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两军的长期对峙给刘湘造成可乘之机。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安川会议”，决定联合向刘文辉反攻。6月6日，刘湘军西进，田颂尧也由川北抽调军队进攻刘文辉。6月下旬，刘文辉与刘湘血战于荣县、乐山之间，刘湘军连战皆捷，邓锡侯亦反攻毗河，夹击成都。刘文辉两边应战，疲于应付，被迫撤出成都，退守岷江防线。8月，岷江防线被突破，刘文辉退守雅安，凭雅河防守。联军环攻雅安，刘文辉不能支持，再向西康一带撤退。康藏地区高寒贫瘠，将士多不愿前往，刘文辉的主力师长冷寅东、夏首勋、张志和等辞职离队，部队大部为刘湘收编，陈鸿文师归还邓锡侯，刘文辉只率残部两万余人退往汉源。
无敌神军
提到刘湘的“神军”，自然会想到“刘神仙”。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神军”和“刘神仙”影响深远，对整个四川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刘神仙”本名刘从云，道名白鹤，四川威远人，生于1883年。刘从云人很聪明，幼年时读过几年书，后来跟着一位江湖术士学术数，无论是拆字、看相、算命、卜卦，他都很少砸过锅。时间一长，声名鹊起，远近的官吏、富绅、豪商、袍哥头子都来拜他，认为此人的法术灵验。实际上刘从云是个心机很重的人，据曾跟从过他的道徒蒋尚朴在《刘神仙与四川军阀》一文中介绍，刘从云吸引人的最大法宝是“点道作功”：“作功运气时要从两腰和肚脐眼中间起，透出喉管，离顶命心冲出来一寸三分高，显出一条红线，红线顶上现出一颗红珠。无论行走坐卧都要想到这颗红珠，自然会起变化，而且变化无穷，随心所欲。但必须严守秘密，虽夫妻间也不能泄露。”
所谓“红线”“红珠”，无非是一些幻觉，但是刘从云为了蒙骗更多人，先是训练了几十个帮手，在他扶乩降休之时装模作样配合，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逗笼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神仙”的影响越来越大，他选择了一批有点社会名望的道徒，凑成了一百单八将星，其势力范围和影响也逐渐扩大。
刘从云创立的教派叫做孔孟道。到1925年，教徒已有1万多人，分布在四川威远、荣县、内江、富顺一带。在道徒刘沸澄的介绍下，刘湘认识了刘从云，一番交谈之后大为倾心，主动要求加入了孔孟道，道名玉宪。随即，刘湘又介绍他手下的部属统统加入孔孟道，并且全都取了道名，潘文华道名玉羽，唐式遵道名玉美，王缵绪道名玉道，王陵基道名玉豹，范绍增道名玉泉，杨森道名玉勇，等等。刘湘不仅要求其部下加入孔孟道，还要求部下绝对服从刘从云的指挥。有人不解，问刘湘为何迷信神仙，刘湘笑着反问：“你们要那么多小老婆都可以，我要个神仙都不行？”虽说是玩笑话，也能看出刘湘对刘从云的喜爱。
1929年夏，刘从云提出要为刘湘建立一支“神军”，立即得到刘湘的大力支持，电令各部通力合作，共同筹款。有刘湘的号令，部属们纷纷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筹集了银元23万多元，指派蒋尚朴、刘晓岚迅速到上海采购枪械。到1931年，神军扩大到13000多人，刘湘将其改编为模范师，师长由刘湘自己兼任，实际上由刘从云掌控。
于是，在刘湘的军事会议上，经常会出现荒诞不经的场面：刘湘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时，川军各将领身着戎装，分坐左右两排，神仙刘从云却穿着拖地长袍，头戴红顶瓜皮帽，脸上涂抹几笔油彩，坐在一帮威严的军人之中，显得不伦不类。偏偏刘湘迷信至极，每逢刘从云扶乩之时，便要川军将领在“刘神仙”面前跪下。军阀中也有不买账的，比如有一次杨森就嚷嚷起来：“我妈死了我都没磕头，绝对不能给刘从云跪的。”刘湘的手下师长范绍增，每当碰到给刘从云下跪的场面，他便跪在地上，心里暗骂。
在后来围攻川陕红军的时候，刘湘让刘从云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几路川军的战斗。进攻打仗前先摆开阵势做一番法事，拿乩语当军令，这样的仗怎么打得下去？刘湘手下大多数部将虽然不敢明说，心里却窝着一肚子火。老牌军阀王陵基在发给刘湘的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说：“钧座(指刘湘)之命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之令，誓死反对。”刘湘拿王陵基没有办法，不换思想就换人，只好撤了王陵基的职。结果，这次战役输得一塌糊涂，许多军官主张杀刘神仙以谢川人，刘湘想保他也保不住了，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收拾乩盘走人。1935年初，刘湘派人把刘从云送出了川境，任他继续去江湖上蒙混。解放后，刘从云被政府逮捕改造。
大川饭店事件
1936年8月13日，刘湘向成都各界和新闻媒体透露了日拟在蓉置领事馆事。刘湘对与会者说明自己已严词拒绝，大家听了无不热烈拥护，刘湘增强了反对日在成都设领事馆的决心。
但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蒋介石、张群等不敢向日言明四川刘湘坚决拒绝的强硬态度。在南京政府模棱两可的怂恿下，日方派驻成都领事岩井英一一行18人，竟于8月17日飞抵重庆。刘湘得报后，一方面致电外交部必须阻止日方来蓉；另一方面又急电重庆市政府转告日驻渝领事馆：鉴于蓉城反日民情激昂，为防滋生事端于未然，请劝阻日方岩井英一等暂缓来蓉。否则，造成事端将概由日方负责。
