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自乾隆末年以后，状况就已极坏。就是外国人不来，中国内部的腐化，也逐渐会暴露。自乾隆末年到嘉庆一朝，已经不断有内乱，其主要原因，实在内不在外。不在五口通商，而在朝政有病。……那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根本已经彻底败坏，非经一番大改革不可了。”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54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一方面是内部危机正在日趋严重的封建的中国，一方面是已经有了三百年殖民地‘事业’的经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近代的历史。”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这两段论述精辟地勾勒出了中国近代文物事业萌芽的时代背景。中国近代文物事业既承载着古代文明曾经的辉煌，又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与外部世界的碰撞和融合，其萌芽的历程注定是漫长而艰难的。
§§§第一节中国古代文物事业的回顾
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第12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鸦片战争前处于封建社会的古代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历代遗留传承的浩如烟海的文物和古迹，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柱。在考察中国近代文物事业之前，有必要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古代文物事业作一简单回顾。
一、中国古代的文物保护管理
中国古代的文物保护管理还不是一项相对固定的国家职能，既无章程可循，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也很有限，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收拢人心、巩固统治秩序、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手段。地方官员或从地方教化，或从显示政绩的角度出发，也将保护修缮文物古迹视为“德政”。民间保护文物古迹的行动多属自发，谈不上什么规范科学的文物保护，对于文物古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也无深刻认识，但相对于改朝换代频繁、战乱始终未停的中国古代来说，还是在客观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
早在商周时期，时人即已知保护尊重王室贵族之宗庙，其中陈列之青铜礼器和玉器由专职人员负责管护。汉代帝陵的管理权限直属于中央政府，凡擅入盗掘者均处以弃市之刑。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八月曾下令保护古帝诸陵，“古帝诸陵多见残藉，可明赦所在诸有帝王坟陵，四面各五十步，勿听耕稼”，这也是目前可考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文物保护范围的规定。
及至唐代，《唐律疏议》规定预谋毁坏宗庙山林及宫阙的行为为十恶不赦大罪中谋大逆之罪，须处以死刑，发冢盗墓者均以贼盗论处；《唐律疏议·杂律》规定，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应与地主均分，“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赃论减三等”。又注云：“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蒲坚主编：《中国法制史》，第15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这是中国古代较早的关于地下埋藏文物所有权的法律规定，即具有一定观赏和历史艺术价值的出土文物必须上交国家，否则依法治罪，当然其立法初衷并非是为了有意识地去保护文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皇家收藏和鉴赏的需要。
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为保存唐开成石经及石台孝经，宋哲宗创立了长安碑林，存储汉魏以来历代碑石。元朝初年，官方接收了原南宋及金内府之文物藏品，北运大都秘书监收藏，并由专人负责定期保养和对书画进行修复装裱。
明洪武元年（1368年）8月，大将军徐达率军攻入北京后，即下令封闭元朝宫廷府库图籍宝物，严守宫门，禁止士卒侵暴，并将2000余部古籍运往南京内府收藏。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第3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遣使访查先代陵寝，命各行省绘图上报。经过筛选，从各地上报的79位帝王中确定了所谓“功德昭著”的36位，对其陵寝加以保护；洪武九年（1376年），朝廷又派一批国子监监生分赴各地，视察历代帝王陵寝保护情况，采取了“百步之内不得樵牧”，“设守陵户二人”等保护措施。同时还令地方官员督促陵墓附近百姓按时封培已损毁的陵墓，每三年遣使致祭一次；明成祖曾赐碑于甘肃崆峒山通令保护全山古刹。仇非主编：《新修崆峒山志》，第30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明永乐年间，先后两次颁布修志条例，确定志书内容共21类，寺观、祠庙、桥梁、古迹等亦名列其中。曹之：《中国古籍编纂史》，第2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
清朝肇兴，清廷设置盛京内务府管理宫殿陵寝。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入关，盛京（今沈阳）成为清廷陪都，陪都宫殿的保护维修由盛京包衣佐领和盛京内务府共同承办，并须经北京总管内务府和北京工部奏请皇帝钦定。乾隆十七年（1752年），盛京内务府设总管大臣一员，由盛京将军兼任。盛京内务府负责盛京宫殿和“东北三陵”的保护与维修，并对盛京宫殿内珍藏的典籍、字画等珍贵文物进行保护与管理。有清一代，地方官员中多有嗜好考古金石之士，在任期内一方面出于个人爱好，一方面也为了增加政绩，在客观上也为文物保护管理做了一些工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曾任陕西巡抚的毕沅，他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曾考察了陕西境内12个州府77个县的名胜古迹，并登记建档，计有宫阙殿堂遗墟136处，名人宅第苑囿150处，祠宇寺观190座，帝王陵寝53座，著名墓冢120余座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毕沅主持整修了西安碑林，收集清理碑石，重新编排陈列，并开辟专门房舍收藏陈列，同时还成立了直属巡抚衙门的碑林管理机构，制定了保护管理和碑文拓印制度，编印了《关中金石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毕沅编印了《关中胜迹图志》凡30卷，记述了陕西重要文物古迹的概况及历代保护维修情况；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毕沅主持对礼泉县昭陵进行了保护维修，修筑了护陵围墙3000余丈，碑亭10余座，同时还公告全县民众保护陵园；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毕沅又亲自题写碑文，在昭陵前树立了“大清防护昭陵之碑”。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官方和民间自发开展的文物管护活动固然起到了一定成效，但是更多的文物古迹由于人为因素而遭无妄之灾。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文物保护工作，都是以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是否有利于巩固统治秩序来衡量的，凡是不利于封建集权统治的文物典籍则予以摒弃销毁。