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我们接到了实弹发射演习的命令。
我们所说的“弹”，既不是子弹，也不是普通的炮弹，而是安装了精确制导装置的飞行数千公里的导弹。
指导员说：“我们手中的导弹，是国家的‘撒手锏’。遇上战争，只需一枚，便足以摧毁一座城市。”因此，这样的“弹”便被称为“战略导弹”，我们的部队也便被称为“战略导弹部队”。
第一次见到“弹”，是在下连后的第三个周五。站在那个十几米长的涂了迷彩的圆筒面前，看着它在低沉的轰鸣中缓缓起竖，直到变成一根擎天的柱子，撑开天地，变成一把利剑，直指苍穹。我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又在这种渺小中发现了自己的崇高。
牙哥告诉我们，我们就是那传说中的“导弹兵”。这是属于我们的装备，这也是我们必须熟练掌握的武器。
“导弹兵”——听起来真是牛×。我喜滋滋地笑了笑。
普洱说：“过去导弹部队号称是百人一杆枪，千人一发弹。现在时代变了，导弹的精度越来越高，射程越来越远，个头却越来越小了。过去一个营上百号人围着一枚导弹转，现在一个连三四十号人就装备一枚导弹了。”
“别看个头小，洋鬼子们在我们中国人面前耍牛×还得看看它答不答应！”普洱轻轻抚摸着那裹着迷彩的大圆筒跟我们吹起来，“真打起来，只要咱一个连，它华盛顿也好，纽约也好，夷为平地就是分分钟的事。”
普洱的话让我们一群没见过世面的新兵瞪大眼睛，下巴都快要掉下来，老兵们却都淡定地笑了。看来，普洱是把牛×当起床号反复吹过了。
“风子，你老子是当首长的，你说说普洱的话有几分真？”我转过身悄悄问风子。
“七分吧。”那口气，好像是在西餐厅回答侍者牛排煎几成熟一般。
“吹牛×吧？那咱这导弹真能打到M国去？”
“不然呢，你以为洋鬼子会那么老实？”风子迎着我那无比崇拜的眼神，不以为然地告诉我，“所以他才死活要把我放在这里。老头说了，其他军兵种没意思，每天叫着喊着打仗，又是擒拿格斗又是投弹射击的，其实真打起来，哪有他们啥事啊！导弹‘嗖嗖’两下全解决了。”
冷兵器时代已经成为遥远而陈旧的历史名词，枪炮构成的火器时代也在上世纪宣告终结。美伊战争告诉我们，飞机和精确制导武器成了战争的主角，基于信息系统的现代战争模式迅猛发展，不可逆转。
“看见那个红色坨坨了吗？”风子指着导弹旁边另外一辆车上的按键问我。
“嗯！”
“那就是导弹点火发射的按钮，只要这玩意儿一按，导弹就上天了。”
“我要当那个按按钮的人，”风子抬头望着覆盖在湘西腹地的水洗过一般的蓝天，踌躇满志地告诉我，“我要做扣动导弹扳机的那个人。”
我的敬意油然而生。他是真正的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来部队的目的，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可怜我一个大学生，稀里糊涂穿上这身军装，竟是因为愚蠢可笑的“为情所困”。
看过导弹之后，我的心中似乎有一张皱巴巴的帆被忽然鼓起来，把我的精神撑得满满当当的，让我如打了吗啡一般亢奋不已。现在看来，我一不小心加入了中国最神秘的导弹部队，成了一名执掌“大国长剑”的导弹兵。这听上去是一件非常牛×且值得炫耀（但绝对不能炫耀）的事情。事实上，这么牛×的岗位需要的是同样牛×的素质。抛开队列、体能等这些最基础的东西之外，我们需要得更多的，便是导弹专业素质，譬如实装操作技能和导弹专业理论。
实装操作技能好说，就像生产线上的工人操作机器一般，操上十遍八遍导弹就能竖得直直的；专业理论就玄乎了，简单来说就是你要通过学习，明白导弹的内部构造和发射升空的原理。这需要你有一定的数学和物理基础，以及对待专业理论像对待初恋情人那般狂热的激情。
6月的第一个周末，太阳很好，但早上起来还感觉不到热。我、风子，还有向北窝在宿舍里打“跑得快”。旁边的本子上我已经累积了七个“正”字零三笔，还差两分就能赢到风子和向北一人一瓶营养快线。通信员李瑞跑过来，尖声细气地招呼：“哟——打牌呢！”
