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自行车顶在汽车的屁股上。施季虹显然还没有看见他，只顾躬着腰把脸对着汽车的窗子大声抱怨着什么。
“不是你非得约我去国际俱乐部的吗？我来了，你倒要上北京去，讲不讲信用？”
“今天非得请你原谅不可了。这是个临时的事，我上午才决定的，连飞机票都是买别人退的。”汽车里的人冷冷地说。
“算了，谁知道你怎么回事，你一贯说了不算的。”她挥着手，直起腰来。
汽车里的人没有再？唆，车开走了。
“小虹姐姐，”他发现季虹看见了他，便往前蹭了两步，“那是谁呀？”
“一个朋友，你不认识。”施季虹翘望着远去的汽车，心不在焉地答道。
“噢，我知道，是那个姓冯的吧？”他随口无心地笑着说。
“嗬，”她把脸扭过来，似笑非笑的，“不愧是公安局的啊，谁的事都想打听个一清二楚，哼，职业病。”
他让季虹刺得有点儿恼火，“随便问问，我要打听这干什么！”
“你今天是不是跟吴阿姨说要刷碗柜？她把柜子都腾出来了，直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季虹自己把话岔开了。
“我现在就回去。”
他骑着车拐过南州饭店，太平街就在不远了。
这是太平街最拥挤的时候。推车上了马路沿，骑过一片开阔地，再过一排又高又密的梧桐树，用不着走到萌萌家的大门口，就能把太平街上的喧嚷甩在后面。这儿，还是挺安静的。周志明的眼睛倏然亮了一下，他看见马局长正从萌萌家的门里走出来，嘿！他心里叫了一声：
“好运气！”
天色有点暗了。施万云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心情有些空茫。透过旁边那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黄昏，窗前挖沟留下的泥土狼藉不堪，为什么这么久都没人来清整一下？将来这儿应当利用起来，种点儿青菜。
刚才马树峰为了江总家被盗的案子来找自己聊聊，这会儿他并没走远，正站在那排已经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下，同下班回来的周志明说话。呵，对，他们是在自新河农场认识的。从侧面看去，志明那孩子真是长身玉立，显得十分挺拔。
志明已经来了好些天了，宋凡有点不大满意，背地里向施万云嘀咕过好几次，“看他和萌萌的事还没定就这么住进来，万一以后有变化可怎么收拾呢？”“有什么可收拾的？孩子举目无亲，寄人篱下，也是很可怜的。”他生怕宋凡顺嘴说出什么伤人心的话叫志明听见，“他父亲也是个老同志了，就算是革命遗孤，我们也该尽责任照顾他嘛。”可宋凡还有另外一层顾虑，“坐过监狱的人，难保不养下什么坏毛病，我总觉着和萌萌在一起不大好。”“那倒无碍，你我不是也坐过非正式的监狱吗？”宋凡沉着脸，还是不高兴。好在志明这孩子比较懂事，人也勤快，默默不响的绝不用担心他会惹人讨嫌。
窗外，那排梧桐树下，马树峰和周志明握手告别了。接着，他听见了开大门的声音，周志明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一下，移进厨房去了，很快就传出了吴阿姨咯咯的笑声。志明勤快，很讨吴阿姨喜欢。哎，马树峰是怎么走的，他好像没坐汽车，这个老马……
据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群众对马树峰并没有多少气，所以他倒少受了不少罪，这大概和他平常比较俭朴，比较能联系群众的作风有关吧。连市委的干部都知道，老马的几个孩子至今都还在工厂里当工人。施万云心里忽然有点别扭，相形之下，说不定人们会认为，萌萌进南大，虹虹进歌剧院，都是出于他这个父亲的操持。其实他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的。进大学凭考试，制度森严，他怎么能作弊？虹虹进歌剧院的事，她妈妈倒是活动了一下，不过后来也是经过了考试，合格后才录用的，总不为过分吧。对虹虹，他总觉得应该加倍好一点，能帮她的地方尽量帮。孩子在那个艰难年代对父母是尽了心的，他也总该还给孩子一点情分，尽一尽人父之责吧。
特别是现在，虹虹越来越叫人放心不下了。父女之间的隔膜似乎越来越深，距离也越来越难以弥补，见了面，除了互相说几句“吃饭了吗？”“早点睡吧，”“注意别着凉。”之类的废话，几乎连一句正经话也没法谈，一谈就吵，一吵，全家不安宁。虹虹的思想以前就偏激，无论“左”还是“右”，都喜欢极而言之。如果仅此，还可以慢慢引导，慢慢说服，可令人不能容忍和原谅的，却是她身上那种过去未曾有过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赤裸裸的自私，无掩饰的自私。虹虹过去不是这样的，她就是在当红卫兵发疯的时候，心里也还有着许多火热纯洁的向往，这十年的颠云倒雾，一下子把人拧到反面去了，从盲目地相信一切到一切都不相信，对自己人生道路上这一串左右摇摆的脚印，虹虹自己并不觉察，也懒得反顾一下。可他做父亲的却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跟她说，她还不以为然，总是从鼻子里笑一笑，做着不屑一答的神情，仿佛说：“瞧，您又来了。”几次都搞得他极不愉快。说真的，他倒宁愿虹虹的思想重新复归到少年时代的狂热和盲从状态中去，只要国家的政治形势稳定，这毛病并不难因势利导，改过来，他实在不愿意看她这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笑。
是不是他太严厉，太简单了，惹得孩子不愿意同他讨论事情？作为父亲，他是爱虹虹的，可这爱的确只停留在内心深处，很少表露出来。孩子是不是没有感觉到？仔细想想，也是，就从他恢复工作以后算起吧，他就没有真正帮虹虹办过一件事，连和孩子们在一起亲热的时候也极少，虹虹会不会因此生怨？看来也不全是，如果说，在“四人帮”时期虹虹的烦躁常常是不满于自己和家庭的处境的话，那么现在，她还有什么不满的呢？说到底，个人主义不得了，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
前些天，虹虹请她剧院里的一位院长来家里吃饭，他在饭桌上无意间问了几句剧院党组织的状况，结果那位副院长误会了，以为是向他暗示虹虹的组织问题，忙说了些许愿的话。他听了倒也没说什么，如果虹虹真的在单位里好好工作，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倒也是件好事。前天，那位副院长又给他来了封信，说解决虹虹的组织问题关键要过党小组和党支部这一关，可虹虹在剧院里——当然，信中的措词是含蓄婉转的，但意思明白——虹虹在剧院里的群众关系不好，而且到现在连入党申请书也没写，希望家里能配合点点她。他当即找虹虹谈了，一个青年，政治上对自己总要有要求吧？既有要求，就得严格约束自己，高标准衡量自己，高标准本身就包括了搞好群众关系这一项在内，而搞好群众关系，又首先要从反对个人主义做起……他说了将近半个小时，说到后来连自己都有点动感情了，“虹虹，你忘了你这名字了吗，我原来起的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这么多年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蹲牛棚挨批斗的时候，爸爸也还想着，我是革命的，我的后代，我的一家都是革命的，历史总会证明这一点。”他对虹虹是怀了多么大的期望与寄托啊，他的老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相信虹虹是懂事的孩子，这些充满了父爱的话不会使她无动于衷的，他就是这么一厢情愿相信着自己的判断。他还记得市里的一位团委副书记在大会上讲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青年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粗野的、看破红尘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并未完全冻僵的心，他相信虹虹也没有冻僵。可是虹虹，他万万没有想到虹虹竟然会那样伤他的心，她怎么会这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