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兆林长篇小说《绿色的青春期》
人生是需要有所忘记的。忘记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忘记不一定全都是背叛。忘记过去有时可能会是一种自省、进步的表现，是一种有益的解脱。一个毫无忘记能力的人是无法承受生活的负载的。
刘兆林在他的长篇小说《绿色的青春期》的前面写着这样的话献给未来的岁月一告别往昔真实的感情。”显然，作家是为了未来而实施着对过去的告别，这无疑是一种进取的行为，是一种为了摆脱过去的负累而追求未来的努力。可是，刘兆林在自己的小说中写下的所有文字，恰恰是那些至今仍然无法忘记的过去生活与感情印痕，告别事实上已成了对往昔生活的反思咀嚼，变成了在对沉淀记忆的重温体验中的1种辨识、一种批判。
数年前，当一批知识青年作家以自己的血泪情感书写他们的知青生活经历时，我们的文学曾出现过一次不小的“知青文学浪潮”。在这个文学浪潮生起以至消落的时候，与众多走向农村、走向兵团的知识、青年几乎同时走向军营的许多知识青年人的生活却在不意间被人们误解、忽视了。今天看来，文学对这样一批为数并不少的年轻一代人的微弱反映不能说不是一个无意的欠缺。因为有了这样的欠缺，“知青文学”似乎也变得不很完整了。
文学对一个特殊年代、对一代人生活命运的表现，尽管会因作家选取的视角、题材及事件人物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真正深入到时代生活的肌里去观察判断的话，人们就不难发现，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年龄层次接近的人们的生活命运虽然会有不少差异，但就大的趋向来看，总是相近相似的。这种相近相似情形的出现，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时代生活的制约所造成的。“文革”中，在一代知识青年告别城市、告别父母兄弟奔向山乡边疆的时候，同时也有一批年龄相仿的伙伴分流走向了绿色的军营。对这后一批人，在当时和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不少人都视他们为幸运儿，以为他们的生活因绿色军装的庇护而变得轻松愉快。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上空前的浩劫，对于任何一个居身中国土地上的人来讲，其强烈影响都是无法避免的，作为深深地参与了这场“革命”的军队自然也不能例外。那一大批走向军营的知识青年，由于他们的自身经历和时代生活的限制，他们是不可能、也无力把自己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的。因之，在那样一个大的环境背景下，他们的生活经历及思想感情也同样承受着种种的痛苦与负重，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也并不微薄。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些人从他的同代人中分离出去。这些生活在军营中的知识青年既然是那一代人中的不小部分，反映他们生活的文学自然也就应成为“知青文学”的一翼。
《绿色的青春期》在近乎纪实的笔触下描绘知识青年柳直及他的伙伴由红卫兵转入军营之后的生活经历与感情体验。如果我们不一般地对待问题，只看到职业对人们的分离而无视社会生活从内在方面使人们纠结一起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暂且排除军装军营生活对作品人物的约束，而把柳直等人看成一个个生活在特殊环境中的知识青年。这并不是为了完善一种认识，而是因为在柳直的身上更多体现的似乎还不是一个战士的品格，而是一个有着红卫兵经历的知识青年的形象。在“知青文学”中，我们已有过像高加林（《人生》）这样生自农村因社会变乱又不得不返回农村的知识青年形象，也有过像曹铁强、裴晓芸（《今夜有暴风雨》）等从城市走向生产兵团的知识青年形象；那么在我看来，在知识青年形象的系列里，也应该有柳直这样从农村走到军营的知青形象。自然，还应加上那些直接从学校进入工厂者如刘思佳（《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样的人物。“知识青年”是一代人，而不应狭义地把它理解成一代人中的某个部分。