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贝利从她的芦席包里发出一声赞叹，“这就是打仗啊！”
哈丽特陷入了沉思。
“打仗？也许是打仗，不过这只是小打小干，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过，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呢！”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是谁？”
“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逃亡的混血种奴隶。他经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揭露黑人的真实处境。关于他，三言两语说不完。”
“揭露真实处境？他这么作，不会被抓去坐牢吗？”
“要是一个人受到千百万人的真心爱戴，要抓他坐牢就不那么容易了。”哈丽特非常肯定地说。
火车的汽笛一声长鸣，打断了他们的交谈。哈丽特出去了，车厢门也砰一声关上了。
列车飞驰着，车轮在钢轨接缝上发出轰隆轰隆的撞击声。随着这有节奏的声响，比尔反复叨念着：
“‘道格拉斯’，‘千百万人’，‘委员会’，‘斯蒂尔’……”
在费城，他果真见到了斯蒂尔。
“黎巴嫩中学”的校舍，是一幢最寻常不过的二层楼房，楼房前面有一座小花园。在二楼的一间空空如也的屋子里，一位戴眼镜的黑人坐在一张普通书桌前。他体格枯槁，脑袋却长得很大。他面前摆着一本记载每日事务的记事簿。
威廉·斯蒂尔写道：
“成千上万的逃亡者，阔别亲人，备受茕茕之苦；他们不断找寻离散的父母、兄弟和姐妹，希望恢复自己的真名实姓。而结局终归茫然。这一切令我痛心疾首。我深知作这类记载的全部危险，而且不敢幻想能活到铲除奴隶制和我的日记得以出版的那一天，但我仍以能将它们写出来而深感满足。”
在“黎巴嫩中学”的空房间里，挤满了走投无路的逃奴。他们受尽了折磨，饥肠辘辘。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妻孥相随，刚到达这里时，有些人负着伤，有些人病病歪歪，有些人精疲力竭。他们倒在斯蒂尔跟前，几小时不能动弹，偶尔能呻吟着回答几句问话。不少人希望得到武器，有些人则只求塞饱肚子，找到一席安身之地，能休息休息。有的逃奴顾虑重重，不愿回答有关他们过去的问题。不过，所有这些人都满怀着希望。
从国内战争爆发前几年开始，斯蒂尔就已顾不上去详细记录逃奴们的情况，他一般只是在夜阑人静时，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在发出例行的“列车”之前，简单地写上几句：
“4位马里兰旅客，由摩西送至”，“4位该地旅客又由摩西引出”，“摩西近赴马里兰，运出6人”……
深夜时分，站长把记事簿带到一片墓地来，藏在一座古老的墓穴中。这儿葬着费城一家老居民的三代死者。斯蒂尔这本笔记最终在1872年出版。
在斯蒂尔的记事簿里，这次又添上了新的内容：
“比尔·贝利，42岁，马里兰州人，随摩西自巴尔的摩到达，偕妻及二子。仍随摩西赴加拿大。发鞋4双，美金20元。”
对这几位刚到来的逃奴，斯蒂尔没有作任何询问，便作完了记载。随后，他合上簿子，望着这位采牡蛎的比尔，笑容满面地说：
“呵，比尔大伯，你们值汤普森博士1300美元，我能结识你，感到非常高兴。”
比尔瞪着斯蒂尔，大吃一惊：
“怎么……你打哪儿知道我叫比尔？”
“根据报上的描绘啊，”站长和颜悦色地说，“瞧，这报上写着你的所有特征。你是多切斯特县采牡蛎的比尔，汤普森正出1300美元赏格抓你呢。”
“天哪！”比尔长叹一声，拍了一下膝盖说，“要是他们照报上写的认出了我，我可就完蛋啦！”
“比尔大伯，你大概估计得太悲观了吧？……”
“就把我留在这城里算了，要不，别人还会为了我受到株连。”
