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室内幽雅别致，富丽堂皇，处处显示出主人的情趣和富有；屋外松槐参天，鸡鸣可闻，一派田园风光。可暂住在这儿的张学良却无心欣赏那中西合壁的楼宇、亦城亦乡的景致。一会儿，他就要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接受“审判”了。当他接到军事法庭一位副官送来的拘押犯人的“传票”时，不禁怒火中烧，他狠狠地把传票摔在了地上。张学良已意识到，蒋介石开始变卦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26日中午，蒋介石飞返南京。第二天就公开发表了由陈布雷代拟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这份煞费苦心杜撰出来的“训词”，掩盖了他对西安方面所做的团结御侮的承诺，把他的被释放说成是他的“伟大人格”感召的结果，标榜自己一向以“精诚团结，统一国家以救国”，指责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受反动派之煽惑，要负“毁坏纲纪”之责。
张学良26日一到南京，就被软禁在宋子文公馆。当天，蒋介石通过宋子文转告张学良写份请罪书。张学良立即写了请罪书给蒋介石，表示：“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蒋介石将张学良的请罪书转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南京政府。29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并内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李烈钧为审判长。
12月31日上午10点，军事法庭开庭。主审李烈钧、审判官朱培德、鹿钟麟以及军法官、书记官依次坐开。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出庭。
李烈钧问：“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张学良答：“我不知道。”
李烈钧问：“你何以竟敢出次举动？”
张学良答：“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
李烈钧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张学良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接着问道：“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李烈钧答：“当然可以。”
张学良问：“民国二年（1913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李烈钧答：“是的。”
张学良问：“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李烈钧答：“是的。”
张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张学良提到李烈钧湖口起义倒袁的经历，使李烈钧无言以对，只好强词夺理：“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
整个审判不到20分钟，最后宣布了判决书：“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1937年1月4日，南京政府颁布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便在“严加管束”的名义下，先后被软禁于南京孔祥熙别墅、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及贵州修水、桐梓、贵阳等地，1946年11月被押送台湾。1961年，蒋介石宣布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但行动仍受约束。蒋介石死后，蒋经国继承了这份“遗产”，对张学良仍“严加管教”。直至1991年，张学良才被批准赴美探亲。1995年，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移居美国。一位戎马倥偬了半生的军人，就这样在特务的监视下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这是世界罕见的幽禁，这是令人嗟叹的幽禁。
不论是审判，还是特赦，都不过是蒋介石玩弄的把戏。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背信弃义，不仅迫害张学良，而且对西安大军压境。1937年1月5日，南京政府通过“陕甘善后整理办法”，并任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
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使西安军民群情激愤，战争一触即发。在这危急时刻，周恩来及中共中央代表团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一方面做好必要的军事准备，一面与南京政府重开谈判，呕心沥血，宵衣肝食，终于避免了内战的爆发。
西安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就逼迫杨虎城辞职出洋。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与夫人谢葆贞、儿子杨拯中离开上海，前往欧美考察。七七事变后，他两次急电蒋介石，要求回国，疆场抗敌，却没有得到答复。11月26日，杨虎城回国，抵达香港，即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下，随后被囚禁于南昌，又辗转于湖南长沙、益阳、贵州息烽与四川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1949年9月6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终于下了毒手，罪恶的匕首刺向了杨虎城将军和他那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为抗日救国，他冒死发动“兵谏”；
为抗日救国，他一路风尘赶回祖国；
然而，他却没有能把最后一滴血抛洒在抗日的战场上。但是，他的“牺牲是光荣的，他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