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的“出恭”在一些史料中有零星记载。太后说要传官房，几个宫女就去分头准备，一个去叫管官房的太监，一个去拿铺垫，一个去拿手纸。太后官房是用檀香木做成的，外表雕成一只大壁虎，壁虎的四条腿就是官房的四条腿，壁虎的鼓肚是官房盆屉，尾巴是后把手，下颌是前把手，嘴微微张开，手纸就放在其中，壁虎的脊背正中有盖子，打开后就可以坐在上面“出恭”了。官房里放有干松香木细末。太监要把用绣云龙黄布套裹着的官房顶在头上送到太后的寝宫门外，请安以后，打开黄布套，取出官房，由宫女捧着送进净房里，宫女把油布铺在净房地上，把官房放在油布上，再把手纸放进壁虎嘴里；太后完事后，由宫女捧出去，交给太监，太监仍然用布套包好，举到头上顶出去，清除完脏物后，擦洗干净，放入新的干松香木细末，等下一次使用。
宫中虽然可以如此，羁旅途中自然不能这样烦琐，一路车马，也不方便端来端去的。1903年3月，慈禧以恭谒西陵为名，要乘上火车抖抖威风。卧室内，面对着车窗放置着特制的铁床，床上被褥枕头应有尽有，用幔帐围着。床的一侧有门，打开即是大小便用的如意桶。桶底铺着黄沙，再灌进水银，粪便落入不见痕迹。桶外用宫锦绒缎套罩着，看上去像一个绣花坐墩。
清史家孟森的描述是：“……车中备铁床、 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幔围之，床身购诸肆，嫌柱稍高，截其脚而移高其床面。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一绣墩。车身亦（遍）套黄绒，而以缎贴里。”这种如意桶，可算是当时登峰造极的高级卫生设备了。
清代官吏摆谱的排场到底有多大
清朝官吏有许多坏习气，其中之一就是摆官谱、讲官派。所谓官谱、官派，就是做官的排场、派头。民国时有位深知清代官吏此习的人评说道：“前清旧官僚习气最为可恨，当其未得志时，徒步而行，不以为苦；一登仕版，出入非肩舆不可，一若天生两足为无用者。不宁维是，一切起居动作，均须依赖他人，甚至吃饭穿衣亦须奴婢相助。官愈大，则此种习气愈甚。”实际上，清朝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表现还有很多，包括衣食住行、说话办事等各方面。官场中人的普遍看法是：做官就应当有官谱、官派，不然算什么官？所以，一旦为官，便要摆谱、讲派。即使条件不允许，也要想办法硬摆穷讲。下分六个方面来看清代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情况。
一、官员出门时鸣锣开道、仪仗威武的排场，尤能体现官谱官派。《官场现形记》里的钱典史说到州县官要靠鸣锣开道显示官的身份：“我们做典史的，既不比做州县的，每逢出门，定要开锣喝道，叫人家认得他是官。”清制，各省文武官员自督抚到知县，外出时皆有仪仗，仪仗依官品分等级。督抚的仪仗是所谓“八座之仪”，即：以小红亭（头亭）为前导，次为红伞（避雨之用）、绿扇（障日之用）及鸣锣者4人，其后为肃静、回避木牌各2及官衔牌，再次为红黑帽皂役各4人，呼喝不绝，再后面是骑而导者1人（俗呼顶马）及提香炉者4人，然后是本官所乘绿围红障泥大轿，4人抬之，4人左右扶之（即八抬大轿），轿后为戈什哈（巡捕）2人和跟马2骑。《歧路灯》里写学台出行时其仪仗走过的情景：“只见刺绣绘画的各色旗帜，木雕铁打金装银饰的各样仪仗，回避、肃静、官衔牌、铁链、木棍、乌鞘鞭，一对又一对，过了半天。……金瓜开其先，尾枪拥其后，一柄题衔大乌扇，一张三檐大黄伞儿，罩着一顶八抬大轿，轿中坐了个弯背白髯、脸上挂着镜看书的一位理学名臣。”如果官员出行走水路，则必择高大楼船，舱门贴红纸字条，旗、牌、伞、扇插列舱面，也鸣锣开道，锣声一响，行舟让路，两岸肃然。出行鸣锣的次数，依官职而不同，其含义也不同。州县官出行鸣锣，打3响或7响，称为三棒锣、七棒锣，意为“让开”“军民人等齐闪开”（一说“君子不重则不威”）。