“啊，不，”斯蒂尔摘下眼镜，心平气和地慢声说，“你同哈丽特·塔布曼到加拿大去，她从没把旅客丢失过。现在给你20元，新鞋哈丽特会发给你们。”
贝利一家从费城出发了。这次虽然还是搭乘行李车，不过不再装在袋子里了。哈丽特在纽约车站把它们安置在货车上。铁路员工对这类事早就习以为常：有些自由黑人为了省钱常搭货车。从栅栏外“黑人进出口”上客车，既不舒服，价钱又贵。那份“逃亡黑人侦缉局”的证明，哈丽特仅在列车驶进罗切斯特时用过一次。
两个戴宽边帽的年轻人，由警察陪着进了车厢。
“这儿运的什么畜生？”其中一个打开车门问道，“现在黑鬼们来来去去尽坐火车……喂，你们是逃奴吗？你们以为加拿大很近吗？可监狱离你们更近呢！”
“一点没错，全是逃奴，”哈丽特很冷静地说，“我抓到的。”
“你抓到的？你自己就是逃奴吧！”
哈丽特不动声色，当面刷地打开了证件。
“啊，原来是这样，”捕奴人惊诧莫名，“局里把你们也征来服务？”
“这有什么，”他的同伴低声说，“希金斯，你要懂得，这样做其实不傻，甚至很巧妙。你一点也不理解，活见鬼……你抓的人知道要送他们往哪儿去吗？”
“这是我的事情，”哈丽特回答说。
捕奴人哈哈大笑一阵，然后走了。
列车制动员沉着面孔看了看哈丽特，嘀咕道：
“你是在出卖自己人吗，大婶？”
“不，”哈丽特说，“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瞧着吧，大婶，要揍你一顿才好呢！我们北方可不喜欢你这种人。”
“不用担心，”哈丽特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车厢门。
“上帝保佑！”比尔在哈丽特身后长长叹了口气，“这个捕奴人没把你认出来。”
“车厢里光线很暗，比尔，”哈丽特回答道，“要是他的脑袋灵动一些，我们可就麻烦多了。不过我认识一些随时准备搏斗的人，他们甚至能同警察决一雌雄。道格拉斯就在这儿呢。”
随着车厢的震动，比尔的身子左右摇晃着，他打起盹来。
过了几小时，哈丽特唤醒了他。哈丽特微微打开车门，一种浑重而有节奏的轰响传入耳膜。起初比尔以为这是雷声，可哪儿有这么绵长不绝的雷声呢？
“比尔，你自由了！”哈丽特高声叫道，“你已经越过了国界！”
比尔蹒跚地走到车门边，透过门缝，他面前是一片朗朗的蓝天，一条大河绕过林木葱茏的小岛飞泻而下。远处，两道巨大的水墙几乎成直角相交，发出隆隆的响声，一条高大的水柱像一团雾气似的往上升腾，在阳光的辉映下，闪现出五颜六色的彩虹。
“这是尼亚加拉，”哈丽特高声介绍说，“是大瀑布。我们已经到了加拿大，比尔，你听见吗？”
比尔什么也没回答，他仍然蹒跚地离开车门，往麻袋上一坐，晃悠着身子，唱起来：
摩西下界，拯救我们，
快快隆临，埃及土地……
在这阴森森的车厢里，他的歌声伴着缓冲器哗啦哗啦的噪音和瀑布的咆哮，听起来真是奇怪。比尔越唱越响，仿佛他的歌声发自轰鸣澎湃的河水。
傍晚，比尔·贝利一家在圣凯瑟琳斯一个小村落里下了车。这儿的临时木棚和土窖里，住着一大群从“自由之邦”逃来的黑人。
这里的人都认识哈丽特·塔布曼，正是她把头一批人带到这里，帮助他们度过了头一个艰难的冬天。她一次又一次从外地回来，每次都带来一批批新的旅客。
“比尔，你瞧呢，”她说，“你的女儿简也跑来啦！不过，亲爱的旅客们，请不要大嚷大叫！”
4 “死兔子”
哈丽特不喜欢纽约。她在森林里自由自在，到大城市却感到害怕。在这儿，街上有熙来攘往的人群，数不清的马蹄不断发出得得的声音。生意人高声招徕顾客。夜里灯火通明，连月亮也黯然失色。除了自己的事情，人们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漠不关心。
“这里真可怕，”哈丽特揉揉被叫卖小贩撞疼的肩头，心里想道，“森林里比这儿好多了，可以随时爬到树上去。可这儿呢，人家踩了你，连喊叫也来不及……这就是北方，这就是那些扬基！”