但日方见了刘湘电文后，仍不甘心放弃对成都的企图，便改头换面，将置领事馆改为“日本国外务省选派深圳经二、渡边洗三郎、田中武夫、濑户尚等四人游历中国历史名城成都”。其实，这四个日本人是以“游历”为名，欲来成都观察市民动向，他们下榻成都骡马市街大川饭店。
刘湘获悉此事后，立刻召集绥靖公署参谋长傅常、21军高级参谋长张斯可、乔毅夫以及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亲信幕僚开会议论，共商对策。
会后，当即形成决议案，由邓汉祥执笔拟文。
(一)先礼而后兵。首先由省政府外事处派员，到大川饭店向该四名日本人说明成都不能设日本领事馆的原因，故劝他们及早离开蓉城；若善说不行，即由21军武德学会策动成都各界示威游行，逼迫其早日出境；
(二)特邀蒋方人员参加。为了避免军、中二统特务捣乱，从而为日后应对中央留有余地，由抗日后援会出面，邀请蒋方在蓉人员，如参谋团办事处、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师生等参加指导游行；
(三)示威游行时，省保安和城防司令部军警等，只能维护秩序、不得干涉游行。
8月24日，四川省政府约集成都市长钟体乾、国民政府派任四川省教育厅长蒋志澄、省保安处长范崇实、成都警备区司令蒋尚朴等在省政府办公厅开会，共商应付日本人和示威游行办法。
8月24日上午8时许，成都各界民众近万人在少城公园举行大会，在“抗议日本外务省在成都设置领事馆大会”的横标下，大会开始时，先由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叶维讲话。
“成都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成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成都在任何条约上均未与日本国建立过任何条约关系；何况成都既非通商口岸，亦非日侨居住城市，因此，我们有种种理由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在成都设置领事馆……”
叶维讲话到此，会场上群情激愤的民众便高呼起口号来：
“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在成都设置领事馆！”
“坚决把日本人赶出成都去！”
“中国领土成都神圣不可侵犯！”
此时，省主席刘湘驱车前往民众集会的少城公园，注视着群情激愤的民众和这气吞山河的壮观场面，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他禁不住想道：有这样的民众，乃中国之幸，四川之幸！幸而我们早就决定支持民众，抗议日方，否则我这个当省主席的就愧对四川7000万父老乡亲哪……想到此，刘湘忙叫后面随行人员摄影留念：“壮观呀，中国之魂！快将她拍摄下来，立此存照！”
随即，在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的指挥下，上午10时许，游行开始。打头阵的是在新都县集训的童子军以及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师生们。他们在游行队伍中高呼口号，凛凛威风，喊出了中国军人的气势，足以让日本人为之胆寒！接下来便是成都抗敌后援会的游行队伍。因天气炎热，沿途民众为游行队伍端茶送水，呐喊助威。游行队伍从少城公园出发，中经祠堂街、陕西街、皇城、后子门、顺城街，直向日本人下榻的骡马市街进发。
由于游行队伍有近万人，加之沿途围观民众甚多，移动缓慢，到骡马市街时，已是下午1时许。队伍来到大川饭店门前，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学生们就要往里冲，警察则持枪横栏，竭力劝阻。殊知激愤之中的准军官们，哪里劝阻得住呢？于是，又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刘湘随行人员一一拍下了照片。后来，不知是由于愈来愈多的民众势不可当，还是由于警察有意放行，人们便冲进了大川饭店。
在大川饭店中的四个日本人，先是硬撑着不把刘湘省府外事处的照会当回事，硬以“游历”为由赖在大川饭店不走。后来听说游行队伍径直冲他们来了，又以“引起国际争端，四川省府当负全责”为挡箭牌耍横。现在，游行队伍冲进来了，中国通深圳经二居然与中央军校学生对抗，骂道：“成都人的坏坏的！”
“你们到中国成都来撒野，”中央军校领头一准军官，扬起手来就给他一耳光，“到底是谁‘坏坏的’？”
一旁的渡边洗三郎掏出枪来，向军校学生耀武扬威；深圳经二竟然开枪向那位中国准军官射击，所幸躲得快，仅击穿了衣袖。这下更激怒了中国人。众人一齐动手，顷刻便打死了深圳经二和渡边洗三郎；另外两名日本人田中武夫、濑户尚被吓得一头钻进床底下，也被游行民众抓出来打个半死！是为“大川饭店事件”。
“大川馆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妄图借此机会收拾刘湘。8月27日，蒋介石电责刘湘“此事件防范未周于前，不缉凶手于后，故应对‘大川饭店事件’负完全责任”云云。刘湘当即复电称：“‘大川饭店事件’之前，早告外交部长张群，成都不宜设日领事馆，望劝阻之。殊知日方强行来蓉，遂引起民众激愤。且此次事件系中央方面人员参加，况又系爱国行动，故事前不便阻止；又因中日双方大打出手，秩序混乱，无法缉凶。”同时，将当天所拍摄大会、游行等照片数十幅(内中多为中央派系人员)加急速送国民政府。这才堵住了蒋介石的嘴巴，将此案移交国民政府外交部处理。
壮志难酬
