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蒋介石为扩大势力笼络人心，使用过各种手段，最常见的莫过于拜把拈香，缔结兄弟之盟。蒋介石虽与冯玉祥也是拜把兄弟，但冯玉祥浑身正气，对蒋可直呼其名，提反对意见，乃至有时脾气来了，对蒋的作为不屑一顾，表示极大蔑视。有一次，冯玉祥在青木关巴县中学，获知有戴笠手下两个特务，在空袭时，乘机调戏两名女中学生，将其带入防空洞中大耍流氓。冯玉祥不由咆哮起来，怎可容得这号畜生胡为！于是直接去到蒋氏住地，一把拉住蒋介石控诉特务的兽行。蒋听完闷不作声，冯玉祥更是火上加油：“天上是日本飞机轰炸，地下是特务侮辱少女，这老百姓还有无生路？”蒋介石这才说：“好吧，我查清楚了再说。”冯玉祥脸都气黑了，一拍书案：“你我枉为兄弟一场！连这类事你都信不过为兄的，其他还有什么可说？好吧，就让老百姓走死路吧。”说完拔脚便走。蒋氏碍于情面，才留住冯：“等会儿，要车，你我一同去青木关。”这样，蒋、冯一道向巴县中学师生道歉，接着追查两个犯事特务，予以惩罚。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抗日胜利之后，在社会名流倡导下，于重庆校场口庆贺政协（旧政协）大会胜利召开。特务们闯入会场，打伤与会者众多，此中有郭沫若、李公朴等名流，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校场口事件”。冯玉祥得知消息，先打电话给蒋介石，电话中回称蒋不在公馆。冯只得亲自出马，走了一段路，考虑到赤手空拳去无益，必须造势。遂在晴天白日下打一盏灯笼，径直去到曾家岩德安里蒋氏官邸，沿路招来不少观众，军警费了好大力气才排开围观民众，护冯进入官邸。蒋介石一见，知其来由，装聋作哑地发问：“焕章兄，这是干什么？”冯玉祥哈哈大笑，手指天空，又叹道：“贤弟请看，这暗无天日的时代，不用灯笼，何来活路可走？”蒋知冯在挖苦自己的手下又干了坏事，便不以为然地说：“玩笑已过，该是谈正经事的时候了。”冯玉祥当即提出严惩制造校场口事件的凶手及幕后指使者，蒋连连称好，一口应承。到了第二天下午，仍不见官方派人到校场口调查，出事地点仍旧一片狼藉。冯玉祥见此情势好不恼怒，再登蒋门准备问理，哪知蒋的副官回答：“委座已于今晨离渝飞沪，一时不能返回。”原来，出了事怕人指责，更怕把兄的“纠缠不休”，蒋竟然为避风，逃之夭夭。
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
阎锡山周围能聚集一大批有识有才之士，首先是其想干一番事业，有延揽人才的需要；其次是他待人有厚道之处，否则难以与很多人相处始终。有许多人在他危难的时候亦追随不舍，甚至舍命相随。这绝不是仅仅靠一时利益苟合的乌合之众所能做到的，一定要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感情。阎锡山个人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离开政坛后，整理文献，阐述思想，着述颇丰。晚年乃笃信三民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
驭下有术
在中国近代大大小小的军阀中，阎锡山别具一格，具有许多其他军阀所没有的特点。他之所以能以土皇帝自居、统治山西达３８年之久，除了他狡诈多变、见风使舵、拥兵自重、口蜜腹剑、有一定政治头脑之外，与他独特的“驭下”之术也不无关系。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在用人时特别强调非亲不用。他本人是山西五台县人，凡五台县的同乡多深得重用。当时山西有名的高级军事将领、阎锡山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三人，都是他的五台县同乡。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也是五台县人。山西省政府的其他许多显位要职也多为五台县人占据。当时太原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凡是五台县人，又忠于阎本人者，不管才能大小，一律得到重用。即使是山西人而非五台县人，同样会遭到歧视、排斥。至于外省人，在阎锡山政府中能居要职的更是凤毛麟角。阎锡山对五台县人是这样，对其亲戚更是委以重任。掌握财政大权的是阎锡山的岳叔徐一清、内侄徐士珙。徐一清任山西银行经理；徐士珙任山西贸易公司经理。曾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的大特务头子梁化之，是阎的姨表侄。在政府的各部门，阎锡山结成了一个宗族关系网络。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总是习惯于制造和利用下属之间的矛盾。他常利用下属的地区不同、部门之别，扶植许多小派别组织，例如他先支持王靖国搞起铁军系统；接着又支持梁化之、李冠洋等文人搞起“革命同志会”；同时又怂恿杨贞吉建立“敌工”系统。在文人之间，在军人内部，在１３个高级干部之间，阎锡山有意识地制造矛盾，形成对立面，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争相向他邀功请赏。谁对他稍有不满，他就把谁搞掉。
