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宏甲江苏人。皖医主任医师，301耳研所客席教授。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2004年获总统奖状，创福音听力、耳鸣中心，义诊10年。
梦由
自我记事起，就常听行医的父亲提到他的两位美国老师：一位是江阴福音医院的李克勒（Liclor）医师，他是一位坐轿子（出诊交通工具）行医的美国医师；另一位是上海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老靶子路疗养院（解放后的海军医院）的米勒尔（Miller），他是一位较早就提倡素食的美国著名医师。
当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时，常听到“美国”两字，是从大姐的口中。那时，她在江苏镇江桥头镇教会学校读书，常带回来一些有趣的故事：她的一位美国女老师拉珀丝（Rabos）怎样管教寄宿女生，调皮的她们又如何捉弄这位美国老小姐等等。
直到抗战后期，我就读重庆磁溪口松堡三育研究社（学院）时，教我们英文的是葛立德师母（Mrs.Greaty）和她的先生葛立德牧师。恩师们不仅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如何去爱人、助人。他们身教重于言教，曾无私地资助过我和其他学生。
基于家庭、学校教育，从幼年到青少年，耳濡目染，终于孕育了我的一个甜美的留学“美国梦”。
梦变
1945年抗战胜利，我只身搭民船，并帮船工划船安抵上海。1946年在上海，与“三育”教我“分析数学”的黄老师相遇，他正忙着为赴美留学筹备资金，向我借了一百五十美元，并允诺他抵美后第一个就为我办入学手续，其师母排我后。那时，我因半工半读积攒了一点美元，也是为自己留美而备。
翌年，接到黄老师为我办就PUC（Pacific university，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办）的入学通知书。适时，内战正酣，时局危急，人心惶恐。身为长子的我，不忍别双亲，涉洋西渡求学。加之，经亲戚介绍，认识了一位秀外慧中的女友，即今之老伴。那时的我，真可谓“不要江山（学业）爱美人”！除上述二因外，还有一机遇可代之留美，那就是教会选送七位学生入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我是其中之一。于是，我入读圣约翰大学医预科专业。
转瞬间，时至1949年。从此，海峡分割，兄弟阋墙。留学梦的美国，成了“美帝国主义”。“崇洋媚外”、“美蒋特务”等帽子已压得我窒息，哪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叛国投敌”？！
圆梦
时光如闪，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生机，1988年由中国内耳专家姜泗长老师推荐介绍，我，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学生，到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同年12月31日，我偕老妻从上海搭机先抵洛杉矶堂姐佩玉家。七天后，我只身乘灰狗（Greyhound Bus）至斯大医学中心耳鼻喉头颈外科报到（1989年1月10日）。内子一周后到斯大。
说来也真难为情，我俩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竟然无力买两张飞机票。为了圆我的“美国梦”，无奈何，只得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四处奔走，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筹资。也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烧香拜佛”，医院才批准预支我一年薪资（一千多人民币），余则向诸亲友们借了几千元，合计约一万元人民币。除掉两张飞机票钱，囊中还剩八百多元。就这样，我们来到了一心向往、酣睡不醒四十几年的“迦南地”——美国。