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才乐意把刘兆林的这部《绿色的青春期》划归到“知青文学”的范围中来，而不以其外在的生活环境视它为军事文学。这部小说的出现丰富和完整了“知青文学”的内容，使活跃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中的那一代青年人的生活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反映，对于此后人们了解这一代人、研究这一代人的历史活动及作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素材。《绿色的青春期》在“知青文学浪潮”滚过多年后出现，自然不是重蹈他人的复辙，这部迟到的着作也不仅是在原来众多的作品中增添了一个数码，它是作家刘兆林以他那些不易忘记的过去生活为一代人的历史生活填补了文学的空缺。
在《绿色的青春期》里，主人公柳直与其说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还不如说是一位知识青年更为确切。如果说，他的战士身份只是体现在生活环境和服装上的话，那么他作为知识青年的品格行为就充分地体现在他的精神感情及日常的生活活动之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一1969年，社会生活提供给柳直的环境并不是一个军人所渴望的战场，而是一个充溢着浓厚政治色彩的社会大舞台。因之，当年轻的柳直由一个红卫兵头头转而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的时候，他的精神、感情及活动方式方法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
那种强烈的政治欲望、那种充分的自我中心意识都还在变换了活动方式之后存在着。正是在这种内在的不变环境和自我行为中，柳直在他绿色的青春期内与许多知识青年一样演绎出自己的幸与不幸。
参军入伍对于柳直来讲，最初和最强烈的念头并不是他切实地感到自己负有这种义务，而是把它视为一种走向和接近革命的途痉。他那么真诚地向往和崇拜绿军装，根源也在于在那个特定的年月里军装似乎是一种革命的象征一一如果谁能真的加入到人民军队的行列里去，就是他自身革命性的有力显示。柳直与他的伙伴们一确切地说，就是与他战斗在一起的那些“东方红兵团”的战友们一为能稍早比对立派组织知道征兵的消息而异常高兴；为征兵团负责人是自己战友的舅舅，从而就有可能多为受伤的解放军先输血、多输血而兴奋。这些举动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围绕着参军入伍这件事，柳直他们所从事的仍然还是他们原来的那种红卫兵式的革命活动。小说主人公柳直的幸与不幸，正是在他这种对革命的追求和为达到革命目的采取的方法方式的错位中发生的。
当柳直怀着一腔热血满怀激情地要以参军入伍来显示自己的革命精神与行动时，却突然因为父亲曾被内定为右派分子的历史问题而近于毁灭。最后，柳直为了他心目中的那个“革命”，毅然地表示要与有历史问题的父亲划清界限。他不愿意使自己比别的“革命派”“矮了许多”，更不想使自己成为一个“质量不高的人”。尽管这样，要实现自己入伍的愿望，他还不得不求助于女友杨烨舅舅的人情和自己咬破中指书写出“当兵”两个血红大字的行动。这种为了革命不能不与亲生父母疏远的矛盾和痛苦，构成了柳直青春期间的第一桩大不幸。柳直是默默长久地忍受了这种痛苦的。他不给父亲写信；父亲病危，他也不愿归家探视；父亲精神失常，跋涉千余里来看他，他竟然提出不见父亲的面；直到父亲去世，他尽管有着深层的痛苦，但都未能彻底抛却那种担心父亲的历史问题会影响自己的理想前途的劳什子。这种对父子感情的戕害是柳直付出沉重精神代价的重要部分。不管柳直为自己的这种举动提出怎样的辩护，透过他的行为，我们是不难看出，在那个荒诞的岁月里，如柳直一样的年轻人的灵魂被政治势力所裹胁而受到的伤害。当他们怀着激情追求心目中那些自以为崇高美好的东西时，同时却又心甘情愿甚至毫不迟疑地破坏着纯洁真正的美。青年人的激情被不正确的政治主张误导到盲动无常的程度；他们的心灵和感情也被政治扭曲之后达到了崇高和善良的对立面。在这里，我们从柳直的身上看到了他个人实现参军目的的幸运和为此而割舍父子情分的不幸，更看到了隐藏于柳直个人经历背后的一种深层的社会悲剧。当一个社会环境不足以使青年人的热情投向为社会创造、社会进步出力，却使他们以自己强烈的感情和勃勃的生机制造着个人与社会的悲剧的时候，这样的社会环境就该得到指责和批判。柳直处身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环境。自然，今天刘兆林在记述以上这些使人感伤的情形时，已渗进了不少的自审和批判的因素，或许还因此减轻了原来生活形态给人心灵情感造成的冲击力量，但这种不堪回首的情绪与心态正反映了昔日痛苦的剧烈及今天负载的沉重。