风子一听他那老鸨嗓子，头也不回就应道：“咳，原来是李公公来了。”
“去你的，”李瑞娇嗔着翘起兰花指弹了风子的头一下，转过头来笑吟吟地对我说，“夏拙，连长宣你。”
“宣你大爷的，没见老子正忙着吗？”我心花怒放地甩出一张牌，高喊，“老A！”
“那好，我这就去给连长回话。”
“啥？连长？你刚说啥？！”
“连长宣你。”李瑞翻着白眼重复道。
“我靠！”我吓得一个激灵，抓紧把牌扣起来，冲着李瑞赔起笑脸，“不好意思刚没听见啊！等下赢了他们请你喝营养快线！”
跑到楼下，我整了整军装，看看扣子鞋带什么的弄利索没有，再在虚掩着的挂着“二连连部”牌子的门前立定，轻轻地敲了三下门。
“报告！”
“进来。”
推门敬礼。
指导员正在翻看前天的《解放军报》，见我进来冲我笑笑，然后扬了扬报纸算是回礼。
连长普洱同志坐在椅子上，正握着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在龇牙咧嘴地挑他脚上的鸡眼。可能是我的贸然进门打搅了他的雅兴，也可能是他的鸡眼挑得不甚顺利。知道我来了，他的头依旧没有从他的双腿之间抬起来，只是眼皮翻了一下算是意思。
“来了，大学生。”
一听“大学生”三个字，我原本紧张的心情愈加诚惶诚恐起来。他属于士兵提干的，第一学历还是中专，尽管后来自学成才拿到了函授大专的文凭，但这始终让他不痛快。因此，一提起大学生，准没好事，这是我入伍半年总结出来的最为深刻的教训。
“连长好！”
我生怕他没看到我敬礼，赶紧抬手再给他补了一个。古话说得好：礼多人不怪嘛。
普洱总算把头抬了起来。说了两句话：“妈的，这鸡眼太讨嫌了。那啥——大学学的是什么？”
前一句如果没有更加深刻的寓意，那么显然是自言自语。第二句应该是问我。
“报告，我大学学的是广告设计。”
“嗯，好。”普洱说完，就把右手从左脚的脚趾之间解放出来，从抽屉里掏出一本书，向我扔来。
我知道，别说是普洱抠过脚趾的手扔过来的书，就是他亲手丢来的大便，我也得毕恭毕敬接着。
我一脸庄重地捧起书，如同伊斯兰教徒捧着《古兰经》。封面上宋体打着书名《××导弹控制系统》，右上角黑体标注“机密”。
我不敢翻开书页，更不敢多问。只能继续毕恭毕敬地站着。
普洱开口了：“给你一个半月时间，把这本书搞明白。”
如果把普洱说的这句话写下来，应该打个句号。可是我心有不甘，希望他后面再说点什么。
等了半天没动静，我终于麻着胆子，告诉普洱：“报告。我大学学的是广告设计。”
“这个你已经说过了。”普洱冷冷地望着我，似乎在等我的下文。
“那是文科。”我鼓起勇气回应道，“可是这是理科知识，而且一个半月根本连看都看不完。”
“那就再加半个月。”见我再要说什么，普洱不耐烦地把刚挑鸡眼的裁纸刀晃了晃，似乎是想告诉我：我若再啰啰唆唆，他就会把我当他脚上的鸡眼一样挑掉。
“你们张班长，高中上到一年级，文理还没分科呢。现在不照样学得好好的？！去年还考了专业等级四级呢。赶紧滚！”
他后面那“赶紧滚”三个字出口的时候，脸像突然灭了灯一样瞬间黑了下来，眼珠子也一下子瞪开，我估计古人说的“决眦”就他那样子。
我夹起书落荒而逃。刚出门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一声暴喝：“站住！”
我战战兢兢停住，转过头去。普洱慢悠悠晃过来，难得一笑地问道：“我听说连里有人给我取了小名。叫——普洱？”
我的舌头开始哆嗦，忙不迭发着颤音：“不不不，不知……知道。”
普洱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浅笑道：“嗯，去吧……”
天地良心，活了二十多年，我第一次被吓得腿发软了。
我几乎连滚带爬，总算是回到了宿舍。向北和风子还在那里死等着。
“拙子，赶紧过来，这一把你要能赢，我替你刷一个星期的厕所。”
我几近虚脱地摆摆手，放弃了巩固战果的打算，“我不玩了，你们玩吧。”
“那你干啥？”风子一脸纳闷儿地看着我。
我挣扎着吐出三个字：“学专业。”
