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蔡小霞，她和她的家人可以立刻搬进这套居室，作为拆迁周转。条件不好，但是肯定比他们现在的住所强。
这是我早经考虑，作为给这一对残疾人欣然上门做客准备的一份大礼。不出我料，盲女蔡小霞喜出望外。
“房子里能安一架电话机吗？”她问。
我感到意外。没想到她还会这般要求，似乎有些奢侈了。
她解释说，她在四川老家时，电话初装费还很贵，母亲节衣缩食为她装了一部电话，让她可以借以跟人交流。后来她参加当地电信部门开办的热线服务系统，作为一个特约人员，为电信顾客服务。常有这么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生活中受到挫折，心情郁闷无处排解，求助于电信服务热线，希望诉说、交流、咨询，得以放松。蔡小霞当时是最受欢迎的热线服务人员之一，因为她善解人意，有同情心，能够倾听，长于交谈，她的身份也具特殊效应，一些对话者听说她天生盲目，异常艰辛依旧顽强生活，自我感觉顿时良好许多，怨天尤人之气也相应消减。蔡小霞以此帮助别人，也从电信部门获得规定报酬，因此特别投入。离开家乡来到本县后，她就再没用过电话，因为没有钱支付安装和通讯费用，她向本县电信部门申请过，答复说他们的谈话服务人员已经足够，没有增加的计划。
我说放心吧，没问题，你们会有一部电话，你马上还会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盲女欢天喜地离开。走之前她说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县长。我开玩笑，我说这个容易，到时候你们可以送我一面锦旗。齐县长喜欢锦旗。
“我知道锦旗。”她笑，“红缎子，上边绣金字的。”
我也笑：“对，就是那个东西。”
妻子问我，电信部门属条条，不归县里管，说得通吗？我说你以为你丈夫光会犯错误受处分，然后哈哈哈哈？让电信公司收容全县的瞎子，这个做不到，一个蔡小霞也帮不了，要我干什么？以往这一对残疾人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柳树有时在地下歌厅乐队拉琴，有时沿街倒卖盗版光碟，同时依靠各种救济勉强度日。事实上他们还有谋生能力，给他们机会和帮助，命运就可能改变，不再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
下午妻子走了。当晚有市里部门要员到县检查，我去酒店陪客，至九点来钟才回到宿舍。还没进楼，一个黑影从楼洞边钻出来：“齐县长！”
竟是蔡小霞。盲女听觉过人，她听出了我的脚步声。
她在宿舍楼的门洞边已经守候了大半天。干什么呢？竟是急急忙忙，专程前来拒绝。她说，感谢齐县长的好意，她想了一个下午，觉得不敢让齐县长这么操心，他们还是先守着自己的破屋子吧，不搬了。电话也不要了。
我说：“小蔡，这你们家柳树的意思吧？”
她哭了：“不是他，是我。”
盲女不会撒谎。事情的突变肯定跟柳树有关，这人挺燥：“害人贪官去死”。齐县长别指望缎子金字的锦旗了，瘸子可以说不，瞎子没有办法。
我没有笑，但是和颜悦色。我说你回去吧，没关系，不想搬就别急着搬，到时候想搬再搬。电话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用再说。本来让他们装在你们的新房子里，现在改过来，就先装在船民街那边。明天电信公司会派人上你们家去，请你加盟他们的服务热线，报酬从优。其他费用你不必考虑，认真干就是，像你在四川老家时一样。还有什么需要帮助，你们尽管跟我说，我会替你们想办法。
为什么要这样？有缘故。我说过，有些记忆很惨痛。
