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新诗是新时代的产物。
中国新诗是为了适应中国现代的社会变革而产生的，是从内容到形式部起了伟大变化的文学样式，不用讳言，无论自出诗、格律诗、十四行之类，这些诗的形式都适从外国（主要是欧、美）移植来的品种。就像棉花和葡萄、西红柿是外来的一样。
正如已故的现代诗人朱自淸所说：
“旧诗已成强弩之末，新诗终于起而代之。新文学大部分是外国的影响，新诗自然也如此。”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在我们国家里，人们把写诗和读诗，都看做进少数人文化教养的标志，那些诗，采用普通人不易理解的古奥文字，有严格的音调规定，一般流行的是两种诗的形式：五言诗和七言诗。每首诗通常由四句或八句构成，既不分行也不断句；虽有叫做“词”的那样长短句构成的，也有各种固定的格式。以文言写的旧体诗，只能适应生产关系很单纯的、经济上长期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
那个时代--整个旧时代，千千万万人的诗歌活动，采用口头传诵或说吧的方式，很少有得到印刷出版的机会。
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人门。在来势汹汹的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下，古老的封建王朔，彻底暴露了它的腐朽、衰败与软弱无能。
中国人民生活在屈辱中。一大批爱国的志士仁人，在各方面想着中国的革新。这种渴想也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里。
当时，曾受到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谭嗣同、复曾佑和黄遵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认为应该用通俗的话写诗，写新的事物。
但是，他们所写的诗，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突破，就像旧中国缠过脚的女人想跑步，最得很不自然。
新诗的崛起是在我国二十世纪最初的二十年的最后一年，伟大的五月四日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一阵阵强劲的飓风摇撼着古老的中国。一九一九年，由于巴黎和会激起我国公众的义愤，在五月四日爆发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是我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史上的大事，是中国新旧文化、新旧思想的分水岭。在民主与科学的世界新思潮的冲击下，为了适应自由地表达争取独立解放的思想感情的要求，我们兴起了生气勃勃的文学革命，而诗体解放成了这场文学革命的开路先锋。《新青年》杂志始先连续发表白话诗，《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片名刊物也相继大量刊载。初期的白话诗，多少有些像民谣与儿歌，但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旧诗的桎梏，采用了人民日常的口语，字数和行数都不受限制，分行排列，并开始使用标点符号。不管保守分子怎样反对，报刊杂志上的新诗很快风行于全国各地。
如果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了新诗算起，那么，我们国家的新诗已走过了整整六十年的路程。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太长的坎坷，而我们的新诗却始终是在艰辛地发展、勇猛地前进着。
二
中闻新诗的历史是光荣的六十年。
参加“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员是很复杂的。他们对文学、对诗歌的主张不可能一致。有的强调新诗的革命的社会功能：有的主张“为人生”；有的满足于形式的探讨；有的提出诗的“平民化”；有的竖持“诗只能是贵族的”偏见。
胡适（1891-1962）曾是新诗的积极鼓吹者，他把“五四”文学革命归结为“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
事实上，形式上的冲破桎梏只能是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在现实斗争的浪尖上，在革命的新思潮的感染下，众多的新诗人不能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触及现实生活中的大量问题，从各个方面去体现那个时代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在比较自由开放的政治思想和艺术的创造空气里，不拘一格、新鲜活泼的白话诗处于进攻的地位，用前进和创新打败了、并且取代了旧诗。
“五四”运动的最初几年，出现了我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大繁荣的局面。
早期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周恩来的《生离死别》；蒋光慈的《中国劳动歌》；瞿秋白的《赤潮曲》；彭湃的《起义歌》；邓中夏的《游工人之窟》等等，都给人以强烈的鼓舞。
最初出现的新诗人，抱着“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一般都采用自由体。