为了便于驾驭下属，阎锡山往往恩威并用。他利用一些人的名位思想，大量封官晋级。他制发一种布质徽章，分将、校、尉三级，以红、黄、蓝三色区别，把廉价的官衔到处送人，以博取下属的欢心。当时有人讽刺说：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阎锡山在对下属施以恩惠的同时，也慑以淫威。凡对他稍有不满言行，或对他的统治不利的官吏，他都无条件地铲除。如第７０师师长刘墉之等人就是被阎锡山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的。阎锡山特别注重对官吏的控制，认为“人心险诈莫测，人言不可轻信”。他颁发了“山西省分区视察办法”，每个行政区派遣一组观察员，分驻区、县，负责监视专员、县长。他还派遣大批特务混入各级官吏中，监视官吏的行动。阎锡山软硬兼施，使下属既感激他的恩典，又慑服于他的淫威，于是只好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
为了牢牢控制部下，阎锡山还借助于封建帮会组织。他说，旧时帮会组织在社会上势力最大，应将现有帮会人士加以组织化、现代化。在１９４２年前后，阎锡山利用青、洪帮形式，分别建立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和洪帮组织“进步总社”，并按帮规立起明德堂和进步堂。阎锡山自封为帮主，把他的大部分文武官员都拉进去作为徒子徒孙。在帮内，阎锡山大肆宣扬“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以使帮会成员绝对服从于他、服务于他。阎锡山利用帮会组织，从而使他的独裁统治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些“驭下”之术，使阎锡山的专制统治得到强化，也使他得以长期割据山西。但是，不管他“驭下”多么有术，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１９４９年４月2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统治彻底结束。
枉杀李服膺
1937年10月1日深夜，11时许。太原绥靖公署大堂内外，卫兵林立。为审判李服膺，阎锡山草草组成的高等军事法庭正在开庭。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亲任审判长，稳坐大堂中央。审判官谢濂、李德懋，军法官张克忍、薛风威，陪审官傅存怀、宪兵司令张建（字达三）、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及第七集团军司令长官傅作义等数十人分坐两边。当天值日官庞小侠（上尉副官）也在场。
宪兵把李服膺押上法庭之后，阎锡山不慌不忙地站起，双手支于公案，拉长了他那一贯冷冰冰的脸，用责备、惋惜而又假惺惺的口吻说：“慕颜（李服膺字），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你做的天镇盘山工事不好……”这是阎锡山加给李服膺的第一条罪状。但还没等提出第二条罪状，李服膺便急不可待却又神态自若地答辩道：“没有材料……”李服膺明知在完成阎锡山交给他修筑国防工事问题上责任在阎而不在己，所以他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迸发出来。可阎锡山使用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不等李服膺把一句话说完，就把第二条罪状抖了出来。他打断李服膺的申辩说：“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下来了……”这时李服膺已知大事不好，他意识到阎分明是要给他妄加罪名，便一反平时唯命是从的常态，立马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阎锡山命61军从天镇“相机撤退”的电令，勃然吼道：“我是奉命退却，有电报为证！”此时的阎锡山万万没有料到李服膺会来这一手，大变其颜地指着李服膺斥道：“你胡说！”没等李服膺开口，他又色厉内荏、自觉理亏地变为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今日处你，实在让我伤心，但我不能因私害公。你的家，你的儿女，有我接济，你不用顾虑。”李服膺已怒不可遏，正要与之理论，阎锡山看势不妙，没等李服膺再开口，便向左右点了点头，离席转身走出大堂后门扬长而去。霎时间，整个大堂鸦雀无声，人人面面相觑，伺机退出。这时傅作义无可奈何，只好悄悄起身默然退出法庭。接着赵戴文也随着悄然离席……作为审判官的谢濂，见状已习惯性地知道该收场了，便上前劝道：“慕颜，别提那些事了。你还有什么家事，可以告我……”李服膺深知大势所趋，命在旦夕，便瞪大双眼盯着阎锡山的背影破口大骂：“为啥这样糊里糊涂杀人？军人当死疆场，我要重返前线杀敌。让我死得不明白，我不甘心。”他边骂边把军帽从头上抓下，朝大堂上摔去……此刻陪审官傅存怀上前对李服膺说了句“咱们上车再谈吧！”便和警卫连长康增、张建等人把李服膺押上了汽车，连法绳都没有捆（搭在李的肩上），便急令开车，直奔刑场。
李服膺明知要做冤魂，却毅然刚强，他下了汽车，便向刑场走去，隐隐约约地看见前边有口棺材，便径直而去。可没等他走到棺材跟前，与李并肩前行的张建有意往旁边让了几步，警卫营的一个执行官康增便举起手中那山西土造的大眼盒子枪，“砰”地一枪，击毙了李服膺。
刑场的人退场后，李服膺的女儿李撷英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草草把父亲安葬了。
李服膺到底何许人也？阎锡山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