两年多前，我在邻县当县长。那年二月，县妇联主席拿着份报告找我，一是报称她们筹划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届时恭请县长参加，以示“关心妇女”。二是要求批给一点活动经费，要的钱不多，打了五万。她们计划搞一场各界妇女联欢，评选本县十佳妇女标兵，还有一个时尚节目，叫“夕阳红”中老年妇女时装表演。
我批了几个字。类似经费要求，申请的和审批的都心里有数，在申请基础上砍一刀，狠一点的话拦腰砍断，要十万给五万。善一点砍个小头，要五万给三万。我正考虑这一刀狠一点还是善一点，电话响了，我把笔一放先接电话。时恰逢变天，外头刮风，听电话间一股风自窗外吹来，桌上报纸文件忽一下四处乱飞，妇联那份报告被吹出桌面，落到地上，滑进屋角沙发座下边的缝隙里。女主席赶紧跑过去搬沙发，捉拿那张纸。她还得凭那上边县长批示找财政局拨钱呢。
“别急，”我笑着对主席说，“今年三八节我要特别关心妇女，给五万，一刀不砍，但是你们得重新写一份报告给我。”
我说，妇女同胞过节，拟开展的活动项目都不错。我考虑还应当增加一点内容。妇女节是全体妇女的节日，不能只在机关周围哈哈哈哈，自娱自乐，卡拉ＯＫ似的。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关注一下妇女中的一些特殊群体，例如女工们。现在一些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用了大量女工，这些女工工作很累，工资不高，权益还屡受侵犯，也属弱势群体。妇联不是有个维权部吗？能不能在三八节到来之前，组织一点力量，采用合适形式，开展一些维权调查，找几个典型，为困难女同胞们办点实事？
女主席听进去了。这人有干劲，回去后就搞方案，打报告，在县电视台发布新闻，公布投诉电话，办理维权事宜，弄得有声有色。半个月后她来找我汇报，讲到了一件事情：城关一家私营纺织企业有百余女工，其中半数来自本县乡村，半数是外来妹。这百余女工已经被欠薪两个月，老板以种种理由拖欠，甚至说企业办不下去了，打算关门走人。女工们写了份申诉，通过妇联提交政府，恳请帮助。
我说：“这事抓得对。”
我在女工们的申诉上签了意见，要求县政府办协调有关部门，了解情况，采取措施。企业有什么问题，政府尽量帮助，女工们的欠薪，企业应尽快发还。一星期后，直接负责处理此事的政府办主任向我报告，问题已妥善解决，该企业确实碰到了一些困难，导致生产不能正常进行，经政府办协调，生产恢复了，女工们也领到了欠薪。
“她们知道这是县长亲自批示办的，都说，感谢政府，感谢县长。”
两天后，有五个青年女工代表来到我的办公室，上门致谢。我心里有数，这些女孩子忙着打工挣钱，她们见识不会太多，胆子并不太大，一般不会如此自发结队踏进县政府大楼来接见县长。可能是妇联主席政府办主任等人在后边策动她们上门，为了让县长高兴高兴，也为本项三八妇女节维权活动划个圆满句号。这些女孩中有一个姑娘比较会说话，大约二十出头，圆脸，短发，长得很清楚，是外来妹，湖南人，笑模笑样，让我印象很深。
她说：“县长，这是我们自己想的，心里话。”
她说的是她们送我的礼物：一面锦旗，红缎面，绣有两行金字，叫做“人民县长人民爱，人民县长爱人民。”
我止不住发笑。她们绣在锦旗上的不是对联，实为两句标语。送锦旗的人显然出自底层，文化水准不是太高，她们不擅咬文嚼字，比较熟悉标语口号，尤其是一些土造标语。锦旗上的这种标语早年间以各种变体通行于许多相关场合，例如：“人民卫生人民抓，抓好卫生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等等，通俗易懂，但是用得太滥，流于庸俗化，现在已经比较少见。难得她们记得，绣在本锦旗上。虽不是很通，意思表达大体清楚。
