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学说主张采用“以德服人”的办法，孟子也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这是说，用“力”不能使人心服，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
古往今来，人们无不看重“服人”二字。有主张“以力服人”的，有主张“以理服人”的，也有主张“以德服人”的，认为注重自身修身立德，行端品正，道德高尚，就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让众人服之、众心归之。对于领导者而言，除“以力服人”外，“以理服人”和“以德服人”也必不可少，而后者是一种高境界，更显得重要。
厉以宁教授认为，企业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素质。从企业管理角度看，有三个不同的管理层次，一是以力服人，二是以才服人，三是以德服人。以力服人，只是最低的管理水平，是三流企业家；以才服人，是用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引导别人服从自己意志，是二流企业家；以德服人，是用自己的品德和为人，证明自己值得依赖，使人心甘情愿服从自己。这样的企业家才是一流的企业家。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这是常挂在蒙牛董事长牛根生嘴边的话，因为“德”是制服人心的最佳利器。“想赢两三个回合，赢三年五年，有点智商就行；要想一辈子赢，没有‘德商’绝对不行。”
牛根生有一个“让车”故事。2000年，和林格尔政府奖励牛根生一台菱志车，价值104万，而当时比牛根生大八岁的副董事长的奖励是一辆捷达车。但是，此时的牛根生并没有打算享受这辆豪华轿车，而是提出了与这位副董事长换车。
这正是牛根生所追求的“德”，牛根生想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向人们传递出一个信息，“牛根生做企业不是为了个人赚钱和享乐。”
人性很复杂，人心更是难以揣测，而牛根生却能自如地管理人心，也许这要源于牛根生“以德服人”的准则。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听起来都像是不真实的歌颂之词，而牛根生做到了。
蒙牛能有今天，离不开牛根生的管理，牛根生的管理人心之术是值得管理者学习和借鉴的。“大胜靠德”观念，在所有的管理理念中名列榜首，一个真正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懂得，收服人心的最大武器是“德”，而不是“威慑”。民心向背，胜负关键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们魏国，以前天下没有哪个国家比它更强大的了，这是老人家您很清楚的。但是政权传到我手中后，东边败给了齐国，我的长子也牺牲了；西边败给了秦国，被夺走七百里河西之地；南边受楚国夺城之辱。对此我深感耻辱，想要替那些死难将士报仇雪恨，您看怎么办才行呢？”
孟子回答道：“方圆百里的小国也能够称王天下。魏国是个大国，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少用刑罚，减轻赋税，让百姓有时间精耕细作，勤除杂草，让年轻人在闲暇时间学习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的道理，在家侍奉父兄，在外尊重长官，这样，他们就是制造些木杖也足以打赢盔甲坚硬、刀枪锐利的秦、楚两国的军队了。
秦、楚等国常年夺占百姓的农时，使百姓不能精耕细作来养活他们的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儿东奔西逃。两国国君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苦难之中，如果大王前去讨伐他们，还会有谁跟大王对抗呢？所以老话说得好：‘具备仁德这样优良品质的人天下没有谁是他的对手。’大王请不要怀疑这个道理了。”
孟子说：“仁能战胜不仁，就像水能战胜火一样。而现在一些行仁的人，好比用一杯水去浇灭一车木柴燃起的大火；火不熄灭，就说水不能战胜火。这反而助长了那些最不仁的人，而他原来那点仁也最终会丧失的。”
“仁”是中国儒家道德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儒家所尊崇的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管理和社会思维中，“仁者无敌”可以说是一个谁都难以回避的重要命题，而它是基于儒家思想中仁的观念之上的目的性结论。
孔子关于仁的观念主要是针对人的生存状态提出来的，对于仁的精神，《论语·雍也》篇中作了集中而简要的论述，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简单地理解，那就是应该推己及人，以己心测度他人，从而达到广泛爱心的普及和关怀世界的人生境界。孔子认为，仁的本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把人我放在一个视点上，自己要立身成事，也要使他人立身成事；自己世事通达，也要使他人生活顺意，也就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做到人生世界的双赢。仁是自身自立自强，同时对他人具有精神上的普遍的爱，即立人达人。仁是孔子人生理想的核心，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仁可以包含忠、恕、礼、义、廉、耻、信、勇、刚、毅、敏、惠、俭诸德。同时孔子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日仁”的观念。“仁者爱人”是孔子社会伦理学观念体系中的核心命题。它强调个人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应该主动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克己复礼曰仁”则是具有仁的行为的个体所应该具备的素质。费孝通先生对此也有解释：“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也许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的一个关键。”