道府出行鸣锣，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节制武官的大官出行，要打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总督以上官员出行，因是极品，打十三棒锣，意为“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官员出行时鸣锣开道，被认为是必行的官仪；无之，则被认为不成体统。如郑板桥夜间出巡不鸣锣开道，不用“回避”“肃静”牌子，只用一小吏打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为前导。时人对此都看不惯，他的朋友郑方坤说他“奇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
二、京官到衙署时，皂隶要在门口迎接侍候。如是堂官，则有4名皂隶在前面扬声喝导而进；如是司郎官，则有1名皂隶导引，只作遏声。清前因居士咏此官派云：“京官体统亦尊荣，舆从临衙皂隶迎。分引诸司惟有遏，堂官对导共扬声。”
三、住宅要讲官派，表现之一是讲求宅第宏敞气派。如李慈铭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仍愿出高价租赁宏敞的大宅。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他租居位于北京保安寺街的故闽浙总督季文昌的旧邸，其邸有屋20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气派阔绰。当时他的年收入是123两银子，而房租就达48两。表现之二是在宅门上贴上可以显示官派官威的“封条”。北京宣南一带官宅多贴有标有官衔和禁人“喧哗”字样的“封条”，以壮观瞻，以示荣耀，以警行人。有两首竹枝词是咏封条上标有官衔的：“陆海官居各表之，衔条比户贴参差。长班领客无须问，但到门前便得知。”《日下新讴》注云：“京城内外有职者，于所居临街大门之上，各贴官衔封条。”“居官流寓仕京朝，门示头衔壁上标。待得春秋亲校士，红笺添并两封条。”《燕京杂咏》注云：“官宅禁示闲人。”红条书主考官姓名、职务：“贴大门以示荣”。又有两首竹枝词咏贴封条禁人喧哗。其一：“封条处处禁喧哗，小小门楼也宦家。为问何人曾入仕？舍亲始祖作官衙。”《草珠一串》其二：“每做京员势必添，两条四块甚威严。喧哗禁止偏难止，多半门前壮仰瞻。”《增补都门杂咏》关于禁喧哗的字样和所谓“两条四块”，《官场现形记》描写道：京官吴赞善家的“大门之外，一双裹脚条，4块包脚布，高高贴起，上面写着甚么‘詹事府示：不准喧哗，如违送究’等话头”。
四、吃饭讲排场，讲派头。一些官员食必方丈，根本吃不了。待客时，客已停箸，菜肴却仍在上桌。知县大老爷吃饭的仪节是：一个神气活现的家丁快步跑到签押房门口，把门帘高高打起，大喊一声“请大老爷吃饭啦！”喊完再撑着门帘恭敬地肃立在那里侍候。
五、摆官谱、讲官派对于官瘾十足的人来说，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有的求官者官位还没到手，就摆起了官谱；有的官却在已经失掉官职后，仍在摆官谱。《官场现形记》里有个黄某，祖上办盐，“到他手里，官兴发作，一心一意地只想做官。没有事在家里，朝着几个家人还要‘来啊来’的闹官派”。某都统被革职回到家乡，但官习不改。每天起床后吸鼻烟时，便有仆人持官衔手本数十份，立在旁边，依次呼手本上的姓名：“某大人拜会——”，“某老爷禀见——”，然后躬身待命。都统吸完烟，便挥手令仆人出去。仆人走至中门，再大声呼曰：“道乏——”（拒见客人的客气话，意谓你辛苦了一趟）。如此程序，就像演戏一样。每日行之，都统便觉得心神舒泰，否则便寝食不安，如患心病一样。
六、许多官僚自己摆谱还不够，家人婚丧做寿也要大讲排场。晚清上海知县叶廷眷上任3年，其母做寿的排场一年比一年大。以寿筵为例，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烧烤2席、鱼翅13席、次等鱼翅12席；十二年变为烧烤2席、燕菜2席、鱼翅14席、次等鱼翅10席；十三年又变为烧烤3席、燕菜3席、鱼翅21席，另送同乡30席（中等鱼翅5席、次等鱼翅13席、海参12席）。对本衙和外衙随官前来贺寿的差役仆人也请吃寿面、给赏钱，连县狱里的犯人也赏面赏肉。有一年请吃寿面的数目竟达2050碗。
