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伯，请您不要再赶我走，好吗？”那男同学恳切地说，“老伯，我十多年前就追求保仁，现在又在台北的人海中遇到她，这是缘分。请您成全我们。我会宝贝您的外孙女就像我自己亲生的一样，我会请律师为保仁办离婚，带她们到法国定居。”
父亲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我含着泪对他下逐客令：“你走！”可是，父亲看得出，我对他存有好感。
他走了以后，父亲劝我：“你可以选择你要走的路。我还是希望你带女儿去美国，一家人团聚。如果你去法国，德森不会让你把女儿带走。”
晚上，我问女儿：“这么多年没见到父亲了，你怎么想的？要不要去美国见父亲？”
女儿听去美国找父亲，高兴地雀跃，拉着我说：“我要到美国去见父亲，去美国见父亲！”
“好，去美国。”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答应女儿。
割断情丝，结束了那闪电般的再度相恋。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青梅竹马的恋人。听说，他至今未婚。——我并不亏欠他，但我感到亏欠他。他为什么不找一个比我更适合的女生？——留学，爱情；外省人，台湾人；多少情仇爱恨，多少悲欢离合！
终于，结束了比牛郎织女更苦的日子；终于，成了比孟姜女幸运的女人。但是，我还会时常想到他们，牛郎织女、孟姜女，虽然那只是神话故事。
我还要添一句，我把十年的离别之苦写得很短，我把初恋之情写得很淡，因为那太苦了；人生已经够苦的了，我希望“挥一挥衣袖”，不带走那年代北美留学生分离之妻内心比黄连更浓的苦涩。谁知道，那苦难的美国梦又在等着我。
在美国的日子里，我最敬佩的是王永庆。他是台湾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典范。每当在一筹莫展的困境中，我不由经常想到他的创业精神。
我们一家三口在美国团聚了。高兴的是女儿，她再也不用被人指着脊梁骂她没有爸爸。可是日子过得比在台湾苦。
德森拿出他从牙缝里省下来的辛苦钱，我们在黑人聚居的三街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因为那里租金便宜，而且治安很差，很少有人敢在那里开店，生意上的竞争少。
开张第二天，隔壁小店的老板娘王太太过来串门。她开店比我们早几个月。提起生意，她唉声叹气：“这里治安太差，警察也管不了。出了事，只要不是人命关天，警察半天都不来。”
“真的？”我很吃惊。
“那些小偷、强盗很猖狂，警察拿他们没有办法。”王太太直摇头。
“警察没有办法？”我很担心，“美国怎么是这样的？”
“美国讲人权，对惯犯处罚往往太轻，对普通老百姓处罚常常太重。”王太太告诉我，她是从香港来美国留学的，学教育，她说，“我们邻居打了几下小孩，有人报警。警察马上就来，说是虐待儿童，把母亲抓去，小孩由专门的机构代管。”
“那怎么办？”
“好在她没钱，政府还得为她请律师，为她支付所有的费用。如果是小康人家，律师费至少几万美元。受罪啊！”看我说不出话来，王太太接着说，“所以家长很难管孩子，老师很难教孩子。如果周围环境差，孩子很容易学坏。美国犯罪率想不高也难。”
管教孩子，这不难。虽然孩子一个又一个出生，生活清贫，我从来也不把气出在孩子身上，从来也不打孩子。可是这环境……果然，我和德森开始了在枪口下讨生活的日子。虽然店里装上和警察局相连的报警器，可是不时会有游手好闲、身强力壮的男男女女到店里，满口脏话，顺手拿了货物就走。
“不要拿。我们是穷人，家里还有孩子，一家人就靠这吃饭。”我求他们。他们理也不理。
一天上午，我一个人管店，突然莫名其妙被棍子打昏。在医院里醒来时，大女儿放声大哭。
我说：“美筠不哭。”
女儿泪流满面地说：“妈妈，你还痛吗？那坏人为什么这样可恶？”
我轻轻抹去她的眼泪，说：“因为他们不好好读书。好的工作不会做，差的工作不肯做，就去做坏事！”