那天我在市里开会，接到灾报后漏夜急赶回县，到达时大火已被扑灭。我到现场查看了火情，赶到医院看望伤员。我看到了给我送锦旗的湖南姑娘，她有幸从火中捡了条命，但是因跳楼身负重伤，腰椎骨析，从此再无法站立，将在轮椅上度过今生。
事后处理，我因负有领导责任被解除县长职务，并受严重警告处分。这一结局对我而言尚属幸运：当天恰逢周末，有大批本地农村女工回家，未在厂区过夜，否则死伤人员肯定倍增，后果将更为惨烈，我将承担更为重大的失职之责，我的职业官员生涯肯定将就此告结，政治上完全报废。
我无以自辨。这家工厂将职工宿舍、库房和生产车间混处一楼，另有其他消防隐患，被责令停产整顿。我作风不深入，未细察情况，奉我的指示处理该厂欠薪事件的政府办人员又听信企业主言辞，打着我的旗号，压相关部门暂缓执行消防规定，允许该厂重新开工，以此博得我的表扬。惨祸因此酿就。
这就是我所谓的“作风不佳”，因为一些青年妇女的问题“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故事。我为什么要一直走到船民街小巷的底部去看一个残疾人居住的黑屋子，为什么自嘲“视同残疾”？这就是缘故。蔡小霞使我想起曾经有过的一位健康而明朗的湖南女孩，她曾经代表人民对我表示爱意，同时表扬我也爱她们。我愿她还活在家乡的轮椅上，愿她能像蔡小霞一样得到帮助，不仅在助残日获赠三百。
我心里难免还有一种痛切，以及不平。我哈哈哈哈故作轻松，其实没那回事，笑得很痛苦的。受处理后我赋闲一年多，在家“读研”，写《内参》，感受真是丰富极了，未曾亲身经历实难以想象。我总想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要证明自己究竟是个什么人，证明我想做的是些什么。应当给我处分，似乎也应当给我锦旗。
所以我“找死”，做我的前任做不下来的群生计划，要将船民街夷为平地。
我当过五年县长，征地拆迁，修桥铺路，于我并不新鲜。船民街拆迁有其难度，麻烦很多，工作做细，总是可以拿下来的。那一段时间里我几管齐下，全面宣传，广泛动员，组织大批人员下街入户，重赏主动搬迁居民，引导观望者，分化钉子户，工作迅速铺开，进展很快。
指挥部人员告诉我，瘸子柳树比较顽固，一直拒绝合作。工程指挥部、街道办事处加上县残联工作人员接连上门动员，该残疾青年总是声称无处可走，哪都不去。看到附近有些居民匆匆忙忙在屋前屋后胡乱搭盖，想以违章建筑增加拆迁赔偿面积，瘸子也跟着学，叫了一帮人用破砖木棍油毛毡在破屋子后边空地，也就是街巷下水道的盖板上不伦不类临时搭建一个窝棚，要指挥部人员把那窝棚面积量走，列入赔偿。他还给街道和残联打电话，说家里没吃的了，快饿死了，让他们送米送油送菜，声称不给的话他就一瞎一瘸再到县长家做客去。盲女蔡小霞没有参与其夫的种种非文明创建活动，她呆在黑屋子里，除擦拭地下污水，已经另有事干，电信部门帮她安装的电话开始发挥作用，公司业务主管报告，盲女的电话谈心服务颇受欢迎，业务量日渐上升。
那个月下旬，船民街开始动迁。有天我在政府大楼开会，指挥部打来电话，报称他们拆除一户居民临时抢搭的违章建筑时受到阻挠，有数十群众包围施工人员，手握木棍铁棒，情绪激动。我立刻停下会议赶往现场。还在路上，曾慰的电话就追踪而至。
“老齐你冷静。”书记说，“稳妥为要。” “书记放心。”我说，“会处理好的。”
我开玩笑，说我写过《县长内参》，这时候派不上用场，今后还供谁参考？送给鸟去做窝？哈哈哈哈。
其实没那么轻松。我在路上连打几个电话，指令工程指挥部的现场处置人员把拆迁队伍和施工机械后撤，暂时脱离接触，同时要求派出所警察及时赶到现场，帮助维持秩序。我到达时，指令已得到有效执行，事态略显平稳。但是依然有大批居民围阻聚集在船民街小巷中部位置，驱之不去。