从未负债的我们，为了圆“美国梦”，竟背了几乎是天文数字的债。那时，神州大地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人被称为“万元户”，而我们却是负债的“万元户”！为了还债，内子不得不放下中学高级教师（相当于副教授级）身份去当Babysitter，在斯大图书馆打工挣钱还债，约半年打工所得辛苦资，才还清了全部债款。
再说，我初到斯坦福，当时的学生会长许，帮我安排在研究生楼，与一位博士生合住一个bedroom，我暂住客厅。第二天正式上班，Dr.Willard Fee就指着他桌旁放着的约一尺多高的资料说：“这些都是控告医生的，要我评估。”我不解其意，也没敢多问。
当他带我参观手术室时，室内温度很高，他劝我脱掉毛衣再穿隔离服。我因毛衣内袋里缝了八百美元，不敢让它离身，只好说，我不热。谁知，不一会儿，大汗淋漓，不得不如实禀告。Dr.Fee笑着，一面把我脱下的毛衣放在办公桌有锁的抽屉内，一边说：“在美国，钱都存银行，一般人身上不带现金，明天我带你去银行。”
Dr.Fee还告诉我访问医生的工作职责，每天参加朝会。会中，主任安排当天工作及讨论病例，尤其是手术前的病例讨论。我无须参加实习和住院医生每天查病房，但必须参加主任医生一周一次的查房，此外出门诊。但有一条规则必须严守：参与以上工作只可动脑、动眼、动嘴，切切不可动手！为什么？怕病人控告！哦！此刻，我才领悟了第一天Dr.Fee为啥介绍他办公桌旁一叠要他评估的资料的用意，我不需写病历，也不用管病床。
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深有感触：美国医生一室一病人；而中国几个医生共一室，病人室外候诊，病患可自由出入，影响工作。美国医生一天顶多看十个八个病人；而中国医生一天看十几二三十个，甚至更多亦是常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医生看的病人、见的病例、做的手术，大大超过美国同行。换言之，同样年资的医生，其经验要比美国的丰富得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美国的医疗器械先进，中国则望尘莫及。
记得有一次门诊，一位胡姓女患者，鼻咽腔上长一包块，被诊断为NPC鼻咽癌。美国医生直言告诉患者，那位胡女士当即吓得虚脱。Dr.Fee百般安慰她不要害怕，说我们为你请了一位中国来的专家会诊。我仔细察诊后，很自信地说：“它不像NPC，像血管纤维瘤。”
病例报告证实我诊断无误。此后，Dr.Fee就在朝会上宣布：大家要尊重Dr.Tang的意见。不久，又请我做Fellow，我误听为Follow而婉拒。事后想想，我之所以婉拒，实出之“放不下架子”。我身为主任医师，背后跟的是下级医师，如今，要我这一把年纪的老医师，跟在年轻医师后，心不甘，情不愿，脸放哪？朋友知之，几乎异口同声讥之“Stupid！”说傻瓜也好，说神经病也能，唉！世间啥药都有，就是找不到“后悔药”。
由于我是自费来美，访问学者没经济补助，加之，我又因误听婉拒申请Fellow，百般无奈，放不下的架子，现实逼得你不得不放下，打工谋生第一。两年里，除内子打工外，我亦业余打工。
ENT（耳鼻咽喉）是一门精细洞腔外科学，步入老年，我怕手术台站不动，眼花、手颤影响工作，就专攻听力。当结束两年访问工作后，要“圆梦”，就得努力学习。于是，我真正开始一个老留学生的学习生涯，夜读San Jose州立大学助听器硕士班，又相继考了三个听力方面的执照。并于1992年12月创办了旧金山湾区第一个华人福音听力、耳鸣中心。
十几年来，我已为三千多重听者热忱服务，并为其增进听力；举办一百多次健康讲座；参加三次中文电台讲座及答听者问，一次专栏时间被访；还为《世界日报》“听力专栏”撰写了六十多篇科普短文。又当“福音听力、耳鸣中心”成立十二周年之际，受已故湾区德高望重的祖炳民教授代表布什总统颁发奖章、奖状以资祝贺、鼓勉。
喜逢八旬老翁我，儿子继业传薪火。虽然如此，自1993年起我开始为社区做义诊，坚持至今；2002年起，又在每月的第二个周一为社区Mountain View老人中心长者做Hearing Test，也有九年之久；2011年7月起，又为Palo Alto老人中心长者们做听力测试。看到老人们的笑脸，我感到这就是美国的优越。
啊，甜美的梦，漫长的梦！我的留学“美国梦”自幼至桑榆，我的“美国梦”酸甜苦涩辛。我的“美国梦”幻境已成真，我的“美国梦”甘为聋人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