在普洱面前讲道理，就好比少年给老汉讲理想，神仙对寡妇讲忍耐，效果往往只能适得其反。趁着高中的物理、数学还没有忘光，我抓紧拿起教材学起了电子线路和力学原理，花了两周时间，总算是记住了欧姆定律，知道了什么是相对坐标。晚上加班，狂啃那本带着普洱浓郁的香港脚味的《××导弹控制系统》，遇到问题，逮到谁问谁，连伍班副也不避讳；只要有装备操作的机会，我必定会缠着牙哥一遍又一遍地练动作要领，练操作手法，直到把他那一套本事搞得八九不离十。
8月下旬，我总算是把那本带着普洱殷殷嘱托和浓郁脚臭的书搞明白了。可是并没有下文——普洱既没考我，也没给我哪怕一个什么说法。我的心里，不禁涌起一种被嘲弄的感觉。
9月15号，旅里参加实弹发射演习的部队上百号人和数十台装备车在火车站集结完毕。参谋长宣读了演习命令之后，政委向我们做了热情洋溢的动员。几年以后，政委的动员讲话，连同我在随后的军旅生涯中听到的越来越多的领导讲话，就像擦在皮肤上的酒精，迅速地挥发掉了。可是，那天我们挺拔地站在威武的导弹装备车前，高喊着“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口号，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场景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政委的动员讲话点燃了我们汽油燃烧一般的激情。随后，参谋长跑步向旅长报告。旅长的嗓音像炮弹一般在夏末的清晨炸响：“出发！”
所有车辆依次开上了平板的军列，所有人员全部钻进了绿皮的硬座车厢。队伍像一条长蛇，从这个隧道口一直延绵到下一个隧道口。我似乎感觉到一种叫作“豪迈”的东西像热气一般从脚底板上升起来，不急不缓却义无反顾地占领了我的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
“咣当——”一声，火车动了起来，载着满满几个车皮的兵，和满满几个车皮的激动、亢奋，缓缓地却义无反顾地离开这个湘西的小山坳。
我问牙哥：“班长，我们去哪儿？”
牙哥笑着回答：“西北。”
“西北哪里？”
牙哥笑笑看着我没回答，倒是旁边的伍班副开口了：“夏拙！保密守则十不准是什么？”
我无奈，开始背：“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
“知道你还瞎问？！”伍班副又开始熊起我来了，看那架势不训上我半小时他一定难解旅途中的烦闷。倒是牙哥替我解围了，“没事，也没什么要紧的。你知道我们去西北就行了。”
我兴趣盎然，“班长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10月下旬吧。”
“那嫂子呢？你不是说她十一要过来看你吗？”
牙哥收起他那胸有成竹的笑容，错愕地盯着我看了大概十秒钟。
“哎呀！”说话间牙哥举起右手狠狠地拍了拍脑袋，“我忘了告诉她，让她别来了。”
“她不知道你参加演习吗？”
“废话，这是军事机密。”风子在旁边白了我一眼。
“那你给她打个电话呗！”
“执行这种机密任务，谁还敢带电话？”
牙哥没说话，长叹了一口气。
“没事的班长，”我安慰他，“嫂子联系不上你，肯定知道你有事，不会来了。”
“嗯。希望如此吧。”牙哥冲我点点头笑了笑，看上去似乎依旧有些忐忑。
军列在路上走了整整四天。不停地让车、不停地停车让普洱大动肝火。他一边大骂铁路沿线的调度是吃干饭的，一边粗着嗓子让我们注意警戒，一旦停车便荷枪实弹地站岗，严禁任何人靠近我们的武器装备。
9月19号，我们终于抵达位于西北戈壁的终点。
我曾想，如果不是因为身上这身迷彩，或许今生我都不会踏上这片塞北的黄土塬，不会感受到雁门关外的寒霜冷月，不会聆听到毛乌素沙漠吹来的凛冽西风，更不会有机会见证平地惊雷利剑出鞘的壮美与豪迈。
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夏末秋初便是一片枯黄。座座土丘逶迤千里，如同刚从巨大烤箱里做出的规格相近却摆放凌乱的面包。目光所及，有几处残损的建筑屹立于稍高的土丘之上，就像大地上随意长出的臼齿。有人告诉我们，那就是烽火台——古时戍边用来通报战况的。继而有人告诉我，这里即是九百年前岳飞抗金的主战场。
