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泉州
1961年五月之前，泉州对于我几乎就是一个谜。
在北大中文系办公室，总支组织干事对我说，成立了一所华侨大学，要求北大支援一批骨干，你在业务上和政治上都是很强的，就派了你去。从反右斗争以来，我就背上了相当沉重的精神包袱。只差一口气就要当右派的人，做什么都比别人低一等。能在北大中文系呆上一年已经是够走运的了。有什么边远的地方，觉悟比我高的就是写了血书也不批准，我等边缘分子，即使怀着破帽遮颜的悲哀，也要做出豪壮的姿态踊跃奔赴。但是，把骨干这样庄严的词语用到我的头上，反而引起我大逆不道的失落感。但是，支援边远地区的光荣，即使是虚假的，也总比公然宣判下放要好看一点。
这么复杂的想法，在当时，只是百分之一秒的闪念，好在长期自我压抑的心理惯性帮助我把这可怕的一闪念成功地消灭了。我豪迈地表示服从组织调动虽然如此，我还是压抑不住一种强烈的愿望想知道华侨大学在什么地方。这毕竟关系到我未来在什么样的自然、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生活。但是，在奔赴远方之前，考虑的不是如何献身，而是生活条件，是可耻的。我暗暗折腾良久，仍然羞于出口。想起自己写过诗哪里的草不绿，哪里的鸟不飞，那里就是我该奔赴的地方，有一种惭愧之感。但是，走到门口的时候，一种更加强大的冲动，征服了我，我懦慑着，问：华侨大学在什么地方。话一出口，就后悔了，会不会有失体统？我的脸红得发烫。
她木然地说：不知道。你就先到福州去报到好了。
她简短地回答，而没有追求我的动机，让我产生一种感恩的解脱。
许多年以后，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当时是太善良了，居然看不出她的虚弱。调动一个干部绝并不是一个小小的总支干事能够决定的，肯定要经过领导认真研究。城市的大小表明着生活供应的档次和政治上受信任的程度，哪有连这一点都不考虑的道理。
当时，我还没有今天这样狡诈。
我在天安门前做了好几种豪迈的姿态，让好朋友给照了几张相，挥一挥手就登上了火车。
这时我才深深感到内心骚动着强烈的愿望：我是要回来的，但是，我决不会像那些没出息的家伙，千方百计调动回来，仅仅为了享受首都居民的荣誉和物资供应。我重返之时，胸前应该戴着劳动模范的红花。
中国的大学名称，除了像清华、复旦这样全国着名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以所在地名来命名的。可这个华侨大学却是既没有名声，也没有地方名称作为索引。我问了不少同车的旅客，都困惑地摇头。
好不叫我牵肠挂肚。
车子过了上海，终有一个旅客非常激动地告诉我：这所大学在泉州，泉州市。泉水的泉……他滔滔不绝。
我生平还是第一次听到泉州这个地名。
本来，福建在我心目就是一片蛮荒之地。1955年，一个同学考取厦门大学。当时，福建还没有铁路。他从上海乘火车到江西上饶，改乘汽车到南平，转乘轮船到福州，再从福州乘汽车到厦门。折腾了整整一个星期。在一些把上海看成天堂的上海人看来，到福建无异于林冲充军到沧州牢城营。
当我问他泉州在哪里，他大为惊讶，怎么，连泉州都不知道！我说，我生平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个地名。他简直是气愤起来，露出蔑视的神情。
我问：泉州有多大？
他说很大。
我说广究竟有多大？
他用手比划了一番，我不得要领。他急得团团转。
有没有北京那么大？
那，那要小一点。
比上海呢？
那，也，也，也要小一点。
当时正经过杭州。我问，那么，比杭州呢？
