品广告公司，赶紧发行股票？
B：除此之外，还要申请林黛玉的专利，从姓名权到肖像权，全部保留。这样一来，她不但自己有了医疗经费，自己也就成了大款，没有任何必要像今天的一些小女子那样去傍大款。弄得大款、小款纷纷来傍她，这个世界才精彩。
论阿拉
——献给二十一世纪的新上海
上海话中的阿拉，是个方言词，但是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尽人皆知、无人不晓，似乎应该叫做全民语词才对，但是，它的命运没有四川话中的搞那么风光，永远处于方言的另这个第一人称代词，听起来就古怪。伟大汉语几乎所有的单纹人称代词，不管是我还是你，吾还是汝，余还是渠，己还是彼，都是单音的，体现了汉民族的话语节俭的光辉传统。也许，上海人的自我意识特别强，别的人称无所谓，自己的称谓，音节可妃要双料的。
第一人称单数的人称代词，几乎全世界的语言都是很节约的，英语的我是爰，俄语的我是爷（用上海话念：雅），法语的我坫邪，都是一个音节。用两个音节称呼自己，咋一听，令人想到日本话，日本话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音节特别长：滑头哥洗袜（用柏杨先生的反问法：为什么不是黄毛丫补鞋）起码浪费了四个音节。上海人毕竟是上海人，精明严谨，连讲话都戒绝挥霍，在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间，用儒家的致中和的原则，一个音不够，五个音节太多，两音节正好。
美中不足，阿拉至今还没法用两个都有意思的汉字写出来，只能暂时和疙瘩耷拉等等忍受同等待遇，随便找个声音相近的字，写下来再说。外地人、外国人听起来怪，无所谓，地地道道的上海风味，意蕴无穷，耐人寻味，才是真的。
阿拉的意思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我，只能说大致，上海话中还有一个用读书音读出来的我（叩0），完全等于普通话中的我。阿拉比我，要丰富得多，神气得多、一个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到了小城市，要是说，我（ngo）是上海人，神态一定是很谦恭的，没有一点大城市人的架子。要是他说阿拉上海人，就有点神气活现。如果他身边正好有一个关西大汉，用极具乡土气的语音说广俺是陕西人，有了这个对比，那阿拉的声母和韵母中间就平空添了优越感，这不是说，上海人天生就傲气。在上海话中，还有一个与阿拉差不多的口语叫做我尼，我尼相当于我们，而阿拉也代表第一人称的复数，和英语中的we差不多。说我尼上海人和阿拉上海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说阿拉上海人，是居高临下的，是把对方排除在外的，而我尼上海人，则是把对方团结进来的。
五六十年代，是上海人的神态最为昂扬的时候，工资是全国最高的，副食品供应是全国最丰富的，粮票、油票、糖票、香烟、肥皂票、布票定量是全国最多的，的确良票也曾经是全国一花独放的。拥有被称为金户口的上海户口，就意味着高人一等。连带上海话腔调的普通话，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不过，老上海是谦虚的，上海工人老师傅支援外地，不太喜欢说阿拉上海人，而喜欢说我尼上海人。明明知道对方不是上海人，也把统一战线扩大，把对方包括到我尼中去。充分表明：上海人对《共产党宣言》中的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和中国传统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一视同仁，同样落实到口头上。
到了浩劫期间，上海的知青到穷乡僻壤去修理地球的时候，阿拉光彩顿夫。盾清目秀，皮肤白嫩，算不得什么自豪的资本。过春节，捧着江西老乡送来的年糕，只有眼泪两包，再提什么阿拉上海人，自己都觉得不三不四。心里充满落难公子的凄凉。这时，上海人不管在什么场合说阿拉，旁听的农民再也没有王胡、小。听阿Q说城里风景时那种肃然起敬的神色。相反，每逢提到有些人穷志短的、不检点的行为，例如，把房东家的猪尾巴偷偷割去煮汤，在猪的冤屈的喊叫声中，农民嘴巴一噘：还不是都那些阿拉干的。
在这种遭遇成为历史以后，阿拉回到了上海，意气风发了好一阵子。可惜，好景不长，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阿拉大鹅变成了丑小鸭。
广东话突然神气起来丫电视台妖艳的女主持人带着广东拖腔的普通话己成为时髦过去上海人嘲笑广东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讲官话叫是现在，怎么说呢？阿拉口袋不如广东人鼓，阿拉，力就失去了灵气。阿拉不得不把优越感暂时藏起来，胸怀祖j放眼世界：原来人家早就把广东话变成了香港的普通话。14在旧金山，除了英语以外，不得不学一点广东话；阿拉6卩约的唐人街，不得不学最土的老保姆的福州话，去和投资商打交道；而到了曼谷，又不得学一点潮州话，去和银行家打交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阿拉并没有花三十年，仅仅是九十年代，十年左右，上海恢复青春，阿拉，阿拉，阿拉，自豪、自尊、自得、自在、自信的意气，和崛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一样，又成仰望的对象，比之五六十年代那些粮票、布票的优越感，如今可是洋气得多了。打工者、冒险家、洋人、土人、各式人等，上海的崛起的大厦群中，每天都有争夺市场份额的群英会。
广东小姐，也会阿拉几下了，不过貌合神离，广东风味十足，美国经理也阿拉、发音那么准，是当年从希特勒魔爪下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的后代吗？但是，日本老板，明明是当年北四川路上日本书店老板的传人，发音怎么那么差，但是能把阿拉两字写得比中国人还好，就不能小瞧人家。只有俄罗斯的小姐不行，竟把娘希匹当成了上海话。
在21世纪的门槛上，阿拉崛起了，阿拉在迎接四面八方的仰望的目光，在他的眼神中，凝聚了广东人的务实，福建人的冒险，香港人的精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