“妈，我一定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份好工作，赚钱养你和爸爸。你们再也不要在坏人区开店了。”
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女儿帮我擦眼泪：“妈妈，不要难过。”
“妈妈不是难过，”我露出微笑，“你这样孝顺，这样上进。妈妈高兴。”
从此，美筠发奋读书。刚从台湾到美国的时候，女儿英文不行，10岁的她从三年级留级到一年级。她努力补英文，暑假也上暑期英文班，很快追上去，成绩优秀，一路跳级。后来，她17岁从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又进了全美著名的大公司Northrop Grmman，不断被提升，进入公司最高的管理阶层，担任总裁。这是后话。
我被打昏的时候，店里的钱被抢了，货物也被拿走。所幸没有留下后遗症。最危险的一次，几个年轻人进店，有一个上来就卡住德森的脖子，用枪对着他的头。我被吓得魂飞魄散，慌忙中按下报警器。也是德森命大，匪徒听到有警车的响声，放开德森逃跑了。老天，这过的什么日子？生存为什么这样难？
有一天，天色暗了，我们把店门关上在店里清点货物。没想到，有几个强盗破门而入，拿着手枪对着我和德森，明目张胆来抢钱。他们拉开收银箱，仿佛是他们自己的钱箱。我急得眼泪都流出来，哭着说：“不要拿钱。家里的孩子还等着吃饭。”
德森还来不及阻止我，他们已用枪指着我恶狠狠地说：“闭上你的嘴！”手法熟练地掏光了钱，大摇大摆走人。等警察来，他们早就逃得不见踪影。我和德森还在那里吓得直抖，暗暗庆幸我们再一次大难不死。
迟到的警察唯一的任务是记录我们讲述事件的经过。警察每次都不忘一再叮嘱我们，钱和货物任强盗拿，免得被开枪打伤打死。——这是警察保护我们的主要方法，他们是一片好心。可是他们说得轻巧，并不关心穷人赖以活命的钱被白白掠夺了，也不管我们除了自认倒霉，得不到任何补偿。王太太曾告诉我：“只要不死人，警察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这是美国吗？我很想大声说：“警察先生，你们是干什么的？店里发生的偷抢没有一件破案。”——可是破了案又怎样？他们是穷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进出监狱是家常便饭，警察局挂了号的。唉，乱世用重典，这在美国行不通。
不久，刺耳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的警号声，呜啦呜啦，尖叫着由远而近。出事了，对面酒店的老板被枪打死了。血淋淋的场面，我不敢走近，远远的只见老板蒙着白布，从店里被抬走。
那天晚上，我和德森久久不能入睡，被酒店老板死于非命吓坏了，一直在讨论我们的小杂货店怎么办。开下去吧，不知道哪天把命送了；不开吧，生活靠什么？在没有结论的迷迷糊糊中，我们睡着了，不久又醒来。几个晚上都睡不好。德森的压力更大，从此落下了高血压的病。
店是不能再开下去了，可是也不能马上关门断了生计。提心吊胆，骑马找马，到处找人卖店。终于赔本把店卖掉了。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找到一家待售的咖啡店小生意，把杂货店卖掉，买下咖啡店。为了安全，也为了女儿上学方便，我们在旧金山中国城租了一个很小的睡房，只放得下两张床，一张是窄的双人床，一张是女儿的小床。
再也不用担心随时可能有人闯入店里，用枪指着我们的脑袋。想想王永庆卖米起家的故事，我和德森力求店里的咖啡和食品价廉味美，招呼客人热情周到。嘿，上门的客多了，生意在我和德森的用心经营下，有了起色。咖啡店生意虽然很累，却本小利大。渐渐地，我们赚的钱多了，就再开咖啡店。后来学习美国的连锁店，一连开了十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