巨大的港湾里桅樯林立。装有避雷针的五层楼房，像一座座巨大的堡垒耸立在二三层的楼宇之间。公共马车挤得水泄不通，在方砖马路上发出无休无止的轰轰声，震耳欲聋。十字路口，黑人穿着雪白的衬衫，专心致志地为白人擦皮鞋，直擦得皮鞋闪闪发亮。时装店里，金字招牌耀眼夺目，女店主打扮得花枝招展，忙得不亦乐乎。任何人都能到武器行随心所欲地买到各种新式长短枪械。阔佬们在餐馆里用麦管吸着什么饮料，付十个生丁点燃一支雪茄烟。还有装苹果和梨的小车。一些青年身上挂着广告牌，宣传最新式“奥蒂斯”升降机、安全大头针和专利药品。商贾们巧舌如簧，自卖自夸。大胡子绅士头戴高筒帽，在人流中挤来挤去……这琳琅满目的一切，真叫人眼花缭乱。一条小街上，站满了甲虫似的人群，这儿每隔十至十五分钟就要报一次股票行市。短短几小时内，那些戴高筒帽的绅士忽儿一本万利，忽儿倾家荡产，忽儿兴奋地清点钞票，忽儿绝望地挥着冷汗……
看看这疯狂的城市在暴雨中是什么样子吧！闪电撕碎了乌云，倾盆大雨注入街道，而生活却没有一刻的停息。人们没命地奔跑，公共马车顶上张满了湿漉漉的雨伞。叼烟斗的魁梧海员、包彩色缠头的西印黑人、戴蓝色大毡帽的作坊工匠、手上刺满纹饰的码头工人、牵着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意大利乐师……所有这些人，都从哈丽特身边匆匆走过。
这边，停着一辆广告车，车上是“拯救灵魂法”的大幅招贴；那边，宣道者挥着雨伞，正鼓吹善男信女们“竭力捐助”——向一只蓝色捐款匣里投进五个生丁，以免除身后遭受地狱之苦。雷雨过去了，夕阳把千家万户屋顶上的碎玻璃燃得耀眼夺目，可这一切纽约人却一点也没察觉。
不啊，这儿不是南方，不是南方那静谧的原野、森林、茅舍和种植园的庭院，这是一座咕咕沸腾、行将爆炸的大锅炉，这是一座烟熏火燎、其大无比的锻造场，人们在这儿顽强地锻铸着财富、荣誉、成就和未来。这是一台火车头，它以每小时20英里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铁轨上隆隆飞奔……
亨利·温多维不许别人偷懒，他自己也从不躲避工作。他出身“庶民百姓”，深知劳动的意义。每天一大早，他就出现在《纽约每日邮报》的编辑部和印刷所。他不穿常礼服，只穿背心和衬衫，卷着袖子在印刷机间穿来穿去。一支铅笔夹在耳朵边，一块绿色帽毡盖在眼睛上。每个职员都可直呼他为“老板”，有权找他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他讨厌毫无意义的饶舌。如果某人想提出某种有道理的改进式发明，那亨利·温多维就肯为您效劳；要是某人只喜欢吹牛或泄露商行的机密，那么，这家伙就会遭到解雇，去自奔前程。一分钟就是一美元哪！
温多维手下有许多工作人员。不能说他是个悭吝鬼，这不对。对一个埋头苦干的工人，哪怕多付些工钱也值。要是工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也别去向他索要，他不能容忍贪得无厌的人，他会因别人的奢望而大动肝火。
《纽约每日邮报》自有一套明确的原则：第一版总是醒目地刊印着经常性的题字：“自由、劳动、节制、繁荣”。
事业就是事业，原则就是原则。排字间的工人对二楼铁梯上传来的大声争执，早就习以为常：
“就是500美元，我们也不接受，太太！我们的报纸立有明确的原则，不刊登追捕黑人逃奴的广告。”
“我们不会在钱上面讨价还价，温多维先生，”一个操南方口音的女人柔声反驳道，“不过我的丈夫巴林顿先生认为，白人应该互相帮助。这个黑女人一定得找到，她正在纽约，这事牵涉到一个白人的荣誉……”
“请原谅，太太！人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为抓住哈丽特·塔布曼，你难道肯花20000美元不成？”
“为保障她的安全，我还应允了7000美元呢。我不愿同普通捕奴人打交道，他们身上臭气熏天。”
“我再次请您原谅，您可以另找一家报纸，对面还有一家报纸编辑部。”
“不过，我觉得，正是你们这家报纸……”
“啊，太太，我明白。正是我们这家报纸在读者中颇有声誉。只要我温多维让缉拿女逃奴的广告见报，明天整个纽约都会搜索这个塔布曼了！太太，不行！原则终归是原则。再说，我们也没有时间。一分钟要值一美元哪！请向巴林顿先生致敬！对不起，太太！”