我听到了一个情况：盲女蔡小霞意外负伤，可能相当严重。起因是柳树阻挠工作人员拆除后墙外非法临时搭建的窝棚，双方相持中，柳树挥舞拐杖，大喊大叫。蔡小霞摸出家门劝阻丈夫，被火头上的瘸子失手推了一把，一头撞到墙角，摔到地上时额头又砸在一块石条上，当即人事不省。施工人员看到柳树急得在一旁跳个不停，赶紧帮他把人抬进家里，并商量是否送医院。这人却不领情，舞着拐杖逐客，大家被迫撤出那间黑屋子，时蔡小霞依然昏迷不醒。
“满头满脸的血。”他们说。
我即下令：“通知120立刻来个救护车。咱们走。”
我领着人们朝巷子底部赶，聚集在巷道中的居民没有过激动作，他们让出通路，看着我们走过。我们一直走向那间黑屋子，远远的，只见房门紧闭。
我让他们敲门，喊柳树，喊蔡小霞，屋里没一丝声息。工作人员说明此刻不是来拆除他们的违章建筑，是县长亲自上门探望，查看蔡小霞的伤情，帮助他们。屋里依然没有反应，拒绝领情。再三呼唤，屋里什么动静都没有，死一般沉寂。
我觉得不能等了，说：“把门弄开。”
房门从里边反闩。房间如此破败简陋，门闩还能坚固到哪里？随行人员中一个年轻人跑上前，用肩膀一撞，破门立时洞开。这时便有响动，柳树大声嚎叫，从屋里跳出来，举着拐杖朝门边年轻人狠打，年轻人没躲过，被一杖打倒。
我说：“抓住他。”
两个警察冲上去。只一眨眼就缴下柳树的拐杖，把他按在地上。柳树挣扎，哭喊，涕泪四流，极度痛苦。
我没多管他，带着人扑进黑屋子。
“蔡小霞！小蔡！”
盲女无声无息。屋角木床有一团黑影蜷缩其上，静悄悄一动不动如一床棉絮。
医务人员用担架把蔡小霞抬出破屋。盲女没有知觉，血流半身，四肢冰凉，模样骇人，是一种濒死状态。医务人员抬着担架，一路小跑奔向停在巷子外的救护车。柳树则被上了手铐，让警察架着离开现场。他不再哭叫，一变垂头丧气，老实许多。
“停。”我说，“把人都叫过来。”
我让他们进屋，将这对残疾青年不多的家当全部搬出屋子，这些家具多半残缺不齐，有如其男主人的腿脚。然后大家动手，先拆除屋后违章搭盖的窝棚，再彻底清理，将黑屋子一举摧毁。我在现场盯着，整个行动准确快捷，前后只花了二十分钟。黑屋子早已摇摇欲坠，拿掉顶撑外墙的粗木柱，几个小伙子发一声喊，一起用力，居然将个房子一把推倒，有如掀翻一堆儿童积木。一股呛人的土灰忽地腾起，曾经有过的污水四出，瞎姑娘伏身满地抹的黑屋子再也不复存在。
离开现场时，我注意到聚集在巷道中部的人已经散去许多，留下的多神色不宁。
当晚，工程指挥部和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大批人马进入船民街，再一次挨家挨户动员，晓以大局，讲清利害。同时宣布施工队将于隔日上午正式行动，依法拆除船民街全部抢建的违章临时搭盖，县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将现场采访，并直播整个过程，有关方面将派员维持秩序，制止任何违法行为。政府有诚意，也有决心，代县长齐国栋将亲临现场指挥。
我用电话向曾慰报告情况。他沉吟许久。
“老齐，有把握吗？”
我说以我的经验，觉得可以。
第二天上午，行动圆满成功。
蔡小霞打来电话，说她和柳树想一起见一见县长。他们有一个想法。
我问：“身体怎么样了？”
她说好多了。县长关心无微不至，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说，就安排星期五上午吧。他们行动比较不方便，我会派车去接，到我办公室。我很高兴能跟他们一起聊聊，听听他们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