北洋政府四位总统下野后的最终归宿
黎元洪：息影津门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1864年出生，1911年武昌起义时被革命军抓来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兼总司令，成了推翻封建帝制的领导人，1912年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1916年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在民国初期政坛上，黎元洪向来是北洋军阀操纵利用的工具。袁世凯当道时，他被软禁在大院里当装聋作哑的“黎菩萨”。袁死后，继任大总统，无兵无权的他，只有做北洋政府的橡皮章，听从段祺瑞的摆布，稍有不从，段就请来张勋的辫子军，搞了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把戏，被赶下了台。1922年又被曹锟放到了民国大总统的位置上对抗广东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久就被曹锟轰了下去。
下野后，黎元洪在天津的住宅内建了一个网球场，经常在下午打1小时的网球。冬天到来时，网球场改为滑冰场。黎元洪一向爱好书法，归隐后更是乐此不疲，各方仰求墨宝者络绎不绝。他对武昌起义纪念日非常重视，每逢这天，都准备焰火和露天电影，让群众在他的寓所内共同欢庆。黎元洪注重实业投资，投资兴办了数十家企业，并向银行贷款。1924年，因为银行追索本息，被迫将北京东厂胡同的住宅出卖。
1926年，黎元洪突患脑溢血，次年好转。1928年初夏，偕同夫人到英租界看马赛，旧病复发，不能言语，6月3日去世，终年64岁。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全国各地下半旗致哀，鸣礼炮17响。黎元洪成为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享受国葬隆典的第一人。
冯国璋：解甲归田
冯国璋，河北河间人，1859年生，北洋三杰之一，直系军阀的创始者， 1917年出任代理大总统，1918年10月，代理期满下台。他一向善于敛财，经营活动大多集中在金融和地产上。在老家拥有良田千亩，在江苏南通与人合办盐垦公司，占地70万亩。1919年集资1000万元拟办开源实业公司，并先后开办兵工厂、铁矿和电灯公司。同时，念念不忘联络旧部筹建新党。死后发现他的军火库有价值60万大洋的武器，有一半是冯国璋以前打仗的战利品，一半是他用私人财产购买的毛瑟枪。担任代理大总统时，冯国璋用了25节车皮运到沧州存放。1919年12月12日，与朋友会谈时，冯国璋突然发病，28日去世，享年62岁。国务会议决议花京钞5.8万元为冯国璋治丧。1920年2月2日，灵枢归葬河间原籍。
徐世昌：退耕修道
徐世昌，天津人，1855年出生在河南，袁世凯的老朋友，晚清政府的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1918年当选为总统，1922年被直系军阀赶下台。
下野后，徐世昌在天津英租界做了17年的寓公。为了表示解甲归田，他在住宅内专门辟出一间取名“退耕堂”，并自号“退耕老人”或“退叟”。住宅占地10亩左右，其中空地很多，他命佣人开畦种菜，有时还自己动手锄草。此外，他的夫人曾在河南辉县购置田地，准备徐世昌归隐，只是从没有派上用场。日常生活中，徐世昌精心修道，每天叩头100个从不间断。徐世昌工诗善画，大部分时间用于写字作画，以文会友。编辑出版了《清儒案》《退耕堂政略》等10多种书籍。