怒气冲冲的杰西登登地跑下楼来，砰一声关上门，走了。温多维俯在栏杆上，向排字工长喊道：
“英森，在第四版用粗体字排上‘本报恕不登载追缉逃亡黑人的广告’。安排在下二栏，套黑线，要粗些。字母间留空，要搞得醒目！”
“版面已经很挤了，先生！”英森把眼镜推到头上，生气地回答说。
“抽掉巴黎时装栏！”
温多维走了，英森来到排字间。
“要抽掉巴黎时装栏，”他对拿着排字手盘在铅字盘前忙忙碌碌的一长列人说。
“干吗要抽掉？”排字工沃什·弗林停下活儿，用汗涔涔的手擦着扑满铅粉的鼻子，不解地问。
“加一条有关逃亡黑人的声明。”
“怎么老是黑人黑人的！”沃什光火了，“与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纽约工人有关的事，只字不提。我们的日子可并不比黑人好过！我可瞧不起黑人。”
“拿起枪到堪萨斯州去不好吗”瘦高个儿的贝茨说，“我们到那儿去吧，沃什？”
“你到那儿去会有什么事干呢，朋友？”英森问。
“为自由的土地战斗啊，英森！”
“这会付给你多少报酬？”
“我会得到土地，英森。”
英森把眼镜放到鼻梁上，鄙夷地打个唿哨：
“你配当什么农场主！”
“别担心，英森！要是我得到150英亩沃土，决不会手足无措。——你看看这儿是什么空气！”
英森喘了口气，说确切点，是费劲地伸了个懒腰，呼出一口郁闷的、杂有浓烈铅味的浊气。
“你说得对，”他心情沉重地说，“在这儿，我们迟早要短命的。不过，温多维付给我们工钱。唉，可真是活见鬼，偏偏他付的工钱比纽约任何一家印刷厂都多。何况他很重视老工人。”
英森走了。沃什·弗林搔了一阵鼻子，对贝茨说：
“到堪萨斯州去，是吗？替黑鬼们打仗，是吗？分到150英亩土地，是吗？找到那个黑女人，得20000块赏钱，多得意，是吗？你心里已经有主意了，对不对，贝茨？”
“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沃什？”贝茨反问道。
“你这把生锈的英国军刀！你要明白，黑人解放了，老板就会把我们的工资削减一半！这不明摆着吗？到那时，成群的黑人宁愿拿半工资干活，哪怕一天只挣10个生丁，只能喝玉米粥，他们也干！”
“首先，他们目不识丁，当不了排字工。”贝茨反驳道，“再说，你讲这些都是凭空想象，我们这个国家活儿多着呢，够所有人都来干的。第三，我们可以向黑人晓以利害，他们要是同我们协调一致，收入就会多些。最后，我恳求你别把我称作英国军刀什么的……”
“愿意的话，可以叫你英国布丁，甚至英国苦役犯人。”沃什说，“尽人皆知，你是逃避追捕才从英国跑出来的。我却是美国堂堂自由青年，我父亲也同样是美国自由青年。至于我祖父，那就不得而知了……”
“你祖父一定是英国人，”贝茨不高兴地说，“他也是逃避追捕才从英国跑出来的。”
“呸！我倒忘了，你是个社会主义者啊！”
弗林断然中止了谈话，拿起排字手盘，动手拣字了。
贝茨确实是个社会主义者。他把头靠在排字盘上，出神地站着不动。他回忆起1848年沸腾的伦敦。当时，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携带着有300多万人签字的请愿书递交国会，要求实行普遍选举法……警察身穿制服，制服上的扣子闪着银光……一匹匹高头大马，摆动着光滑油亮的屁股，冲进在国会前游行的人群……示威群众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破天荒第一次议论纷纷，要起来反对工厂老板，要向他们不劳而获、饱食终日的舒适生活宣战，要摆脱劳工们世世代代饥寒交迫的处境……
温多维俯在楼梯的铁栏杆上，喊了一声：
“英森，把堪萨斯的新闻全排在第一栏！”
“老板，请原谅，”英森郑重地说，“那么广告往哪儿移？”
“第二栏，要不干脆抽掉！”
“不行啊，”英森有些吃惊，“谁会付钱在二栏上登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