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树森以毕生的心力贡献于中国散文的研究和创作，愈到晚近，他的观念愈开放、判断愈准确、论析愈精警。可惜，他还来不及把他所已达到的充分显示出来便中断了。这部佘树森生前瞩望甚重、用力至勤，不乏开创性意义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的未能写完，对他来说乃是永恒的遗憾。所幸者，这书毕竟以后代学者智性的接力而终于告成。这对于佘树森、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学术界都是一个安慰。
中国现代文学，以40年代的结束为界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环境变动的因素的影响）而有了巨大的变异。通常的文学史研究，注意到了这种决定的社会因素，但多采取硬性的切割，而很少注意到二者内在的关联，质的延续及转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而言，不充分重视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定会产生迷误，但若无视处身其中的文学自身的呈现，它为顺应形势而作的坚持或扭曲，特别是若无视在环境挤压下自律性的文学流变，必定会造成学术质量的重大缺失。文学史的分析，到底是文学规律的探讨和把握，并以此与其它学科区别开来。
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不注重“当代”会失去时代感；不注意“文学”会失去学术性，二者均备，虽曰难度甚大，实为必须。佘树森这本着作的鲜明的独创性，也首先集中地体现在这一点上，即他非常注重把对文学现象的考察置放于中国这一特定社会时期充满复杂性的广阔宏大的背景中，他不仅非常注意文学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的那些部分，而且也非常注意在大的涵盖下造成的文学本身的特性的发展衍化。如本书第一编提出，“延安散文”和“战地报告”造成的散文“倾斜”以及这种“倾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展，这命题来自文学的实际，而文学的实际又受约并体现了时代和社会的实际。由此不难看到佘树森宏阔而富有历史感的学术视野和切实严谨的学术风格。在学术研究中，倡导对实际状况和资料的了解和把握并不是鼓励对于材料的堆积和复述，更不是鼓励平面化的现象罗列。
在这本着作中，我们看到了非常可贵的通过现象对于规律性和本质的概括和归纳。不面对具体的文学实际的夸夸其谈是研究者的陋习，而仅仅满足于材料的铺排的研究者与创造性无缘。学术的水平和品质的检验，往往是在是否能够通过对具体现象的综合揭示出它运行的规律和独特性上。本书虽处理的是“当代”这一特定时间段的散文文类史，然处处让人体味到一个现代散文艺术传统之潜在参照系的存在。从“五四”散文传统的“断流”、“有限继承”、“‘五四’散文审美风范的再现”等精到论述中，均反映出作者这种开放的史观和自觉的史识。
本书把散文在当代的发展，直接上溯其与根据地文学实践的承传关系，揭示了“延安散文”对当代散文之巨大影响的事实，并就此提出由“记者文学”趋向作家文学，由新闻性向文学性，由“战地报告”到“工地报告”等新鲜命题，均是从实际出发的对于规律性的认识和提炼。这样的例子不仅见于此处，可以说，它的精神贯穿于整部着作中。如第三编用“散文的诗化”和“报告文学的小说倾向”来概括60年代初期这两种文体的大倾向，也是出发于实际的准确而新鲜的提炼。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最近十余年有了重大的进展，其标准就是它业已改变了80年代初期那种表象性的描述而进入到对于本学科内在规律的深入探讨上。
在涉及这种非表象而重实质的揭示时，研究者是否具有敢于冷静客观地面对文学自身的扭曲和痼弊的勇气，则是检验一本着作或一个作者学术品格的一个尺度。本书的写作在这方面也表现出它的优长之处。如它注意到50年代中期的“复兴散文”运动的存在以及指出它难以超越具体环境的制约而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
“只是赢得了审美特征的部分回归，并未能深入散文与个性这一核心主题”，表现出作者的机智和锐气。这种论述，在第三编中也有表现，如讲60年代初期的“诗化追求”的结果是：
“散文由寻求‘意境’而走入困境”；报告文学也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与进展，基本上保持着写真实的“好人好事”的“小报告”的格局。这些论述绵里藏针、含而不露，没有喧哗的描写，却有着内敛的锋芒。本书对散文和报告文学的考察一直延伸到90年代。它的考察的范围捕捉了近期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实践。这种难度颇大的“近距离”的考察，使本书的“当代”性更名副其实。如对新时期初始阶段在诸种文类新潮迭起之际散文领域的相对停滞的评析，对它“在一片‘忆旧’和‘抒情’的氛围中沉寂和萧条”的揭示，便是独特而敏锐的。它还及时传达了“新散文”、“女性散文”、“文化散文”或散文的“新生代”这些最新的散文信息，使本书新意迭出，迎面吹来一阵阵清新的气息。这当然有赖于陈旭光生气勃勃的接续。作为学生，陈旭光没有辜负他的老师的临终嘱托。他在博士生课程繁忙的间隙里日夜兼程，终于使这本书能以完整的面目出现。陈旭光近年来在新诗研究领域用力甚勤，颇有新见。
但从诗歌到散文，如其自述，面临着一个“学术范式转型”的问题，然就这本《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的续写看，这种“转型”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他把多年来研究先锋诗歌养成的理论锐气，带进了他的散文研究领域，这尤其体现在他对“新生代”散文等具有某种“先锋性”的散文现象的探讨中。总之，本书后半部分的文字体现了青年学者的朝气和机敏，他以与时代同步的感知，概括了最近这一时期散文的多元共生状态以及散文文体变革、艺术思维“向内转”趋势、散文主体人格重构等新意向。这篇序言是佘树森于他弥留之际对我的要求，在他去世两年之后把笔临墨难免有一种感慨。人生太过短暂，佘树森病逝于盛年也未免匆匆。他一生勤奋、专注、认真，作为充满创造力的学者，他已做了很多事，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但是，他的工作不得不猝然中断。我们面对这无法抗拒的强暴，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剩下的，也就是如今这样两代学人接力赛般的与生命抗争的纪念。
1995年闰八月中秋于畅春园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