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解救的办法，你把钱财拿出来，主动送给穷人。金子、银子各一锭，用托盘里托着，请收下罢。这就叫做仗义疏财。有钱是不义的，如果把钱主动送给穷人，就是义士了。所以在梁山泊，108个英雄义士，宋江以全票当选大字第一号义士，天下英雄一见到他莫不纳头便拜。我国古典小说中，英雄崇拜之风，以此为最；无条件的个人崇拜，于此最为典型。这位宋江先生，外号及时雨。在农业社会，这样的恩泽恐怕连最英明的皇帝都要向上天祈求的。也许正因为此，虽然他既没有武艺，又没有智谋，却稳坐第一把交椅。
义士必须是财主，没有钱的穷光蛋就没有希望当义士了吗？有的。那就是用武力去抢劫，这叫做劫富济贫。这也叫义士，不过是第二等的。有了这两类义士，就天下太平了；在《水浒传》上，叫做杀尽不平方太平。
这里隐藏着我们民族很深刻的理想，就是追求平等。怎么才能平等呢？全世界的大圣大贤、先哲先知千百年来一直都在伤脑筋的事。我们的圣人认为最大的隐患是不平均，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一个人饿得要死，很痛苦，大家一起饿得肚皮贴着后脊梁，只有出的气，没有人的气，就开心了，即使翘辫子，也是古典的安乐死。汉语中，总是把穷与苦联系在一起，穷苦，穷苦，这是成见。如果大家一起穷，就不苦了。不是也有一个词吗？叫做穷开心。穷开心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让他冒尖，谁冒尖，我就痛苦。冒尖当然好，最好是大家都冒尖。套用己故作家王小波的说法，这个难度太大了，十个指头有长短，你想让所有的指头都像中指一样长，那有多么艰巨。可是要让所有手指像大姆指一样短，那就很简单，拿把刀来，没有刀，拿把锯子也成。不用费多大劲，就大家一起进人了平等的理想世界。
多少年来，我们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从北宋的王小波的均贫富到晚淸的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所做的都是一件事，就是只许大家都穷下去，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富起来的，就让他穷下去，和最穷的一样穷。所以在明朝李自成造反的时候，农民就唱了吃他娘，穿他娘！按太平天国的法律，私藏一两金子，是要杀头的。所以，这个极乐世界如果有一千条好处，可是有一条坏处，就是不能改变贫穷带来的痛苦的感觉。1947年，我们家搬到上海市郊区青浦，看见门前一片瓦砾，父亲问房东，回答是洪杨事变留下的。我是个崇拜英雄义士的人，可是那堆瓦砾无论如何不能给我崇拜的感情。
直到新时期，我们才从梦中醒来，让大家共同贫穷（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共同富裕）是平均主义的空想，按毛泽东的《矛盾论》，绝对平均、平衡应该是一种形而上学，按马克思主义，平均主义连同农民都是反动的。我们从形而上学的乌托邦中解放出来以后，才恢复了起码的常识，不可能让大家一齐都富裕起来，正等于不能让十个指头一样长。还是耐心一点、自然一点，让长的更长，短才可能往长里长。在经济学上一个简单的原理，生产是要扩大的，资金是要积累的。用仗义疏财和杀富济贫的办法，不利于资金积累，当然也就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用上千年的功夫，我们才体会到一条真理，那就是用让富人变穷的办法并不能使穷人变富。这话虽然是里根1992年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说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人废言。
财富不是龌龊的，它虽然为个人所有，但是功能来说，同时也是社会的。只有富人更富了，才会投资；穷人才有机会就业，就业了才能变富，用马克思的经济学来说，从绝对贫困上升到相对贫困。有钱使得鬼推磨，意思是金钱是万恶之源。如果去掉反面的意思，从正面理解，有钱使得机器推磨，有什么不好呢？总比人和鬼一起穷得没有力气推磨好一点罢。
五十年代初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说，资本家先生，你剥削我一下吧，你剥削我一下，我就舒服了，不剥削我，我就不舒服了。文革期间把这批判为剥削有功论，当然是屁股朝天看问题的结果。其实，当前最应该批判的是绝对平均有罪论。
财富不是罪恶，本来，我们的老祖宗，对财这个字并没有成见。不过一边是贝，也就贝壳，也就货币。另一边的才一般说是表示声音的。但是我却觉得，同时也是表示意义的，持有货币的人，就是有才的人，对于社会来说，可能是相当重要的一种才气——以财生财的才气。
我们民族，很讲究义气，但是义气和才气相比，就是贬低财气，总是把它和花天酒地（酒色财气）联系在一起。
其实，没有财气，哪来义气，仗义疏财又怎么可能呢？
我的意思是，义气和财气是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用俗话说，也就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五十年代中学生活之最