《绿色的青春期》写了一种也许不太引人关注、但却深刻地反映着生活本质的现象。像柳直这样一些曾活跃一时的红卫兵头头们在加入到人民解放军这个行列之后，他们竟然可以不太多地改变思维与活动方式，又在绿色的军营里演出一幕幕令他人喝彩首肯的活剧来。例如，为了同其它兄弟班排争个高低，求得个人荣誉和上风，柳直编写的荒诞现实剧《英雄来到我们排》及其表演造成的轰动。吴勇搞的一套队列口号把指挥员的口令与相当的政治口号协调起来，诸如：立正~立场坚定！向右看齐一打倒刘少奇！向前看一一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军用挎包上绣毛主席像，绣忠字、忠心。还有其它类似的招数。这些都在连队乃至上级领导范围内产生了效果。或许正是因为柳直有这些不同凡俗的奇才奇智，他不仅获得了好评，还被破格地任命为副班长，一直得到重用和培养。诚然，柳直他们的这些创造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可在那个创造的时候，这些创造却是以庄重严肃的面貌出现的。也许这些创造本身对我们并不会产生多大意义。我们现在有兴趣的是这种创造萌生的过程及产生之后发生的效应。
在较深层次上，柳直他们的这些活动的思维方式及目的仍然带有他们还是红卫兵头头时的那些活动特点，这就是创奇树异、猎荣求功，目的在于显示自己的真诚和革命。当他们还是盲目的“造反派”，是一个个头脑发热的“红卫兵”时，这样的活动发生在他们身上是贴切自然的。但是，在他们已加入到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军队行列中的时候，他们过去那种超常的思维方式和树异的欲望及种种闹剧式的表演非但未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反而因为军队组织的严密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强化，使其效果更加突出。对这后一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断得到赞赏的情形，实在令人感到莫明的困惑。这种令人困惑的现实尽管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是作为正剧不断地上演着，可它对于当事者、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其实都是有着充分的悲剧色彩的滑稽表演。它不仅使拥有勃气智慧的青年人步入歧途，也使军队的生活蒙受了污垢。读《绿色的青春期》时，如果我们只是带着某种不无嘲讽内容的微笑看待当年柳直及军队生活中那些滑稽现象，而放弃了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层的分析认识的话，那实在是忽略了刘兆林的用心，也忽略了这些历史生活现象的深刻意义和重要价值。在文学作品中，历史的价值并不存在于作家、评论家的认识结论之中，而是蕴藏于作家真实描绘的那些生活现象之中。如果人们无视这些真实生活现象的存在和价值意义，那么任何作品的存在都是毫无意义的。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我才以为，刘兆林的《绿色的青春期》的意义和价值还不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像柳直这样的个人悲剧和那个疯狂年月给军队生活投下的暗影，更重要的还在于这部小说从更深的层次上透视了历史生活，让人们看到，在那个荒乱无序的历史岁月里，政治的荒谬如何扭曲着人们正常的心灵情感，是怎样把人们的创造力诱导到荒唐无聊的境地，从而造成个人与他人的不幸，玷污了原本光荣的对象。在这里刘兆林与其说是在重温过去那些青春的岁月，还不如说是在痛悼青春的流失。对早年那些真实的感情也许还不见得产生多大程度的憎恶，但留下的失落和遗憾情绪却是绵绵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