他兴奋起来那可是大，大，大多了。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一个比之杭州还要大的城市，我这个志在四海的革命青年居然一无所知，实在是不胜惭愧。
他滔滔不绝他讲起了清源山、开元寺、清真寺。郑成功……充满了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布道者的虔诚。
他的普通话说得稀奇古怪，词语中有许多入声的闭塞韵尾，给人一种时时要断气之感。捉摸着他那不可动摇的神气，我断定他就是泉州人，显然以泉州人而自豪。如果有可能，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改成下有泉漳，即使冒大下之大不韪，他也义不容辞。
到了泉州，才知道泉州人之土，可以说达到了掉渣的程度。明明是中山装，却要在领口上拉出一条，还要钉上两粒按钮。把脖子像绑腿一样包个密不透风。
终于找了一个星期天，到那唯一可以称之为大街的中山路上走了一趟，泉州之小和泉州人热爱乡土的气魄之大，两者之间的反差，对我想像力的开拓，大有好处。
满街都是公式化的骑楼，而那柱子，一律都漆成红色，却不鲜亮，近似猪肝的颜色，斑烂驳蚀，像老式救火会。令人想起《三国》上火烧连营七百里。很可惜，诸葛亮和陆逊的血肉和骨头都己化为肥料，那坟上的草木也腐烂过上千回了。我忍不住狠毒地联想：要真的让他们来把泉州烧上一回，倒是不错。至少，我可以不用再听泉州人讲大话了。
那土里土气的泉州话，能算是中国的方言？我走南闯北，宁波话、苏州话、四川话。甚至云南话都听过，哪怕是第一次接触，我都能无师自通。哪有这样诘倔聱耳的？泉州人讲话那声嘶力竭的样子，好像是有一个鬼在卡着他的脖子，另一个鬼在往他嘴巴里洒辣椒粉，他的舌头就在口腔里像蛇信子一样乱扭。哪里比得上我中学里苏州女同学、杭州女教师，就是发火了，也是抑扬顿挫，阴阳上去，流利回旋，攸扬宛转，像小巷里的琵琶，空山中的鸟语。
为什么要把男人叫做打捕，女人叫做茶窝？
这完全是对祖国语言的亵渎！
但是，听泉州人一本正经讲话是一回事，而听他们用泉州话吹牛又是一回事。
有一个故事说，别看面线糊摊点不起眼，还真有人发了财：
有一户人家偶然捉得一只大老鼠。连尾巴足足有一尺来长，称起来是一斤多重。一个更大的发现是，老鼠杀下来，居然一丝肥肉都没有，全是红肉（泉州话：精肉）。这家人就用泉州人最伟大的想像力开发了市场：先把全部红肉拿来磨细成浆，再和上地瓜粉，做了近百碗的牛肉汤。每碗大洋五元。正是困难时期，老百姓早已和当年的孔夫子一样，三月不知肉味了，热销的肉汤，连同加水制成的牛肉面，居然为他们积累下好大一笔资金，挣下了可观的家当。
这个故事显而易见地夸张。但在那发财就是犯罪的当年，只有泉州人才创造得出这样的故事。不要说在北京、沈阳，这样的故事，无法想像，就是漳州人也缺乏这样发财的迷狂。我第一次感到：泉州人和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对于贫困有一种安贫乐道的大度，而他们对于贫困则是只争朝夕地反抗。
哪怕是在编造故事，他们也在塑造着和贫困的、窝囊的日子胜利搏斗的理想英雄。
这场搏斗是不轻松的，不是戴着白手套干的；他们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是道德、人伦的代价。
一个本地朋友告诉我，罗克照相馆里一个开发票的女郎，实在是美得耀眼，不可逼视。有个好色的同事花了两毛钱公共汽车费，到那里从各个角度观察了一番，回来赞叹说：端的是玉人。
我记得周扬翻译的《生活美学》，在那里面，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最美的大理石雕像，也不如彼得堡街涅瓦大街上红脸膛的少女。我想像不出冰冷的玉琢成的人，会比能够微笑，会做媚眼，还会说美丽的谎言的女郎漂亮到那里去。我只是觉得身为一介书生，又那么穷，凡事不当有非分之想，就用一句土话来打击他的幻想：这样的美女，大抵是庙里的猪头——有了主儿的。