——献给母校江苏省昆山中学
最为意外的事——家庭突遭打击，经济困难，不打算升学。最理想的是，当一名新华书店的营业员，已经联系好了，只要填表即成。但是，学校宣布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须要人才，初中生全部升学。不经升学考试，分配到昆山中学报到。既不要学费，又给助学金。
最兴奋的事——在操场上第一次看到拖拉机，虽然和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上康拜因式（联合）收割机不一样：却奔走相告。
最昂贵的食品——凹糟馆面条，每碗五角，每日只卖五十碗。整整三年，不敢冒破产的风险，未能下狠心尝上一碗。
最为美味而价廉的小吃——围墙外一个老太婆卖的牺蛋——煮熟的、孵化失败的鸡蛋，剥开蛋壳，小鸡还没有完全成形，有的只有一个头，长着稀稀拉拉的细毛；有的只有一只翅膀，有的屁股部分还只是蛋黄。
最为敬爱的老师——任英语课之刘铁。他给我打下了英语基础，使我这个在大学学俄语的，在1988年通过国家教委的英语熟练考试（EPT）得以出国讲学。
最为赞赏的老师——任化学课程的包彭林。因为他的神奇教学法，使我这个文科大学毕业生，在64岁生日的今天，仍然能够流利地背得出化学元素周期表和元素置换次序表。
最严厉的老师——担任数学课的严大中，语言精炼到没有任何一句废话；从来不笑，但是，令人有亲近之感。
最为独到的发现——有三位中年老师不约而同地把解放前的西装改为中山装——文革期间改称为毛泽东服。
最为惶惑的事——两位女教师的相片出现在照相馆，教导主任在大会上严加批评。
最有趣的老师——任历史课的刘恩同，他伟大发明是，年代记忆法。例如，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年代是：1——789。听一次就终生难忘。他的苏州口音，把八发成BO。每逢周六，匆匆乘火车赶回苏州家中，过他的周七，周八（BO）归来。周九上课，神采奕奕；否则，星期七、八、九日神情黯然。
最不敢承认的心里话——有个女同学很漂亮，无与伦比：自从有此发现以后，对她说话尽量简短。
最为不幸的是——这位美丽的女同学因为走读，要做家务，成绩不好，意外地留了级，竟不敢去看她，仅仅因为她很美丽。
最矛盾的是一个同学的家竟然和厕所同在一个围墙里，而他家的五香豆仍然很香。
最不可思议的是——有一个同班同学居然结了婚，当了爸爸。
最有趣的发现一个女同学公然盯着一个男同学，看呆了，被我们发现，她仍然痴迷不已。
最秘密的议论——林黛玉只能做朋友，娶老婆要还是要薛宝钗。
最开心的事——放假前的一天，乘女同学未到，把菜端到角落里，几个死党，一啖而光，以报复她们平日分菜的不公。
最难忘的是——在马鞍山塔下的营火会上，萌发了献身真理的浪漫精神。如果有一天，被敌人拷打，就是烙铁烙在胸脯上，冒出烟来，也不哼一声。
最害怕的老师——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从略。有同学被他叫到办公室去训话，我幸灾乐祸，问他：吃大菜（西餐）味道如何？。
最不应该忽略的——县文化馆：每星期天尽量争取时间去读一份叫做学习（初级版）的理论杂志：日后的理论修养，其最初的台阶，从这里开始。
最奇怪的是——不太热衷看苏联电影，喜欢听书，尤其是星期天的会书——几个说书艺人，相继表演拿手好戏，而且在开头的时候，往往互相调侃。
最苦恼的事——额头的侧面发现青春痘；用头发遮也无效。
最自得的事——对着镜子研究自己的长相，觉得应该属于超一流，尤其是戴上眼镜。
最有意思的回忆——误以为自己生了肺病，给毛主席写信求助。
最大的特长——结合生物学课程知识给女同学起绰号，如，乌克兰大白猪之类。
最不好意思的事——偷偷地看《金瓶梅》，直到脖子发烫，出于共青团员的良知，只看了一半，把书还给了一个对此书内容一无所知的乡下同学。
最得意的事——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被同学称做高尔基。
最可笑的记忆一个男同学向一位女同学偷偷表示爱慕，在团支部做检讨；女同学发表长篇的、义正词严的讲话，声讨其资产阶级幸福观。
最热爱的课程——英语及其它几乎全部课程；当时特有的苏联式的课程——机械制图是例外。
最幼稚的事——某位上海同学老是对于苏联式的数学课本表示太浅，比49年前美国式的数学课本差得太远，他不屑一顾的神态，使我顿觉矮小，从此对他肃然起敬。
最难忘的笑话——在中苏友好月的讨论会上，一位同学批判美国生活方式，说，我们不能像美国女人那样穿玻璃裤子。
最大的发明——机械制图抄袭法，把同学画好的图纸上的交叉点和圆心用大头针刺到自己的图纸上，将曲线和直线连接起来，节省了大量的生命，用来阅读苏联小说。
最危险的事故——体育考试，八百米长跑，未到终点，一头栽倒，口吐白沫。仰面朝天，以为是要死了，看到蓝天上白云飘飘。想到许多革命烈士，中弹以后大约也看到这样的蓝天和白云，觉得非常幸福。
最精彩的记忆走在通向新校舍的古桥上：大叫一声：
阿拉，高中两——年级哉！
最大胆的自创格言——我每天大笑三次。
最大的愿望——愿天下人有三次16岁，第一次是草稿，第身在福建，最爱听的话——全世界五百家大企业，福建来了三十家，而昆山一个县级市就有二十家。
最想喊的口号——全世界中学生团结起来，向刘铁老师、包彭林老师和严大中老师和刘恩同老师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