这是孔子“仁学”大致的轮廓。用一个比喻来说，爱自己或爱自己的亲人，这只能叫“爱”，但是爱自己的亲人，由此推及到爱天下人，那么这就叫“仁”。当然，也有人开玩笑说，爱自己的老婆，这只能叫“爱”，但是爱自己的老婆，由此推及到爱别人的老婆，那么这就叫“耍流氓”。当然这是个例外。孔子的“仁”就是要从“亲亲”进而能够“仁民”，这需要人的精神世界的净化，使个体的爱推广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那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了。
而在《孟子》中，孟子将仁的哲学，上升到政治思维当中，也许这和战国纷争、政事驳杂有着很大的联系，是孟子基于社会发展观的一种现实的思考。当然这和他的“王道”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在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只要推行仁政，省刑法，薄税敛，抚平人民疾苦，减轻群众负担，就能够完成对人民的教化，施行“王道”，使天下归一。孟子是在听梁惠王诉苦的时候，提出这个观念的。在两人的对话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梁惠王是基于对战争的考虑，而孟子则是基于对战略的考量。从总体看来，孟子的战争观是科学的，“仁者无敌”是一个包含了深刻政治智慧的命题，无怪乎自古以来那么多人对这一观念保有不竭的热忱，并提出了“民心向背是胜负的关键”这样的说法。
在这里，孟子将自己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国土的大小，武力的强弱上，而是关注整个社会的管理者是否具有行仁的施政行为。孟子在《公孙丑章句上》中也提出了：“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意思是说：满口仁义道德，却以武力来压制百姓的是霸者；而施行仁德的是王者，王者不依靠国土的强大。
仁德教化人心，而权威有时是脆弱的。多少强大的王朝，横征暴敛，陷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最终在人民的呐喊声里灰飞烟灭。孟子说的仁政的措施中，省刑法，薄税敛，是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的两大条件。我们知道，近些年我们的国家也在做这样一些事情，纠正公安司法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调整法律中的一些不合理条文，减轻农民负担，税费改革，这些做法其实暗合孟子的政治理念。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许多集体和单位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王道之路呢？
得民心者，可得天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断，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尽管现代文明已远远超越了古代文明，但对现代人来说，要建设国家，保卫国家，人心向背仍是决定性的因素。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已成为千古名句，对国家，对集团，对个人都有其永恒的真理性。
春秋初年，郑武公去世后，太子寤生即位，就是郑庄公。但他的地位却受到生母和胞弟的威胁。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偏爱郑庄公的胞弟共叔段，要求郑庄公把制邑封给共叔段。制邑是军事要塞，郑庄公没有同意，武姜又替共叔段要求易守难攻的京城，郑庄公答应了。
共叔段一到京城，就加高加宽城墙。郑国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对郑庄公说：“各种等级都邑城墙的高度，先王都立有规定。如今共叔段不按规定修城墙，您应及时阻止他，以免后果难以收拾。”
郑庄公说：“我母亲希望这样，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共叔段看哥哥没有对自己采取限制措施，便更加放肆起来，下令让西部、北部的军队听命于自己，并私自接收了周围的城邑来作为自己的封地。公子吕对郑庄公说：“应及早下手制止他，否则周围的战略要地都会慢慢被他掌握！”郑庄公还是不紧不幔地说：“用不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对君不义，对兄不亲，这样不仁不义的事做多了，即使占据再多的地方，也会自取灭亡。”
共叔段看到哥哥没有其他动静，更加放手聚集粮草，聚敛钱财，扩充部队，准备攻打郑庄公。共叔段治下的百姓对此都十分不满，纷纷跑到郑庄公的地盘上。
这时，郑庄公说：“时机到了！”他派人探听到共叔段起兵的日期后，派公子吕率领两百辆战车攻打共叔段，共叔段只好逃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