然而事实却是，这位美丽的猪头还没有主儿，她妈妈放出了风声，谁出两万，就把她领走。据说，不久以后，这位绝世美女，就为一个港客领走了。
但是泉州也不是绝对可恶，有些东西多少还是可爱的。
光是那骑楼下密密麻麻的小吃摊子，其繁荣昌盛的程度，决不亚于《清明上河图》。此乃六十年代一大奇迹，中国城市历史文化的一大景观。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资本主义残余早已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风暴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些泉州人，公然、坦然、杆然地翘着最后一截资本主义的短尾巴，还翘得像陶渊明所说的那样怡然自得。尤其是那罗克照相馆门口的那一家，掌勺的是一个镶着金牙的女人，早已过了徐娘半老的年纪，少说也有五十开外了，头上还戴着鲜花，盘成一圈，绕在脑后发结上。就算是一个美丽的花圃罢，你把它放在脑袋后面干什么嘛！
最可怕的是，那泉州面线糊的香气，不管你想不想闻，总是殷勤地直往你鼻子里钻。满满一碗，表面飘着一层抽，每一根面线都玉一样透明，而汤则如玛瑙一样半透明，上面还有几颗花生米，油亮油亮，显示出总有一天要变得透明的倾向。闽南人发明了这种东西，本是缓解肠胃骚动的，而在我却是恰恰相反，越看肠胃越造反。不用多久，腹中的骚动就变成冲动，弄得心里乱乱的。眼睛直直的、舌头软软的、口水汹汹的。再舍不得离开，就可能大坝决口。
那大金牙看我在摊子面前左右徘徊，就热情地笑起来，用我听不懂的话打招呼。
她一笑，露出三十二个大金牙，当中的门牙上还沾着一片绿色的韭菜。
不用翻译，我也知道她的意思是：来一碗怎么样？
但是，每个月二十五斤粮票，四百七十五毛人民币的工资，使我自卑。我不得不拿出革命家的毅力来，傲然离去。但是，软弱的脚步怎能敌得过肠胃漫长的抗议，直到连看到农民挑着地瓜都要噎口水的时候，小生也就忍不住到罗克照相馆前面行走一番也。
忍痛付出一笔在当时是相当巨大的款子以后，我克制着自己，让自己表现得得体、从容。大金牙从口音听出我来自遥远的北方，就在我的面线糊上，加了一把油得发出红光的花生米。其豪爽的程度，绝不亚于水浒里的孙二娘。不过这里没有十字坡的蒙汗药，吃下去只会增加卡路里，没有一会几就倒也，倒也的危险。
泉州，毕竟是个文化古城，就是半老徐娘也没有丧失传统的豪爽。
泉州人追求发财是不可救药的，但又是好客的，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民俗：对于来自大地方，尤其是对于舌头可以卷成三个圈的北方人，总怀着神秘的敬意。一听舌头卷得溜溜的，就头把抬起来，把眼眶尽量睁大一点。那目光中的虔敬和羡艳并不完全是奉献给你个人的，而是奉献给中央的；好像你和中央首长天天握手似的。
比之福州人和广州人，泉州人真是可爱多了。
福州人，虽然并不歧视外地人，但是，不管你说话的腔调是属于两个声音的北方人，还是属于来自莆田的阿烧，他都是像保爱着菜市场里的还价省出来的分币一样，吝啬着他们有限的表情，至于广州人，那就更可怕了。如果你不会讲几句洋泾浜的广州话，就连买日用品都很困难。
有一次我到了广州。在一家商场里看到一种把两个小热水瓶连在一起，可以随身携带的保温瓶。就问：同志（那时不叫小姐），这个多少钱一个？那个女士不要说不想浪费表情，就是起码的反应都节约着。她逞直从我面前，向一个讲广州话的顾客走去了。在人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我捺着性子，等着她把生意做完，向我这边走来的时候，连忙把声音拉长一点，加上一点颤音：同——志，这——个多少钱？她仍然眼观鼻，鼻观心。越过我的脸和躯体，走向另一面，给讲广州话的顾客拿东西。