想当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何等豪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又是何等壮烈。在古战场安营扎寨，沙场点兵，这是一件充满浪漫主义的事。可是，对于军人来说，浪漫主义从来只存在于诗词歌赋之中，现实——特别是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所面临的现实永远是艰苦而单调的。西北缺水，每天早上用来洗漱的水龙头就像患了前列腺炎的大叔在晨尿；而到了晚上，凛冽的西风灌进板房，把我们的宿舍变成冰窖，我们把带来的所有衣服都穿上盖上，把自己裹成一个个粽子，即使这样，彻骨的寒冷还是侵入我们的被窝，一次次把我们冻醒。
安顿下来之后，我们进行了大约两周的适应性训练。普洱告诉我们，导弹发射时间定在10月7号，来的一共有六个发射连队，能打的却只有一枚导弹。
“同志们！”普洱清了清嗓子，又开始了他的励志演讲，“你们知道导弹发射升空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吗？你们知道亲手把导弹送上太空是什么感觉吗？你们想不想体会一下？！”
队伍中颇为配合地响起歇斯底里的声音：“想！”
“但是——”普洱的声音无比的威严，“弹只有一枚，发射连却有六个。怎么办呢？”
队伍中鸦雀无声。
“办法只有他娘的一个字：抢！”普洱的话一出，指导员就在队伍的一侧猛地咳嗽，听上去像是得了肺结核一般。
“要抢到这枚弹，光耍耍嘴皮子可不行！”普洱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指导员，似乎是要提醒作为政工干部的指导员别光顾着耍嘴皮子。“咱们得靠干！真刀实枪地干！没日没夜地干！只有咱们专业学得更好，操作做得更好，才能让领导放心。他们放心了，弹才会交给我们，你们说是不是？”
“是！”
“那好！从现在开始，大家比别的连早起半小时，晚睡半小时，抓紧学，抓紧练，抓紧干！”
“干”一出口，普洱伸出去的右臂在空中画了一道优美的弧，又干脆地收回来，变成一个拳头握在胸前。他的拳头握得紧紧的，似乎一把就揪住了我们这几十号愣头青的心，让我们紧跟着他的节奏，随着他一起焦虑，一起亢奋，一起紧张，一起豪迈。
我偷偷地问牙哥：“为啥能打的只有一枚弹？”
“你以为我们的弹像步兵的子弹、炮兵的炮弹一样随便造？”牙哥笑着看看我，说，“我们的导弹金贵着呐。我当了七八年兵，还没打过一次实弹。”
“啊？！”我吃惊地望着他，“不会吧？”
牙哥告诉我，这个型号的导弹，是四年前才换的。换型之后，全旅就打了一枚弹，还是一连打的。那一年，人家打弹，我们只有远远看着的份。
“所以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加把劲，争取把这个机会抢到手，以后退伍了，也算是不枉咱这导弹兵的称号。”
实弹发射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来的六个发射连都铆足了劲想抢这枚弹。大家都知道，有了弹就有了机会，就有了功劳，干部可以提升，士兵可以立功，最不济也算是打过弹的，这在旅里可是最牛×最能获得别人尊敬的资本。反之，没有抢到弹，咱就只能是观众，是陪衬，是搭配红花的绿叶，是打酱油的部队。于是，一连贴出了保证完成发射任务的决心书，三连四连发出了比谁作风过硬比谁操作熟练的挑应战，五连进行了集体宣誓，六连还组织了全体官兵联名写了请求参加发射的长信，贴在了旅前进指挥部的门口。只有我们没动静，该干啥干啥，看上去一点紧迫感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