诗人刘半农〔1889-1934），早在“五四”运动之前的一九一七年即在《新青年》上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之革新》。他主张“增多诗体”。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写的《相隔一层纸》，可说是最早的新诗：
屋子里拢着炉火，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说，“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它烤坏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
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屋外与屋里，
相隔只有一展薄纸！
他在《扬鞭集》里的许多诗，唱出了劳动者的血泪生活的哀歌。
和他同时的诗人刘大白（1880-1932）虽然中过“举人”，却也竭力提倡写新诗。他的诗集《卖布谣》里，许多诗反映了农民生活的悲苦。
最初阶段的诗人有：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淸、冰心、陆志韦、嵌白情、冯至、王统照、徐玉诺……
当时的“湖畔诗社”的四个诗人--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冯雪峰，以纯朴的爱情诗开始走上文坛。他们的作品流露了青年的坦率的感情，对自由婚姻与自由恋爱的向往。
然而在那个时期，所有的诗人中，最能集中地、强烈地体现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的，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诗人郭沫若（1892-1978）。他是“创造社”的首脑，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女神》，接受了恵特曼的影响，大胆冲破形式的羁绊，歌颂大自然，歌颂地球、海洋、太阳，歌颂近代都市，歌颂祖国，歌颂力量。
请看他写于一九二〇年一月间的《晨安》：
晨安！常动不息的大海呀！
晨安！明迷恍偬的旭光呀！
晨安！诗一样涌着的白云呀！
晨安！平匀明直的丝雨呀！诗语呀！
晨安！情热一样燃着的海山呀！
晨安！梳人灵魂的晨风呀！
晨安呀！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罢！
晨安！我年青的祖国呀！
晨安！我新生的同胞呀！
晨安！我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呀！
晨安！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呀！
黄河呀！我望你胸中的冰块早早融化呀！
晨安！万里长城呀！
啊啊！雪的旷野呀！
啊啊！我所畏敬的俄罗斯呀！
晨安！我们畏敬的Pioneer呀！
……
晨安！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呀！
晨安！华盛顿的墓呀！林肯的墓呀！惠特曼的墓呀！
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诸岛呀！太平洋上的扶桑呀！
扶桑呀！扶桑呀！还在梦里裹着的扶桑呀！
醒呀！Mesame啊！
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
郭沫若蔑视传统，勇于创新。他的诗洋溢着热情，一泻千里。他使新诗开阔了题材的领域，也为新时提供了新的形式。他是那个时期最突出的革命新诗的代表。
三
一九二三年起，中国诗坛上先后出现了两个新的流派--“新月派”和“象征派”。
“新月派”最早出现于一九二三年，然而作为《新月》月刊却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才创办。
“新月派”的主将闻一多（1899-1946），他开始写诗的时间是“五四”前后。他初期写的《秋色》、《红豆》、《烂果》、《红烛》、《收问》等都采用自由体；不久却成了格律诗的狂热的提倡者、艺术上的唯美主义者，写了《也许》、《死水》、《静夜》、《一句活》、《飞毛腿》等，这正如他所自嘲的，是“戴着脚镣跳舞”了。他的代表作是一九二五年写的《死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新月派”的另一个主将是徐志摩（1896-1931），年岁比闻一多大，但出来却比闻一多晚。在诗坛上的影响比闻一多更大。他具有纨绔公子的气质。一句话可以概括了他的一生：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最初他也写过一些联系实际生活的诗，写过《大帅》、《谁知道》、《卡尔佛里》，尽管这种联系是多么稀薄。他所擅长的是爱情诗：《落叶小唱》、《翡冷翠的一夜》、《起造一座墙》、《我等候你》……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他的诗以圆熟的技巧表现空虚的内容，如《沙扬娜拉》：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差，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九三一年十一月，他从南京到北京的路上因飞机失事而死亡，他的创作生涯只有十年。
“新月派”的另一个成员是朱湘（1904-1933）。他是充满凄苦与幽愤的诗人，对人生抱着深刻的悲观。例如《当铺》：
“美”开了一家当铺，
专收人的心，