如此再三。
直到我的耐性消耗殆尽，不得不釆取果断措施：待她再一次经过我的面前，向广州顾客走去的时候，我用武松捉孙二娘的招数，把她一把抓住。
她用广州常见深凹的、美丽的、乌亮的的大眼睛瞪着我：眼珠发出无声的冷笑：干什么？识相点！我打定主意，决不再浪费伟大祖国标准语音的任何一个音节。我把另一只手腾出来，指了指货架上东西。
我们四目对射。
从她眼里飞出来的是一串冷冰冰的钉子：从我眼中飞出去的则是一串没有温度的火焰。我们对峙了大约有两分钟，她的眼睛里的冰熔化了，藐视变成了妥协前的威胁：哼！我也从眼里还她一个字：哼。她用美丽的大眼睛示意我把手放开，让她过去拿保温瓶。我则用福州人无动于衷的眼神表示，不用放开，她一伸手就可以够得着。她无可奈何地、不胜哀怨地、自认倒霉地、屈辱地、让一只手留在我手里，当作抵押，将另一只手伸长到最大限度，够着了保温瓶，眼睛也不看地递给我。我不接，用眼睛无声地问：多少钱？她不得不用又大又黑的眼睛瞄了我零点一秒，用手指了指插在背带上的价格牌，我把钱掏在玻璃柜台上，用手指慢吞吞地划，等划够了数。我仍然用这只手把剩下的钱放进口袋，再把保温瓶很费周折地背上肩头。然后，又使劲地看了她三秒钟，才慢吞吞地把她的手放开。看着她皱着眉头揉着发红的手脖子，我懒洋洋地扬长而去。
走了一段以后，才想起来，本该吹一声口哨的，可惜，回去补吹也来不及了。
有了这段经历，我对于泉州人，泉州语音逐渐有了亲切感。难忘洛阳桥那家夫妻小店的主人，一听我的口音，就把别人晾在一边，专门来招待我。把最好的笋干，一片一片地挑出来，还跟我讲解：什么样的是玉兰片，什么样的是烟熏笋。另一家小店甚至把上等的桂圆特地留着，等我寒假回家的时候才拿出来。当他们得知：在这座城市里，我没有任何一个亲戚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真诚的同情和关切。更不能忘记，骑自行车经过泉州东门外施公岭高坡，泉州特有的大风顶着我，实在骑不动了，只好下来推。一听我讲的是普通话，就有几个虎背熊腰的农民前来载我。虽然我的话他们并不完全懂，而他们的普通话词汇表，不超过十个。我们像原始人一样，靠手势缝补不连贯的词汇。但是，笑容却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温暖却长期地留在我的心中最难忘的是，1970年，春节前的几天，学校解散了。作为一个准右派，我在享受了近千张大字报和几场大呼小叫的批斗以后，更近一步沦落为三等公民，所去的地方的条件，和政治上可靠的程度成正比。许多人都争取到了尽可能好一点的地方去我自知，没有这样的权利，无动于衷地听从分配，最后下放到一个最偏僻的山村。没想到，在农民中间，我却享受到了少有的平等和友谊。农民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他们只认你的为人实在不实在。我成了他们的朋友。我买了一副理发工具，为他们理发。享受他们招待孕妇和打铁、箍桶师傅的红米酒。那酒初喝时，像饮料，可是很有后劲。有一次我就在给一个差不多一年没有理发的孩子理发之前喝了他们的红米酒，结果是理到一半，脸就慢慢红得要滴血。最后终于像水浒英雄那样倒也，倒也。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周围几十里农村的共同享受的笑料。每逢提起的时候，他们笑，我也笑。我记得，在那极左的年代，我已经多少年没有这样开怀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