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首开以国家名义破坏文物古籍之滥觞；王莽篡汉后，凡汉代碑刻均令“扑而磔之，仍严其禁”。董卓曾“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并令吕布“发诸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隋文帝灭陈后，所得古器甚多，“悉命毁之”；唐天祐元年，军阀朱温胁迫唐昭宗及长安士民迁都洛阳，并拆毁皇家宫殿和民居，与罗马、雅典和开罗并称世界四大古城的唐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破坏；南唐后主李煜，在金陵失陷前令人焚毁宫中古籍书画万余卷；靖康二年，金兵陷汴京，烧杀抢掠，“秘阁图书，狼藉泥中”；金海陵正隆三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元史·世祖纪》记载元世祖曾纵兵“擅发宋诸陵，取其宝玉，凡发冢一百有一所”。清初屡兴文字狱，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借机篡改销毁所谓禁书，被焚之禁书达3000余种近7万部，鲁迅曾指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盗墓传统对于文物安全的威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尚未灭亡而庄公之墓即已被盗掘；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之魏襄王墓被盗，出土竹简数十车；五代十国后梁时期，节度使温韬在任内盗挖了大量唐墓，“取其所藏金玉”，而要完整地列举中国古代盗墓史则需要另外一本书来叙述了。
此外，中国古代史上诸如“周武灭佛”、“会昌法难”之类的政治运动，虽然本质上是为了消除过度膨胀的宗教势力对世俗统治的威胁和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冲击，但也间接造成了天下寺庙古刹大多被拆毁，历代经卷、壁画、塑像横遭毁坏。这些破坏文物古迹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为巩固统治基础的既定政策。而且，在古代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修葺原物之风，远不及重建之盛；历代增建拆修，素不重原物之保存，唯珍其旧址及其创建年代而已。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具体见序）。这既不利于中国古代建筑的保护和传承，也给后世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
二、中国古代的考古活动
考古学的发生必定要以史学为基础，有了史学才能谈到有考古学。史学的发展促使考古学的发生，考古学的发生，又可促进史学的发展。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第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国古代的史学大家几乎无一不在考古领域颇有造诣。孔子是目前可考的中国古代最早的考古学家，他周游列国的经历使其有机会考察各地文物古迹，在鲁国居住时他还访问太庙管理人员，研究贵族宗庙中所陈列之古物。在汉代之前，中国古代的所谓考古学尚处于相对原始蒙昧的状态，及至西汉司马迁著《史记》时，考古材料证经补史的作用逐渐凸现，司马迁曾实地考察了许多列国都城的遗址，调查过秦代帝王陵寝，在曲阜时曾研究过与孔子有关的建筑、礼器、衣冠等古物，还注重收集和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实物，这些考古活动及所获取的材料对于《史记》这部巨著的问世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汉时期，古文学派兴起，对于古文字的考证呈一时之盛，间接带动了对于青铜器铭文的搜求与研究。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对于考古学之贡献甚大，书中对于历代古城址进行了相对详尽的调查与考证，对于历代陵墓、石窟、寺庙遗迹进行了调查记载，收录了大量珍贵的碑刻资料。同一时期，类似的著作还有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等。南朝时学术界对于古器物的认识比前代更加深入，而且随着传拓技术的出现，促进了金石学的发达。唐代的地方志中开始出现考古学方面的内容，如《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其中就记载了许多古遗址、古墓葬、寺观庙宇及碑刻文字资料，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唐代从贵族统治者到中小地主，除古器物研究外，对于书画的研究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开辟了美术考古的风气，文物的价值为人所重视，开始明码标价，进行流通买卖了。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第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两宋时期，史学的空前发达与古代遗物的不断出土，促进了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北宋时期，古物收藏和著述考古学的发现激起了艺术专门家和艺术爱好者的浓厚兴趣。在徽宗统治时代（1101—1125年），一些古代的青铜器和玉器在河南安阳附近出土，它们被断代为发端于公元前两个千年纪之末叶……由此，论题十分广泛的目录、类书和文集出现了……〔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第174页，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杂品属按语》亦云：“宋以后则一切赏心悦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图籍于是始众焉。”这一时期，以《宣和博古图》为代表的古器物图录编纂之风大盛；随着金石文字目录学的盛行，金石学也逐渐成熟，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六一题跋》等著作，收录了大量古代碑刻拓本的跋尾和古器物的铭文；赵明诚的《金石录》收录了上迄三代下至隋唐的“古物奇器，丰碑巨碣”，等等。宋代金石学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古器物及古器物拓片的搜集、对古器物的考订和金石文字的考释、以古器物及金石文字来考证历史记载等领域。此外，宋代关于印玺、泉币、砖瓦、书画等文物的考证与研究亦相当发达。宋代是中国古代考古学史上最发达的时期，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当时每一项的研究，都奠定了后代考古学的基础。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第6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有明一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古物收藏成为社会时尚，带动了古物鉴定学的发展，古物鉴定方面的著作大量涌现，如曹昭的《格古要论》，按古琴、古碑、古画、古铜、古砚、文房、古锦等门类分别给出了鉴别年代、真伪的方法。到了清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考据之风盛行一时，如乾隆皇帝曾下旨编撰了《西清古鉴》（40卷）和《西清古鉴甲编》、《西清古鉴乙编》等，其中《西清古鉴》收录了自商周至唐的出土青铜器1529件，时至今日仍然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重要参考书。在前人的基础上，清代的金石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金石学家们的研究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青铜器铭文和石刻碑文的考据，而是将视野扩大到印章、封泥、瓦当、货币、玉器、陶瓷器等多个方面。还有一些人把新发现的古代遗物和文献的记载相对照，考证它们的用途和源流，从而将研究推向纵深。蔡凤书：《中日考古学的历程》，第28页，齐鲁书社，2005年。
三、中国古代的收藏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