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君不知怎么突然想到，这好像是她第一次单独和周志明在大街上走，四周没有人，他们只隔着一辆自行车的距离，那么近。咳，这算什么事呢，值得她这样宝贵？甚至故意地把脚步也放慢了，以便能延长一点这宝贵的光阴。好笑，她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工于心计了？周志明倒没催她，也跟着放慢了脚步，他一向是随和的。
他们这么慢慢地走着，可光走也不是事儿啊，总得说说话。她看了他一眼，说：
“天冷，你胃不好，小心受凉。”
“我毛衣还穿着呢。”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我刚才，是不是说得太吓人了？”
“还好吧。”
“我都看出你害怕了，你后来故意装着不感兴趣，是不是？我看出来了，所以我不说了。”
“当着段科长，没事。”
严君心坎上像是有股血喷出来似的，忽地热了一下，从周志明这句话中，她隐隐体味到一种格外可贵而又格外亲近的……体贴。她站住了。
“我想，求你办一件事，行吗？”
“什么？”
“我给爸爸买了个书柜，想送到火车站托人带到北京去，可我不会骑平板车，你帮我一块送去怎么样，平板车我姑妈家的院子里就有。”
“行，什么时候去？”
“后天晚上，我姑妈认识那趟车的列车长。”
“后天，清明节？哎哟，后天晚上我有事呀。”
“什么事？公事私事？”她笑着问。
“我想去十一广场看看，我爸爸让我替他献朵花。”
“给总理献花？那正好，我也正想去呢，后天我陪你一起去，书柜的事以后再说。哎，我建议咱们干脆做一个小花圈，精致一点的。放心，处里不会知道，上我家去做，怎么样？”她一口气说完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精彩打算，只等着他说：“行。”其实，做小花圈的事她是早有准备的，材料都齐了，她后悔为什么没早一点想到拉周志明做伴儿。
可周志明却说：“啊，不行，我，我，还要和别人约了一起去呢。”
“那不管，是我先约的。”
“我和人家早约好了，真的。”
“人家，谁？”她疑心起来，“是施肖萌？”
“啊，不。”周志明躲闪地勾下头去。
严君当然明白了，周志明连撒谎都不会。
“好吧，”她笑笑，“那你们去吧。”她知道自己脸上的笑一定比哭还难看。而周志明却像是有些不过意了，还给她出谋划策：
“那柜子你叫小陆帮你拉，你托他办事，他准高兴。”
“行。”她敷衍地微笑着，喉咙里却发咸。
他们在路口分的手。尽管还不到九点钟，她却盼着他能说：“天黑，我送送你。”可他什么也没说。
她好像全身都乏透了似的，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家。一进门，姑妈就放下手里的毛线活，问她：
“吃了没有？这么晚你上哪儿去了？”
她心烦意乱，不想多说话，走到圆桌边上，拿起玻璃杯想喝水。
“君君，你到底上哪儿了？”
“加班。”她皱着眉头哼了一句。
“瞎说，刚才你们单位的人还来找你呢，你根本没加班。”
“谁来了？”她端着暖壶的手不由停住了。
“还是那个，胖胖的小伙子，原来是你们同学。”
“来干什么？”
“他没说，反正他说你没在机关里。君君，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乱，你在外边乱跑什么？还跟我说假话，再这样我可要给你爸爸妈妈写信啦。”
严君倒了水，喝了一口，勉强笑笑，“没事，流氓不敢惹我。”
她走进自己的屋子里，坐在桌前，百无聊赖地拿起一本书，翻了翻，又放下。每次，只要和周志明在一起呆一会儿，她便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了，心里骚动不安。
桌上的小圆镜里，映着她的脸，俏挺的鼻子，小巧的嘴，眉毛很黑，直通额角，这像个男孩子的眉毛……福相，还是悲相？
她应该说是一个福女，命运给她的慷慨厚待，曾使多少人望而生妒啊，她也许不该再这样多所欲求了。想想，和她一起下农村的伙伴中，有多少人不是至今还在大田里荷锄耕作，在烈日下车水溉苗吗，大概已经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父母一起，都快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了。而她，被生产队推荐进了工厂，又被工厂推荐进了大学，参加公安工作不到两年，她就搞上了３１１这种货真价实的大案。这种尖端案件连那些久经世面的老侦查员们也会为之技痒的。想想，处里那一大堆“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还不就一直是扎在那些平凡、繁琐、甚至是枯燥的基础工作中，度过了最值得留恋的青春岁月吗？什么敌情研究啦，线索查证啦，档案清理啦，资料建设啦，积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干着，而这些年，又只是搞运动，被整，整人，然后就是逍遥，让人心灰意懒的逍遥。比起他们，她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不，她不是看不起成了农民的伙伴和埋身于平凡的老同志，对他们她只有敬佩，但在人们的眼睛里，在人们的议论中，她确是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妞儿”，是吃着甘蔗上楼，节节甜步步高的。
“君君，你说找的那个帮忙送书柜的人，找了没有？”姑妈把头探进来，说了一句，又缩回去了。
帮忙送书柜，谁呢？她是决计不会去找小陆的，沾上他的人情，来日拿什么还？姑妈扯出的这句话，又勾上她的烦躁来。
她，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小妞”吗？如果一个妙龄女子在应有尽有之后，唯独在感情上得不到满足，她能够说是一个幸福的人吗？不，她认为不能。她忘记是谁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爱情是人的生命的一半，假使没有这一半，生活就会有难以弥补的缺憾。”这话是实在的。
她的这一半在哪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