汉奸王克敏、伪天津市市长潘毓桂、日本师团长板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多次劝说徐世昌出任“华北的领袖”，徐世昌闭门不见，并从此装病。不料弄假成真，1938年冬天，患膀胱瘤，1939年6月5日病死，终年85岁。临终遗嘱，不发讣告，归葬河南辉县，不修墓工，衰土树石。但是由于战乱，灵柩一直未能归葬河南。
曹锟：跌为平民
曹锟，1862年出生，天津人，贫苦人家，卖布出身，但在这四位总统中算是最有实力的。1923年以贿选手段当上民国大总统，1924年10月，冯玉祥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限曹锟交出印玺，通电辞职。1926年曹锟想复职的念头彻底破灭，只好过起了寓居生活。跌为平民的曹锟似乎又找到了自己童年的身影，许多穷邻居找上门来，和他交朋友。每逢夏天夜晚，曹锟的院子里常聚集着许多卖大碗茶的、拉洋车的、卖菜的小摊贩，曹锟和他们一样光着膀子摇把大蒲扇，坐在小板凳上喝茶聊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还千方百计拉曹锟当傀儡。曹锟在夫人的劝导下，发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伪河北省省长前来当说客，都被曹锟夫妇轰走。
1938年5月17日，曹锟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日本方面送来不少抚恤金，被曹锟夫人拒绝。6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史记中的几个著名饭局
最早将请客吃饭作为革命手段的是公子光。
公子光是一代枭雄，他的事业和伍子胥有关系。当年，伍子胥背负血海深仇从楚国逃亡到吴国，他的心被仇恨所炙烤，父兄的死如同巨石时时刻刻压在他的心头，让他食不甘味，度日如年。
但是，伍子胥很快就发现，吴国当时的大环境根本不适合他报仇。公子光是吴国政坛的实力人物，在伍子胥看来，公子光在国内有夺取王位的企图，因为每当伍子胥提倡议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公子光总是冷冷地说：“那个伍员，父亲、哥哥都是被楚国杀死的，伍员才讲攻打楚国，他这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并不是替吴国打算。”伍子胥的报仇愿望被吴公子光给彻底搅黄了。为了自己的复仇目标，伍子胥决定先帮公子光，然后再让公子光帮助自己实现自己报复楚国的计划，因此，伍子胥就将刺客专诸推荐给了公子光。
让我们先来看看公子光到底为什么有夺取王位的野心：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余祭、夷 、季子札。在吴王的几个弟弟中，季子札最年轻也最为贤明，因此深受吴王诸樊的喜欢。在吴王的心里有一个埋得最深的秘密，那就是，无论如何将来都要让贤明的季子札当上吴王。于是他决定采用“兄终弟及”的王位传递方式，想依照兄弟的次序把王位传递下去。反正季子札还年轻得很，将来一定有机会做吴王。主意打定，吴王诸樊就坚决不立太子，死后就把王位传给了余祭。余祭死后，王位传给了夷。夷 死后本当传给季子札，季子札却逃避不肯就任。吴国人没办法，只好拥立夷 的儿子僚为国君。
别人都无所谓，但公子光却受不了了。本来他的老爹是吴王，按正常的程序，吴王的位子非他莫属，谁知道，老爹却突然打破了正常的程序，弄什么“兄终弟及”，“及”来“及”去，王位却“及”到了本来不相干的另外一个人头上去了。他这个正宗的吴公子最后却被动出局，成了一无所有的旁观者。他心中暗骂：“如果按兄弟的次序，季子当立；如果一定要传给儿子的话，那么我才是真正的嫡子，应当立我为君。”谁能说公子光说得没有道理？
心怀失落的公子光开始组建自己的队伍，有了队伍就有了依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这一等就是将近十年的工夫。