李服膺，字慕颜，山西崞县（今原平市）兰村人。1890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读私塾，稍大赴太原谋生，考入山西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随军攻打大同，而后考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深造。1918年与傅作义、楚溪春、赵承绶等12名义结金兰号称“十三太保”的把兄弟一起投奔阎锡山麾下。李服膺深受阎锡山赏识，逐步由排长升至军长，成为晋绥军将领之一。
阎锡山杀李服膺，给李服膺定了两条罪。
“国防工事不好”罪，是强加给李服膺的。1934年4月间，阎锡山曾借在晋北修筑国防工事之名，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到一笔巨款，亲派得意幕僚、第61军军长李服膺率部赴山西北大门天镇县一带修筑国防工事。可是，在一年多的修筑过程中，工程困难重重，难以如愿。首先，他从太原领到的施工材料不足，特别是重要建材钢筋、水泥差额太大，远不足所需供配总量和计划请准数的百分之一，且建筑机器和工具少得可怜。其次，塞外之冬，滴水成冰，施工难度加大。加之民夫和工兵的津贴由于层层盘剥克扣，工程实在不能如期开工，直到日军开始进攻天镇时才急忙动工。当日军进攻时，第61军将士们就在这简陋的工事里，拿山西土造的枪炮与用飞机大炮坦克等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日军拼搏，尽管打得很艰苦，但将士们不怕牺牲，奋勇杀敌。
那么，那笔巨款哪里去了呢？据知情人士讲，这笔巨款大部分被阎锡山拿到全国各大商埠做自己的发私财的买卖去了。在法庭上，李服膺一听到要把“国防工事不好”的罪名加给自己，便想借机一股脑儿地把一年来在天镇修国防工事施工中窝在肚子里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但阎锡山却不容他再作申辩就道出了李服膺的第二条罪状。
第二条罪状是“放弃阵地，擅自撤退”罪。当阎锡山说到“第二，叫你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下来”时，李服膺想“这分明是说我是临阵脱逃”。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为了推行“两翼钳制、中央突破”的侵占华北的战略计划，日军兵分三路向山东德州、河南新乡和山西大同进犯，然后攻取山西太原和绥远包头。这时中国军队也相应有所布防。8月26日汤恩伯部镇守的南口失守，日军继续西犯，27日攻克张家口，进逼雁北，危及山西北大门天镇。阎锡山便急电隶属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坚持三天，拒敌西进”。李服膺得令即调兵遣将，火速集结布防御敌。他将南口之战损失所剩的不足一个师（仅六个团）的兵力，布防在天镇、阳高一线（19军布防大同一带）的防线。第61军进入阵地的第二天，日军就发动了强大的火力攻势，先在李家山、罗家山阵地激战数日，屡攻不下，便把矛头指向盘山阵地，在上述阵地战斗中，日军飞机低空轮番扫射轰炸，日达32架次之多，致使我阵地难保，伤亡惨重。第425团的1300人伤亡已逾700人，就这样还是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鏖战三天后，阎锡山又电令李服膺“续守三天，掩护大同会战”。中国军队将士同仇敌忾，继续浴血奋战，这时伤亡更加惨重。防御工事被炸殆尽，士兵们利用弹坑禾束掩护，用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杀。第400团伤亡500人，一个营和一个火炮连的官兵大都被压在炸塌的山洞里阵亡，101师伤亡1000余人。在天镇的399团利用地形打伏击受到日军炸弹轰炸后，日军又使用了燃烧弹和瓦斯弹（毒气弹）。守军坚持战斗，坚守七天。在完成坚守六天的任务后，阎锡山又电令李服膺的61军“相机撤退”。守军则连夜撤退了下来。在阳高，414团团长白汝庸亲率残兵300名阻敌登城，与之巷战，伤亡亦重。在大势所趋且无防守时限令的情况下，率残部突围而撤。在上述阵地激战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一军之长的李服膺，多次到天镇、阳高前沿阵地督战，勉励官兵“继续抗敌，报效祖国”。由于李服膺及其所率61军官兵在六七十里长的防线上拼死阻敌，死守门户达十天之久，使日军难以长驱直入，占领雁北。阎锡山一定要以“放弃阵地、擅自撤退”的罪名置李服膺于死地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阎锡山为什么要睁着眼说瞎话，一定要枉杀李服膺呢？
李服膺奉阎令布防后，日军于9月6日攻打天镇县城，并占领阳高县城，杀人千余。10日周恩来、彭德怀由太原前往大同会晤傅作义，11日返回代县在太和岭口与阎锡山商谈坚守国防工事等问题，并帮助阎锡山谋划有关抗战事宜。12日天镇县城陷落，日寇烧杀三日，杀死2200多人，293家绝户。此时，全国军民愤然，强烈要求追究天镇失守之责。李服膺情知不妙，便急电南京政府军法总监唐生智，要求南京派人来山西调查或命他亲赴南京面述天镇战役实况。唐生智接电后即电令阎锡山速送李服膺到南京，要“军法从事”。阎锡山生怕李服膺去南京后“泄露天机”，自己受罪不起，便一方面把李服膺押回太和岭待处，一方面再三电请蒋介石，不要送李服膺去南京，并表示一定要就地军法严惩。就这样，在全国民众抗日呼声中，阎锡山为了推卸责任，向南京政府和全国人民交代，就把李服膺当作了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