到期人拿票去赎，
它已经关门。
早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他已写了一首《葬我》的诗；到了一九三三年，终于投河自尽。
属于“新月派”的诗人很多，活动的时间也最长。
假如说，徐志摩是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那么，到了陈梦家写的《雁子》，则是--
从来不问他的歌，
留在哪片云上？
“新月派”已经奄奄一息了。
一九三一年徐志摩逝世。同年闻一多写了最后一首《奇迹》之后，“新月派”已不可能出现什么奇迹了。
中国新诗的另一个支流是“象征派”。这一诗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金发（1901-1976）。他的很多诗是在外国写的，也好像是外国人写的；但他却爱用文言写自由体的诗，甚至比中国古诗更难懂。例如《弃妇》：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
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又如《夜之歌》：
彼人已失其心，
在混杂在行商之背而远走。
这一类句子，完全离开了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把人引向不可理解的迷雾中去，最后只得发出哀叹：
噫吁！数千年如一日之月色，
终于明白我的想象，
任我在世界之一角，
你必把我的影儿倒映在无味之沙石上。
在人世里是很难找到知音了。
属于“象征派”的诗人也不少，大都陷于悲观厌世之作。
像于赓虞，他的诗集索性以《骷髅上的蔷薇》为名，可见已经颓废到无以复加了。
诗人戴望舒（1905-1950）。一九二三年间就开始写诗，先受旧诗词的影响，后受“象征派”影响。他的《雨巷》就其音韵讲，近似魏仑的《秋》，不断以重叠的声音唤起怅惘的感觉。他常以怀念逝去的岁月来逃避现实的烦忧。就其艺术--采用的口语，却比所有同一时期的诗人都明快。而这也是他的诗具备了比他们进步的因素。
还有一个诗人废名（1901一？），介乎“新月派”与“象征派”之间，或许加上“道家”思想，写的东西更难于捉摸。例如《寄之琳》：
……
我想写一首诗，
犹如日，犹如月，
犹如午阴，
犹如无边落木萧萧下，
我的诗情没有两个叶子。
这样的一首诗，写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究竟要给谁看呢--中国人看不懂，日本人看了也不会懂，真是“我的诗情没有两个叶子”！
“新月派”与“象征派”演变成为“现代派”。
“现代派”并无艺术上特别显明的纲领，是以《现代》杂志为中心发表新诗的一群。他们里面包括各种不同的倾向，有些是原来的“新月派”或“象征派”的成员。
“现代派”影响最大的是戴望舒。
四
尽管出现上述各种不同的流派，弥漫着不健康的思想感情，而作为主流的现实主义的诗歌，仍然在极艰难的环境中，十分顽强地、和它们相并行地发展着。
-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有统一的纲领、统一的战斗目标的组织。国民党立即采取各种残酷的手段进行迫害。
青年诗人殷夫带来了新时代的歌声，欢呼着进行斗争。他的《别了，哥哥》、《血字》等诗篇，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血字》毫不隐晦地宣称：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我也是历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他在《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里大声疾呼：
未来的世界是我们的，
没有刽子手断头台绞得死历史的演递。
―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年轻的诗人第三次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诗人胡也频，作家李伟森、柔石、冯铿；十天之后，在二月七日的晚上，五个人被秘密枪杀。殷夫死时才二十二岁。
鲁迅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写序说：
“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
国民党的白色恐布，不但不能扑灭革命的新文学的火焰，反而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许多作家和诗人更坚决更勇敢地参加了革命。
一九三一年九月七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民族危机更加深刻化了。
中国的新诗随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同高涨。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成立中国诗歌会，出版诗刊《新诗歌》，号召诗人们“捉住现实”，歌唱“反帝反日”，倡导诗歌的大众化。
诗的题村扩大了：农村破产、灾荒、饥饿、流亡、抗租抗捐、工厂斗争、失业、罢工、暴动、监狱生活，等等，现实主义的传统得到了继续与发展。左翼的文艺刊物像雨后春笋--《拓荒者》、《奔流》、《北斗》、《萌芽》都不断地发表革命的新诗。
而敌人的迫害也更加紧了：
应修人于一九三三年遇害；潘漠华于一九三三年在天津被捕，第二年死于狱中；冯雪峰潜入红色根据地井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