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一个义项繁多的范畴。英文“politics”含有“策略”、“阴谋”、“权术”、“手腕”等意义，因而方正之士对政治往往侧目鄙夷。但在政治学的视域中，政治则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通常是指国家、政党和政党体系中的机构，为实现阶级的、民族的、集团的利益而进行的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活动。政治文化以政治的存在为其则提。“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并且持久影响人们的政治倾向与政治行为的思想意识、政治价值评价及政治心理习俗的总和，称为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包括了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政治价值观以及国民性、民族气质、民族精神等方面。”由此可见，尽管我们有时普遍地怀具逃避政治或政治文化的心理，但事实上，政治或政治文化差不多是无处无时不在的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指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其内涵与我们今天通常的所指并不一致，但作为社会的人，自古迄今他们所具有的普泛化的政治质性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正如美国现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说的那样，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不论他们的价值观和所关注的是什么，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陷人政治体系网中，不管他们是否喜欢，甚至是否注意到这一事实。”
我们这里所给出的政治文化制导，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强势的政治文化对于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精神心态等的深度的影响；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政治规约的主控，在政治文化中生活，同时，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文化的建构。政治文化制导景态的造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政治行为或活动本身的强势，它具有全局性的规模和吸附力极强的召唤性，二是政治行为的主体或对象，对政治有一种高度的认同、依附。这或许是一个制造政治崇拜或政治神话的时代。范培松先生在分析30年代到70年代末的中国散文理论批评时，给出了“政治同化”这一新概念，认为“有近半个世纪，中国散文批评为政治所同化……”散文批评为政治同化的结果，就产生了中国特有的那种政治化散文批评”。这种批评“从宽泛意义上说，也就是从政治出发，借助散文批评，来实现政治目的”。这一概念揭示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居于同一语境中的在政治文化制导下生成的报告文学，也有着明显的政治化倾向。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政治性的世纪，百年的历史放映了一部改朝换代、改革开放的风云变幻的连续剧，其间有军阀混战的烽火连天，有民族战争的可歌可泣，有阶级冲突的惊涛骇浪，有内在的政治斗争的此起彼伏等。频仍演泽的政治风云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生成了生活在这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政治性的世纪只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总体性的特征，而政治文化在不同的时期自有其不同的历史形态。大体说来，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知识分子成为领导时代潮流的主角。30至70年代，社会特定的主题--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以及主流形态的强势运作，使得政治主控成为这一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图式。这是一个以社会政治革命为主的时代，因此，大约也是一个非知识分子的时代。而历史行进至70年代末以降，政治可能依然强劲，但那种政治与文化同质的单一结构渐次被多元的文化所置换，多元的文化语境使得知识分子有了一方能够自编自导自演的历史舞台。
文学是生长在文化生态园里的一种风景。30至70年代的文化生态就其主导的方面来看，是一种政治文化生态，而且政治文化以其强大的力度主宰着此间的社会生活。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总体的角度言之，或可谓之政冶化的文学，呈现出一种文学政治化的形相。文学政治化的程度在不同的文体中有着不同的显现。诗歌的政治同化是显见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至为密切的年代”，“政治是文学服务的对象，而文学则是政治选择的结果。政治运动，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念，都对诗歌具有强大的制约力，甚至对某一时期诗的题材、主题、审美情感，以及艺术形式，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在这一时期诗歌发展中，极大程度地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而于报告文学，政治对它的制导和它对政治的亲和更成为一种无法改写的历史存在。这样的一种情状一方面是由某种历史的规定性所成就的，它体现着一定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也与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性紧密相关。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的文体，以摄照真实、重大历史现场为其基本的文体使命。这样体现一定时代社会特征的重大政治事件，就必然成为报告文学所报告的对象；同时，报告文学的作者又是在一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从事着写作，从事这种文体写作所养成的政治敏感，无不影响着主体对于客体的选择，主题取向的表达以及话语方式的运用等。30至70年代强势的政治文化，形成了它对报告文学写作的制导。因此，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必然地具有更为浓郁的政治色彩。这是一个报告文学崛起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报告文学异化蜕变的阶段。政治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报告文学成在政治：政治的风雷激荡与社会特殊的文体需求，使报告文学的发展充满着活力；报告文学也败在政治：报告文学主体认同以至于屈从于反理性的浮夸政治、专制政治，这样报告文学就成了政治神话的解说词或政治阴谋的传声筒。在我看来，政治或曰政治文化，是我们研究30至70年代报告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词。
政治化的时代与政治化的报告
如前所述，政治是指国家、政党、政治性组织，为实现或维护自身利益，而实施的影响全局的重大运作。以此观之，中国20世纪中期前后近五十年的历史，无疑是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在这一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频仍相扣，构成了历史演进的链环。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国规模的全民性的伟大的民族斗争，当此时际，“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抗战甫一结束，决定国共两党生死命运的内战绵延三年，最终以蒋家王朝的覆灭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和平并不是一首在伊甸园中演奏的曼妙的夜曲，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经常上演的两出保留剧目。当国内的战火尚未熄灭，唇亡齿寒，唇齿相依的生命哲学激扬新生共和国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当时写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通栏标题。与此同时，政治性的运动此起彼伏，“反右”斗争惊心动魄，“大跃进”运动热火朝天。1966年以斗争、造反为主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时长达10年。纵观30至70年代这一时期，我们可以发现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发生的高频率是史无前例的。政治不仅在政治的舞台上独步叠映，而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日常生活的政治化触目皆是。