1937年7月10日，刘湘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日，同时通电全国，请一致抗日。7月14日，刘湘又通电各省军政首脑，谓日军侵略绝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决一死战。望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在全国整个计划下，共赴国难。8月7日，刘湘乘飞机飞往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的国防会议，共商国是。抵达南京后刘湘发表了谈话，决心以川康人力财力，贡献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刘湘的讲话长达一个半小时，结束之际他表态说：“四川可出兵30万抗战，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话音掷地有声，深得在场的抗日将领们的赞许。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主要由川军组成)的司令长官，长官部指定设郑州。刘湘将所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政府主席两职分别交给钟体乾、邓汉祥代理，匆匆踏上征程。
上任之际，刘湘的胃病已经很严重，经常咳血不止，钟、邓等部下劝他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赴任，他执拗地坚持说：“过去打了那么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刘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为他晚年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刘湘领导的川军出川抗战，是中国抗日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震撼人心，催人泪下。四川安县“模范父亲”王者成，主动送儿子王建堂请缨出征，临行前，王者成手执一面“死”字旗相送，在白布旗正中写着个大大的“死”字，旗的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读之让人热血沸腾，欷歔不已。据曾经参加过当年淞沪战役的四川人何聘儒先生回忆：“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机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低劣可以想见。”然而就是这种装备的军队，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战斗力，该部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会战的70个师中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然而该部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余人！
据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中说，抗战八年中，四川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的1/5。阵亡的川军人数为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为全国之冠。
11月中旬，日寇先后攻占嘉定、常熟、苏州等地，分两路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向南京进发。刘湘闻讯后向蒋介石请求，调集川军两个集团军保卫南京，他本人亲自担当总指挥。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刘湘说道：“我以带病之身，如能与首都共存亡，也是心安理得、含笑九泉的。”遗憾的是，正值此时刘湘旧病胃溃疡复发，且陷入昏迷状态，濒临于生命垂危之际，被紧急送往汉口医院救治，夙愿未遂。
刘湘从昏迷中醒来时，感到周围死一样的安静，深为疑惑，不知身在何处。旁边的护士小姐告诉他，这里是汉口万国医院，他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在医院里疗养了一段时间，病情似乎有所好转，到12月上旬，已经可以由人搀扶着到花园中去散步、晒太阳了。他支撑起病体，向守护在身边的参谋长傅常、参赞黄罔等询问前线敌情，阅读各地传送来的电报、信件。此间，社会各界贤达董必武、张澜、沈钧儒等亲赴医院看望，刘湘热情洋溢地和他们畅谈抗日大计。
身体稍微恢复后，刘湘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一病月余，痛苦难喻，除告侍从副官数次书函寄达外，顷头昏已减，试亲笔作函奉寄如下：一、余病景象，完全与上年同，所异者口中未吐血耳。现在仍然贫血，不能操劳，奈何！幸德国医生着手即日认明为胃失血，故能逐渐起色，或者危险时期已过矣；二、军国情势迫切之际，余思虑失检，致旧疾突发，种种计划未能躬亲达到，不胜忿念。现在前方一切较重事务，虽仍常来电决定，但军事要点已失当机立断功能，斯亦无可如何耳；三、世哲、世英两儿明年读书，仍以考入较良中学为善。家中只延请徐老师、唐先生再为之照料中文、英语，不必再聘多人可也。至三儿书名，兹为拟就刘康怀，号济殷，幺妹亦拟书名为刘蔚文(女儿家，不必有号)，即盼照此改定为要。余久病思家念切，尤以三儿、幺妹久不见，殊愀然。但世乱不定，故迭次函阻来也。欲言至多，心神不及，只此后告，并询问阖家平安。1月7日于汉口万国医院。甫澄手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