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真半晌没吭声，但脸上的表情却清晰无误地默认了段兴玉的话。屋里一时又没了声响，只有楼外临窗的一棵古槐传来如泣如诉的絮语，落日余晖映在墙上，被摇曳的树叶搅成闪动的碎片，风，带了些热气从纱窗里扑进来，使人依稀嗅到一点儿夏天的气息。
“对当前的运动，对广场上的事件，想不通不要紧，转弯子也允许有个过程嘛。”纪真低低地说：“但是行为上发生抵触，性质就不同了。即便这么说吧，他要是单单在广场上应付差事，我也不会说什么，连我，连咱们全处，甘局长都认为是在应付差事。本来嘛，搞那么多人上广场上去抓人，哪儿有那么多坏人呀？可是周志明，怎么那么大胆子把密拍胶卷给曝了？我气的不是没能抓到人，悼念总理嘛，即便有点儿过火行为，也不见得非得抓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公安干部，自己想不通就这么干，得了啊？特别是一个侦查人员，使用这种手段，我不是指这件事的内容，而是指它的作法，这种作法对于侦查员来说是最可卑、最要不得的。兴玉，咱们干侦查快三十年了，这样的事真还是闻所未闻，你也许能接受，我可接受不了。”
段兴玉把憋在肚子里的气长长地吁出来，他放弃了同纪真争辩的打算，换了个平缓的口吻，问：“这些天，审讯的情况怎么样？”
纪真摇摇头，隔了半晌，问道：“你们科里的同志有没有发现他最近都和社会上什么人接触？”
“他可不是个交际广的人。”
“唔——对。他们向阳院的主任和他是对门邻居，也反映周志明平常在家挺老实，家里也没什么人走动，可甘局长总想从他这儿抓点儿线索出来，唉，真是天晓得。另外，甘局长今天又提到了３１１案。他怀疑徐邦呈的逃脱和周志明有关，当然他也是以一事推一事……”
段兴玉脸上微微冷笑，内心里有一股子火气一拱一拱地往上顶，恨不得摔点儿什么东西才能发出来，但他的声调仍旧平静着。
“老纪，咱们都是干了二十几年侦查了，可甘局长呢，毕竟是半路出家。对３１１案究竟该怎么看，失败在什么地方，咱们心里头还不明白吗。捕前没有侦查过程，审讯中指供引供，把自己的怀疑和成见全暴露给徐邦呈；对全部证据和全部情况又不做细致的综合分析，不让大家发表意见。什么‘三月计划’、什么‘特遣分队’、什么‘破坏批邓’，全是鬼话。你没有直接参加审讯，要是参加了，你也会看出问题来。我明白你当时把我调到追谣办的意思，是怕我得罪甘局长，甘局长我倒是没得罪，可你看这案子搞得，你们去边境的时候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不是应验了吗，结果比我们想的还要坏。从边界的情况看，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是准备好了接应他脱险的。要讲责任，甘局长首先应当负责，往下面一个小侦查员身上推诿，还讲道理吗？”
纪真微微点头，说：“是嘛，我也向甘局长表示，不同意他的怀疑。你要说周志明在广场事件上销毁证据，那是板上钉钉，他自己也承认的。可徐邦呈的逃跑是不是也和他有关，话就不好这么说了，没证据嘛。这个问题甘局长倒也没再坚持，不过总有点耿耿于怀的样子。”
“甘局长今天找你，就为这个吗？”
“不。他对我在预审处谈的那几条意见有看法，他认为周志明应该以反革命定性。其实，我说的那几条，也不单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预审处的同志也是这样看的，而且这个案子的审讯工作主要由他们负责。可甘局长偏偏把我叫去，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好像周志明出了问题，连我，连我这个处，也有问题了。”
“那对周志明究竟怎么处理呢？”
“我还是跟甘局长争了一下，周志明对广场事件的看法，主要是个认识问题嘛，发展到犯罪的，还是他的做法，一个侦查人员做这种事的确是很恶劣的。我原来向预审处提的意见是劳动教养三年，预审处后来定的是有期徒刑三年，今天甘局长又改成十五年，不过，不按反革命定性，只作为一般刑事犯罪处理这一条，他倒是同意了。”
“十五年？”段兴玉觉得自己张开的嘴都没法收回去了。纪真没理会他的惊愕，继续说：“甘局长又要把周志明也列入巡回批斗，我没同意。周志明毕竟当过公安人员嘛，一巡回批斗就得讲他的罪状，一讲罪状就会影响公安机关的威信，引起群众不信任，有副作用。我这个理由甘局长也扣不上什么帽子，最后改为到全市公判大会上陪斗，不单独宣布他的罪状。”
段兴玉没有答话，他望望窗外，天是灰暗的，屋子里也是灰暗的，有几粒灯光在越来越深沉的暮色中刺目地闪动，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人在感到矛盾的时候，会同时感到空虚。他现在空虚得竟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应该何以为怀，他一向是喜欢周志明的，这不仅因为他的能干好学和俊美的外貌，而主要是喜欢他那忠厚为人和文静的性格，谁又能料想这样一个老实孩子居然做出了这么一件叫人吃惊的事儿呢。就这件事的内容来说，他是能理解他的，甚至也能把自己的同情放在他一边，就这个事的做法来说，他也不像纪真那么深恶痛绝，因为作法总归是为内容服务的。他现在仍然觉得周志明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不敢想象，明天周志明在看到那张“死亡通知书”的时候，该会怎样。这小伙子并不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也太重感情，他唯一的亲人，二十年终日厮守的父亲，死得那么孤独，而他却不能伏在尸体上哭上一声。人间可怜事，莫过于此吧。段兴玉的眼睛有些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