在这样一种社会情状中，文学的政治化差不多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了的。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规约总是向着政治一端倾斜。报告文学兴起之时正是30年代左翼文艺蓬勃发展之际，左翼文艺十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联。瞿秋白曾断言“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而左翼文艺无疑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的“留声机”。这是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就曾确认的。“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左联行动总纲领的核心是明确表示“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其实，不仅左翼文艺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即使是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也视文艺为政治的组成部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在其长文《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中就指出：“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文艺既成了救国武器的一环，那就与三民主义发生了密切关系。”在这篇文章中，张道藩正是着眼于文艺的政治功能，据此分析抗战文艺的意义抗战后我国文艺界起了变化，走出象牙塔而趋向社会，趋向大众，文艺已不是有闲阶级的唯美主义者们在贫乏的内容上玩弄文学的东西，而变成了抗战的生力军。它负起了唤起民众的积极责任。”
研究40年代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我们无法也不能绕开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名文。毋庸讳言这一文章中的若干观点有着明显的历史的局限性，但与历史局限性同在的是它的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存在于具体的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讲话”既是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理论与实践的一种承应与开拓，又是对解放区文艺的总结提升与期待召唤。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虽说毛泽东也是具有文学家质素诗人气质颇重的人，但政治领袖的角色与特殊的战争环境，使得他在思考文艺问题时更多地运用战争思维的模式。毛泽东将文艺作为“军队”，作为“武器”，他认为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战争思维是一种政治化的思维，它关注的是对象的实用价值，它所呈现的是泾渭分明相互对立的两极。据此规约文艺，文艺就必然成为非此即彼的从属于一定政治（军事）集团的工具。
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讲话”，在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自然就成为新中国文艺的根本性的指导思想。作为一个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权威的阐释者和十七年文艺政策最重要的决策参与者，周扬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多有强调。他指出我们的文艺是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文艺是应当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他特别主张文艺应当“写政策”，认为“文艺作品是应当表现党的政策的。文艺创作离开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到了“文革四人帮”把持文艺的领导权，鼓吹“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里所谓的“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不过是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四人帮”图谋的政治符号。
在政治文化主控的时代，文学工作者对政治化的文学规约总体上是认同的。艾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际，尽管他对那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持有异议，认为“文艺并不就是政治的附庸物，或者是政治的留声机和播音机”，但他仍主张在特定的情势中，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的，“在为同一的目的而进行艰苦斗争的时代，文艺应该（有时甚至必须）服从政治”，“在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穷苦的人类而奋斗的这崇高的目的上，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而冯雪峰则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绝对化，认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文艺和生活的关系的根本形态，因为文艺是生活的实践，它和现实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就构成它和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政治的关系”。文学家这种对于政治的崇拜到了建国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所拥有的话语霸权使得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律令差不多深入文学工作者的人心。而正是文学家这种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中生长成的政治情结，使得文学的政治化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一种普泛的旺盛的景致。
在诸种文体之中，报告文学可以被视为文学政治化的一个典型的“样本”。这样的景况导源于报告文学特殊的文体性能，是文体适应于时代，时代（政治）选择于文体的互动的结果。特殊的文体遇合特殊的时代、特殊的需求，它就会有特殊的发展。这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在以政治任务为责任承诺的革命文学中，对文体的要求呈现为两个层面：第一，大众化的即时性文体的倡兴。特别是在阶级的或民族的两军对垒和直接性冲突中，那些短小精悍、直接诉诸民众的文艺形式，如墙头剧、民间曲艺等，便会格外被器重起来，再扩而大之，那些传播迅捷而又思想指向性鲜明的文体，如朗诵诗和带有新闻特征的报告、通讯等，也成了被钟爱的选择。第二，从以艺术世界比较完整地复现现实世界的能力和实现社会功能的全面性、深刻性来看，叙事性文学体裁是更被重视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叙事性的具有新闻特征的文体，它在文学承载更多的政治使命的时代，自然就有了“被钟爱”、“被重视”的机遇。这一种文体不可能面对自我，从事私人化的写作，而只能面向当下现实，进行迅捷的报道。这是一种社会性的文体。现实的、时代的政治化从根本上影响着报告文学的写作。政治敏感--新闻敏感的集中体现，这是从事具有新闻特征的报告文学写作的作者所应禀持的基本素质。早在30年代，报告文学家周钢鸣就指出，一个成功的报告文学作者必须具备这样一种“修养要经常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认识，时时注意国内政治的变动情势，找正确的参考材料，再加以自己缜密的分析。要把当前整个民族争取解放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动员，配合和联系到自己的报告任务里，透过目前政治的任务来分析所报告的内容。要时时提高自己政治的警觉性。”这里周钢鸣连用了六个“政治”，意在强化政治敏感对于报告文学写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晚近对此亦有强调，他认为：“报告文学作家首先要具备政治敏锐性，只有拥有敏锐的感觉，才能做到对现实的时刻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